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大唐新语·卷八》:“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一、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 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
三、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载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年),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
武则天时期,非常重视科举。科举改制是武周革命重要的政治策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研究武周革命者,如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武后政治”一节,认为武后暴主任刑,着力揭露其高压手段和强硬作风,于其科举用人则否定批评,没有充分关注科举改制之于武周革命的意义。
其二,对于武则天的科举改制,学界重视不够,其实,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义及杂稿》、《金明馆丛稿初编》等论著中,早已明确指出,武则天科举改制旨在打击关陇贵族,对其颠覆李唐王朝的意图,从不同侧面曾做出过重要论断,他认为科举在武望之时特见隆重,武则天通过科举竭力使文学、经学分途,文智与武力分途,将科举与文学两相绾合,以科举对抗门荫世袭,以文学来弱化经学。武氏的科举改制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关涉门阀观念、儒学态度、文学思想等诸多方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指向为经,以科举改制为纬,发覆其深层内蕴。
传统观念来看,武则天在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上,其最大阻力来自两个向度:女人角色与庶族出身。武氏重视科举,是因为武周革命所遇到的难题,科举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科举制度是基于反门阀而出现的,它在发展过程中,生成权力集中性、斗争性、开放性、公平性与儒学化等主要特征。权力集中性与斗争性相伴而生。权力集中是科举制度生成的终极目标,而斗争性则是权力集中的手段,旨在对抗地方分权和地方垄断,通过开放性和公平性,达到权力集中的目的。
而被赋予正统性质的儒家思想科考内容,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士子驯化为忠实的臣仆,这对于固化统一政府的权力集中性,极为奏效。以上诸多特征,权力集中性、斗争性、开放性、公平性是科举的结构性特征,而儒学化则是其精神属性。前者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精神属性虽然能够按照历史的惯性发展,却可以被改易。武则天敏锐地认识到科举的特性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于是他改制科举,发展了科举的结构性特点,并利用文学来改造原有的儒学化精神属性,从而引发了一场前史无前例的社会巨变。基于女性与庶族这两大革命难题,武则天科举改制的目标始初便直接指向了儒学与旧门阀。
武则天一方面从精神层面,通过崇文抑儒来弱化儒学的影响,一方面将科举利益大力向庶族倾斜,以此来消解旧门阀特权,以新贵族群体的扩大来打击旧门阀。此其破也。科举制度的儒家精神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唐太宗时期,在学校建制上,使得科考生员教育儒学化、科考重点儒学化,以及政府对于儒学权威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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