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赴死是为了国家吗?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唯一一个未曾中断过历史的国家。在悠久历史和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事件、故事、人物和文化，这些都是宝贵文化遗产。今天，想要为您讲述的是于谦赴死是为了国家吗?的相关内容。

于谦赴死是为了国家吗?

于谦是中国明代的一位文人，他生于公元1398年，出身于浙江杭州的官宦家族。从他的高祖于夔开始，家族一度显赫，曾祖父于九思担任过杭州路大总管，祖父于文明时代成为了工部主事。然而，到了于谦的父亲于彦昭这一代，他不愿意入仕，在家乡钱塘过着隐居的生活。

受到严格的家教，年幼的于谦勤奋读书，并立下了精忠报国的志向。他的儒雅的文人气质和土大夫的情怀伴随他度过了一生。在他孩提时代长时间饱读史书的岁月里，他十分仰慕文天祥的气节，常常借用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于谦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尤其擅长诗词创作。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文人的情怀和哲理的思考，善于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虑，对文人士大夫责任感的思考，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展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于谦一生中曾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难，但他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秉持着礼义廉耻的儒家观念，对待他人和处世态度一直十分谦和，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他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荣光，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于谦的存在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和勉励。他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令人钦佩，他的作品传承了中华民族千年来儒家文化的精髓。于谦是一位伟大的文化人，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后人学习和崇敬的对象。

在长期饱读史书的儿时岁月，仰慕文天祥气节的于谦常以其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座右铭。

十六岁就读吴山三茅观时，即写下与之相映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率兵平定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反叛，于谦受命担任御史随征。朱高煦后来被剿灭，受捕入狱后，于谦奉令主审朱高煦，予之严词斥责，声色俱厉地数落了朱高煦不忠不孝的各项罪行，朱高煦趴在地上被骂得直发抖。

于谦的正词崭崭和凌厉执法由此传开，明宣宗为之大为赏识，经过一番考察后，对他的学识、气度高度认可，不久即升任于谦为巡按江西。

期间，于谦常轻装骑马走访所辖区域的父老乡亲，考察民生以及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项后，能办的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马上表奏朝廷处理。

如在三月间"粟米救济"缺粮的民户;在黄河口岸加固堤坝，避免汛期发生洪灾冲毁农田，令每个乡所设的亭长专管堤坝修缮一事;将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转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等等……

于谦注重民生和化解财政压力的这些举措，得到了明宣宗的认可，老百姓也呼之雀跃。由此，于谦迎得了极高威望，誉为为国为民的忠臣、能臣。不过，正直的于谦也因此树敌不少，带来被奸佞中伤的致命隐患。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宠信太监王振干政。随着主持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相继离世，太监王振便作威作福起来。

于谦回京觐见时，因没有向王振送礼，还写了一首"只有清风"的诗《入京》：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王振便诬告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怀不满，意欲与朝廷作对。于谦由此被下狱问罪，幸得河南、山西两地的百姓深感其大恩，为之请命申冤，又得同僚和周王、晋王等藩王的作证力保，于谦才得出狱，降为大理寺少卿，后转任兵部左侍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统兵大举来犯，王振便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遇全军覆没，明英宗自己也被俘。这就是大明历史上耻辱的"土木堡之变"。

大明一下转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幸得之前于谦没有随驾，被留下来主持兵部工作。在孙太后的支持下，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力排朝廷南迁等建议，固守京城，拥立朱祁玉为景泰帝，发起了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终于抗住了也先大军的进攻。也先在发还明英宗回朝后，撤兵远去。

大明迎来宝贵的安宁时期，由此，为官清廉人到中年的于谦便忠心耿耿地辅佐景泰帝明代宗整肃朝纲，铲除了王振余党，实现了一系列由乱而治的"中兴"举措，使大明渐渐恢复了勃勃生机。

谁知，还朝的明英宗被代宗皇帝幽禁于南宫后，在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享、左副都御使徐有贞、司礼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护下，发动"奇门之变"成功复位。

明英宗复位后，之所以要迅速处死于谦，除了于谦"不得不死"，因他死后，明代宗才没有翻盘的希望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于谦让明英宗在叹息之余深深嫉恨。

因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成了阶下囚之后，自然希望北京的大明朝廷早日把他解救回来。

谁知主持兵部工作的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忠于国家的主张，以"大义"取得临时执掌朝政的孙太后支持下，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玉为明代宗，改他为太上皇。

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主战想法后，得任兵部尚书，随及动员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为主的二十二万人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

也先见明英宗已无利用价值，颇有玄机地将其遣送回朝。此时的明代宗显然不愿意待见他，当即打入南宫监禁，失去了自由。

这一举措让明英宗仇恨不已，便把明代宗给予他的种种屈辱都算在于谦身上，认为是于谦帮助明代宗所致：不仅欺负了他，还算计他的儿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外，帮助明英宗复位的石享、徐有贞等奸佞都害怕于谦，对于谦严重不满，恨意也很深，都希望快速处死于谦后好握稳权柄。

代表武官集团的大将石享原本是于谦推荐的人才，只因于谦为官清廉，不满意石享以仅图报恩而"唯亲"地荐用其不堪大用的儿子，石享由此被于谦斥责后便暗生怨恨。

徐有贞与于谦早有仇怨。因"北京保卫战"前，徐有贞是力主"南迁"的首要分子，被于谦厉声阻止后从此而心生间隙。

那时，于谦仍是少保兼兵部尚书，手握军权。而石享等人的力量并不雄厚，仅仅是千余家兵，即便有曹吉祥的太监内卫追随，也很有限。

据有关史料记载，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的那晚，于谦正在军部衙门值班，得知消息后，仅对报告的手下说了句："什么国家大事?他自有天命，你只管去。"便置身事外，什么也没做，甚至也没去想，任凭石享等人拥护着明英宗去往朝堂复辟。第二天，于谦整理好衣服，仍平静从容地上朝。

显然不是。于谦完全可以迅速调兵，摧枯拉朽地剿灭"夺门之变"。他亦明白若明英宗复位后，自己必死无疑。

但忠于国家的于谦知道，那时明代宗已病危，离大限不远，他改立的朱见济又不期早早夭折……。即便他处置了"夺门之变"，大明又将何去何从?

一生正气的于谦，强烈的士大夫意识一袭来，立时把生死置之度外：谁当皇帝不重要，如今最关键是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天下的太平。

于是，于谦断然选择了放弃内斗，默许明英宗复位，甘愿接受明英宗对他报复性的处置：于谦一上朝当即被明英宗下令逮捕入狱，五天后以"图谋拥立襄王之子的谋逆大罪"被处死。

"当国家多难时，他以社稷为重，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所嫉，先帝已知其冤，朕亦怜惜他的忠诚。"

弘治二年(1489年)，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追谥"肃愍"。

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神宗改于谦谥号为"忠肃"。由此，他的作品《节庵诗文稿》便收录整理成《于忠肃集》传世。明史亦高度评价于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为于谦题写匾额：丹心抗节。这块匾就悬挂于北京于谦祠，如今是重点保护文物，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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