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什么要杀叶伯巨

叶伯巨，明浙江宁海人，字居升。洪武时以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通经学，有见识。洪武九年（1376年）上书，称天下可患者三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太祖盛怒，谓其离间骨肉，下刑部狱，瘐死。

人物生平

叶伯巨，字居升，元末明初浙江宁海人。元末即有文名，弱冠游于卿大夫之间。明洪武初年以通经学入国子监学习。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朱元璋下诏，选国子监学生分赴北方任职，宣政教化，废元末轻文之陋俗，振兴民间读书风气。伯巨被分发山西，任平遥儒学训导。

星变

洪武九年(1376)，因天象出现异常情况，旧世称为星变，封建社会人们认为是上天示警，标志着国有大难或天下有不平之事。朱元璋遂下诏，要天下人士上书朝廷，指出政治得失或不公之处，提出批评或建议。伯巨读诏书后决心针对朝廷得失，上书指明关乎国政典宪的一些大弊端，劝谏皇帝 。对朋友们讲：我认为"当今天下所能造成大祸患的有三件大事，两件事容易看清但爆发迟，一件事难以看清却爆发早，即使皇帝不下诏求言，我也有心上书言明，何况皇帝明白下令要人们大胆直言 ，我决心上书奏明所看到的问题。"遂起草《奉诏陈言疏》，疾呼"当今之事，所过者有三：分封太侈也 ，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批评朱元璋错误地对待有知识者和文人 。看到伯巨的奏疏 ，直斥其忌 ，气得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速逮来，我要亲手将他射死!"于是派官兵星夜奔驰 ，将伯巨解往南京。抵京后朝中大臣才知其言引起帝怒，有心保护，由丞相趁朱元璋高兴时上奏伯巨逮到，并请求让刑部审讯治罪，朱元璋同意。伯巨被关在刑部监狱，受尽虐待，活活饿死。

先见之明

叶伯巨死后，历史无情地教训了执意逆流而行的朱元璋，死后尸骨未寒 ，其孙朱允(建文帝)即与诸王产生矛盾 ，实行"削藩"之策，其叔父燕王朱棣袭夺北平全城 ，发兵以"靖难"为名争夺天下，半壁江山再次遭受三年多兵火浩劫 ，百姓深受祸害，而朱元璋所寄托以天下重任的孙皇帝也被赶下台，一说自焚死于大火，一说逃出为僧。时人及后世均服伯巨有先见之明，并以耿直敢言之誉载入史册。

史料记载

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籓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古者之断死刑也，天子撤乐减膳，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牲，固欲其并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则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

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且夫强敌在前，则扬精鼓锐，攻之必克，擒之必获，可也。今贼突窜山谷，以计求之，庶或可得。顾劳重兵，彼方惊散，入不可踪迹之地。捕之数年，既无其方，而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骚动数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鸡犬不得宁息。况新附之众，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许其复业。今附籍矣，而又复迁徙，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赋税增。今责守令年增户口，正为是也。近者已纳税粮之家，虽承旨分释还家，而其心犹不自安。已起户口，虽蒙怜恤，而犹见留开封祗候。讹言惊动，不知所出。况太原诸郡，外界边境，民心如此，甚非安边之计也。臣愿自今朝廷宜存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残酷裒敛者罢黜之。凤阳屯田之制，见在居屯者，听其耕种起科。已起户口、见留开封者，悉放复业。如此则足以隆好生之德，树国祚长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变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始称富庶。盖天下之治乱，气化之转移，人心之趋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大正，法令修明，可谓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幕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臣愚谓天下之趋于治，犹坚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阳所能骤致。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得以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空言也。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古郡守、县令，以正率下，以善导民，使化成俗美。征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论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风纪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导德化，访察善恶。听讼谳狱，其一事耳。今专以狱讼为要。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节而不暇举，所谓宣导风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赃吏、决一狱讼为治，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风宪未审轻重之失也。

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论其秀而升于太学曰俊士，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考之之详若此，故成周得人为盛。今使天下诸生考于礼部，升于太学、历练众职，任之以事，可以洗耳恭听历代举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先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诸时务，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为有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在者有几？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视昔，昔年所举之人，且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谓求治太速之过也。

昔者宋有天下盖三百余年。其始以礼义教其民，当其盛时，闾阎里巷皆有忠厚之风，至于耻言人之过失。洎乎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国，其本不立，犯礼义之分，坏廉耻之防。不数十年，弃城降敌者不可胜数。虽老儒硕臣甘心屈辱，此礼义廉耻不振之弊。遗风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谓莫若敦仁义，尚廉耻，守令则责其以家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急。如此则德泽下流，求治之道庶几得矣。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须令在学肄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办事，以观公卿大夫之能，而后任之以政，则其学识兼懋，庶无败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觊*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岁月，则阴阳调而风雨时，诸福吉祥莫不毕至，尚何天变之不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