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
李炎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李炎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李炎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唐武宗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坚决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故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
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的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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