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一个奇异的社会主义国家

　　1893年《法暹条约》后，老挝摆脱泰国的宗主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而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心在越南。从此越南对老挝的影响超过了泰国。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出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导的 “印度支那共产党”。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越南与柬埔寨两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都是留法的，然后在本国发展，越南的胡志明、孙德胜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都是如此。而老挝的几代共产党的实际领袖 (不是像苏发努冯那样的挂名的)，从凯山·丰威汉、坎代·西番敦直到现在的朱马里·赛雅颂，都是越南培养的(凯山还有一半越南血统)，他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是军队司令、带兵的人。这两个特点，前一个使老挝革命具有更多的从越南输入的性质，难以深入本土社会，后一个使他们不像一些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凯山就有这种评价。

　　老挝革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越南军队打下来的，只是一种军事胜利。而老挝人民革命党自身力量不大，据说1975年掌权时党员也不过千余人，而且几乎都在军中，地方上近于空白。老、越、柬三国的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革命彻底胜利前共产党即使在自己的控制区也是“地下”的，柬埔寨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越南劳动党 (南方抗美时期是越党的南方局)都不公开，实际领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老挝的凯山和南越的阮文灵)也躲在幕后，出面活动的只是外围统战组织，如柬埔寨的“流亡政府”、老挝爱国阵线和越南的“越盟”(抗法时期)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抗美时期)，以及它们的挂名领袖(西哈努克亲王、苏发努冯亲王、阮友寿律师等)。历史较久实力较强的越共、柬共倒还罢了，本来力量很小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在这种条件下更难扩大影响。因此虽然在1975年后，随着老挝政权更迭，外交上也唯越南马首是瞻，但“社会革命”难以深入，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凝聚力并未破坏。

　　1975年革命胜利后，老挝乡土社会受到的实际冲击仍然有限。1978年老挝推行集体化曾导致一些恶果，但在尚未发展成饥荒前当局就发觉不妙，于是知难而退，也很快放弃了其他强行改造社会的尝试。当时越南的“革新开放”尚未开始，一些老挝人自豪地说，他们走在了越南人的前面。戈尔巴乔夫也有类似的回忆。但现在看来，所谓走在越南前面，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比越南多做了些事情，毋宁说相反，他们比越南少做了些事情。

　　如前所述，那时老挝人民革命党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大力发展组织，如今据说已有党员8万人。但是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放弃“阶级斗争”政策后入党的，思想不是很激进。老挝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残酷内斗或血腥清洗，虽然也曾有过排挤苏发努冯亲王之类的现象，但他也不过是靠边站而已。老挝还允许党员信教，8万党员绝大多数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响很大。与传统时代一样，政府中也有腐败，但不会为某种狂想去“折腾”老百姓，不会随便拿百姓做试验品去组装“新社会”。有人可以自己建豪宅，但不会强拆老百姓的陋居而将其赶走。他们可以自己钻营肥差，但不会取缔老百姓的“非正规就业”。

　　实际上，老挝政府在很多方面对社会的控制不强。比如，中资公司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必须自己与当地百姓打交道，办理购地和安置事宜。老挝政府是不会替你搞征地拆迁，再以此来“招商引资”的。“他们是弱政府，”一个朋友说。“村里的事都是长老说了算，他们并不管什么国家需要。那些长老只考虑本地人的利益，他们不听政府的。跟他们讨价还价很费劲。”我们知道，传统老挝乡村都有个长老会，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负责筹资维修本村寺庙(老挝几乎村村有佛寺)和其他村中公共事务。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的意志如何贯彻呢？“村里设有专门的政府代表，他负责办理政府交代的事。”但另一位朋友接着话说：据他所知，实际上此人通常就是长老会召集人的儿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因此还是要听长老的。

　　老挝与中国一样，投资项目需要先提出可行性报告，再经一系列政府部门审批。但国内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论证国家如何需要，项目本身又如何有效益。政府如果认可，通过审批决定上马，就会给你安排用地。但在老挝却是反过来的。可行性报告除了论证国家需要和项目效益外，还要说明用地是否已经解决，并把投资者自己与当地百姓草签的购地安置合同作为可行性报告的附件上呈，才能进入政府审批程序。也就是说，当地百姓如果不同意，可行性报告根本就递不上去。

