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
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
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
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许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
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炀帝时,命僧人法果在洛阳缩写佛经经目。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朝统治者虽也有几次抑制佛教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还是提倡的。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
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
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拥有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
代宗时,彭偃就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么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了。因为存在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教斗争中的一个回合。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
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
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中涉及到她当女皇的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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