　　老挝革命前就与越南、柬埔寨有个不同：后两国基本上就是亲美执政者与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双方对立，而老挝则是“左中右三方”：左派是亲越的“巴特寮”，右派是亲美的所谓“沙湾拿吉集团”，而以富马亲王为首的王国政府则是名义上中立的。尽管印度支那战争升级后“中立派”已经分化，万象当局实际上为右派所把持，但王国政府与富马首相的“中立”形式并未取消。战争结束时右派逃走，富马政府是以开门迎接的方式向“巴特寮”移交政权的，很多上层人物，包括一些未参加右派的旧贵族并未逃亡。新政权最初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久当然就翻了脸，把他们都抓到“革命老区”、全国最穷的桑怒省去劳动改造，富马亲王据说就死在了桑怒。

　　但是如前所述，老挝这段“激进”时期很短，“革新”以后就让这些人返回了城市，有趣的是却发还了他们的财产。于是这些人(现在当然基本上已是其后代)又成了富人。而且与那些新近出现的暴发户相比，一般老挝人对这些 “传统富人”的认可程度还要高些。我们在老挝听到不少人骂贪官污吏，却没有听到什么人骂他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由于万象写字楼极少，中资公司通常都租用这类富人的别墅小楼来办公。其中一家中资办事处是前王国政府万象警察局长出租的，气派的西式洋楼有罗马式柱廊，清一色红木装修，豪华了得。此老当年也被抓到桑怒劳改过，历劫不死，回来还是个人物。据说他这类小楼有好几栋，一栋自住，其余出租。他自己既不经商，更无多少的头衔，仅凭出租这几所私宅就过得很阔绰，经常跑曼谷去购物，在当地也俨然是社会名流，很受尊敬。

　　老挝自从“革新开放”(越南对改革开放的称呼，老挝跟着叫)后2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也算相当快，但并没有出现以国内资金来大兴土木的情况。比较大的工程不是外国援建，就是外国投资。前面提到的万岱国际机场由日本援建，至今也是日方在经营，湄公河上的泰老大桥是澳大利亚援建的，给万象供电的老挝目前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南俄河1级也是日本援建，市中心的国家文化宫是中国援建的，万象最高建筑、也是迄今唯一十层以上的大楼、湄公河畔的“同善岛大酒店”是华商投资的，最近最著名的就是后面还要提到的“东南亚运动会”场馆群，那也是中国投资的。这给人的印象是，老挝本国新增的经济财富都流散在民间了。

　　在党旗遍挂的万象，另一套象征符号也比比皆是。众多的寺庙、佛像就不用说了，万象街道以当代人物命名的只有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但以历代国王、高僧命名的则随处可见，如法昂大道、三森泰大街、纳塔提拉大街等等。万象街头的国王塑像也很多。最大的塔銮广场上有纳塔提拉王像，西边从机场入城处竖着法昂王像，东边从老泰口岸入城，则三森泰王像在迎接着你。而当代领袖只有凯山·丰威汉的一座塑像在其纪念馆内。万象“革新”初期曾经“去红色”，例如把国徽中的镰刀锤子图形换成了塔銮的图形。近年来政府又开始重视红色象征资源，把沙湾拿吉市改名凯山·丰威汉市 (凯山出生在该地)，但几年过去，除了市政府牌子外好像哪里都还是旧名，刚出的交通时刻表和旅行指南、地图上也还是印的沙湾拿吉，老挝人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新地名。革命前“巴特寮”挂名领导、“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在革命后备受冷落，近年来又重新宣传他。

　　总之，老挝人好像对“旧事物”很习惯，而对“新东西”不太理会。不能绝对地说这好还是不好。把“传统社会”说得花团锦簇与抹得一团漆黑都是荒唐的。今天老挝仍有很多问题，老百姓埋怨腐败，而既然“革命”的变化有限，这腐败恐怕也还要从“传统”上寻根。老挝的经济增长说不上是奇迹，由于很难大规模征地拆迁，万象也没怎么“旧貌换新颜”。“革新”20年来老挝年均经济增长6%左右，虽不如中国快，但与泰国的差距还是在缓慢地缩短。老挝粮食产量在集体化时一度跌到60万吨，革新不久的1985年就增加到了154万吨，2000年已经达到244万吨，保证了人民丰衣足食。老挝经济增长很少转化为“形象”投资，但人民消费明显在改善。国际上有评论把老挝形容为“温和仁慈的威权体制”。老挝人生活安定，虽然贫富阶层分化明显，但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今国际上一些人在宣传 “不丹模式”，据说不丹国家很小(比老挝还小)，很不发达 (应该比老挝更不发达)，但“人文指数”却甚高，人民的“幸福感”很强，很快乐也很自豪。我没有去过不丹，但看看老挝，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是可能的。在老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是由衷的。街上很多人都穿民族服装，这并非政府提倡。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老挝与泰国的语言、文字、信仰、寺庙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很相像。可是你对老挝人这样说，他会很严肃地否认，并郑重地告诉你老挝与泰国不同在哪里，而且肯定是老挝的更好。他们对民族独特性的骄傲，绝不是装腔作势给人看的。

　　当然，不能说旧的东西就不需要改变。老挝人不想跑到泰国，但他们其实还是以泰国的富裕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安贫乐道，那些丧失了所有政治资本只是保留了财富的旧贵族怎么会还有社会地位？人们向往更好的生活，因此也要求不同程度地改变现状。人们追求富裕，追求新奇——但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希望被人以“进步”的名义来折腾，不希望被大人物当成试验 “新药方”的小白鼠。同样的道理，当他们有新的追求时，也不希望被当作献祭品摆上一些冠冕堂皇的祭坛。老挝农民未必想要挤进城市，但他们出现在城里时，也不会遭到歧视和驱赶。他们可能喜欢进步或者喜欢保守，但没人愿意“被进步”或“被保守”。从这个角度讲，老挝人的“保守”或许同时就是他们“进步”的表现。

　　老挝人不仅没有大量往国外跑，老挝农民也没有大量往城里跑。老挝没有户籍制，但农民并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万。万象没有大兴工业、大量招工固然是个原因。但是万象对于“非正规就业”并不严格管制，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社会失序，见不到大片的“贫民窟”。万象当然不是可以到处乱建棚户的，但除了重要公共区域外，通常不需要政府来管。民间社区可以调节这种事。万象城里各村(他们城里与乡下的基层社区称呼相同，犹如日本城乡都叫“町”，老挝华人也把这里的社区与乡下一样译作“村”)，都是熟人社会。外来人摆摊设点、收破烂修五金什么的，只要大家需要就会容留。

　　老挝农民没有大量往城里跑，和老挝人没有大量往国外跑是同样道理。反观湄公河对岸，伊森地区人口密度是这边的五倍，虽然收入高，但生存竞争和生活压力都比这边大。而伊森地区比老挝虽然富得多，在泰国仍算贫困地区，人们不是与对岸比，而是与曼谷等泰国其他地区比，这样一比心里并不舒服。所以“伊森人”(泰国对当地老族的称呼)到曼谷等地打工的倒是很多。在这边的同族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令人羡慕。我们认识一个富有的老挝生意人，他每个礼拜天都跑曼谷去消费，但绝不常住。“那里太闹，”他说。我们也问过一位老挝的穷人，他曾在伊森地区打工。“整天忙碌，没意思，”他说。我以为，这一穷一富的两个老挝人的感觉很有代表性。

　　老挝人对于泰国还有一种有趣的情绪。老、泰不仅文化相近，历史上应该说他们受泰国的影响也是长期的，相对而言，泰国传统上文化比老挝发达，对老挝文明有正面影响，但泰人势力也比老挝大，对老挝有欺压，尤其是18世纪后老挝长期沦为泰国的藩属。而法国的殖民时代从1893年《法暹条约》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就60年。但是很多老挝人尊法而蔑泰。他们也抗法，但且抗且敬，而对泰国他们则且拒且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