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中欧相逢的中心舞台

第一次来澳门，是在16年前，从海上渐渐靠近她，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那座古老的东望洋炮台(Fortaleza da Guia)，让我激动地觉得正在走进500年前中欧相逢的历史原点。这次来澳门是在夜晚，在幽深苍茫的海上航行了半个多小时，一抬头满眼金光四射，横亘成墙的摩天大厦筑起一座金山金城。变化如此惊人，让我联想到曾经从飞机上看到的拉斯维加斯城绚烂的金沙金盘。还有像我这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看到这些放射的金光，还会想到天安门广场，宏大广场中金光四射的红太阳，红太阳位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想到从政治权力欲望中心到这个金钱欲望中心的同一批赌徒，共产主义崇高的理想竟与金钱主义粗俗的炫耀同出一辙，如此“和谐”地嫁接！不知道澳门管理者是否想到“赌城”炫富的外墙在喧宾夺主，遮蔽了澳门幽深的石板小径和价值连城的巴洛克格调；不知道游客中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整个欧洲民族国家、宗教派系、财富探险家争斗的大舞台，上演了无数迷离变幻但却对中国和欧洲都发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剧目。这是我到达澳门时的感慨。​

​澳门城与澳门学​

​半年前也曾来过一次澳门，在香港买船票时，有人问我“去赌场吗？”“赌城”这个澳门的象征符号真是主导性的。“不去赌场，去查澳门的历史资料，看澳门老城”。我在为澳门争口袋，打抱不平。所以，第一次造访澳门的人要快速穿越门脸上的金钱符号，进入老城的文化腹地。整个老城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划定为人类文化遗产，这在中国是唯一的，其他进入名录的大都是孤零零的一个建筑，而澳门城保留了整体的空间布局，使我们得以“回到历史现场”，重构当时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时空人际关系。这可以让我们想象城市如何运转，妈阁庙的进香人是否随后又去了天主教的花王堂？​

​人文游客除了在老城里溜达，还可以在她浩瀚汪洋的资料中探幽寻微，认识这个发生过中欧相逢大历史的小城。澳门城很小，吴重庆教授讲的故事很有趣，他在中山市崖口村做调查，崖口村的书记告诉他“崖口村的面积有13个澳门大”。从中可以解读的是，虽然没谁听说过崖口，但那是改变生态的围海造地的人造村，个中不乏中国式的好大情结。 ​

​走遍小澳门很容易，站在东望洋炮台高处，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但进入细节去体味城市的风范和历史的底蕴则需要时间，而在细节中，我们发现了多元文化的在场和跨文化的创新。不妨让我们一起边走边看。街道的名字都是用“葡式”瓷砖做的，我们自然也会想到明代青花，想到地中海周边的城市，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尔，北非的突尼斯……我们由此联想到宋代以来的海上贸易，想要探究明代青花与阿拉伯花纹的关系，再想到占领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达800年的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及其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同样有趣的是在议事厅前地，低头见到的是全球著名的巴西象征——Copacabana海滩上的葡式瓷砖波纹，于是，里斯本–澳门–里约就在这同一符号中象征性地连结起来。​

​我们经过很多老建筑，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庙宇和闽南的民宅阁楼，伊斯兰–印度风格的军营，但更多的是巴洛克式、新古典式的教堂、学校、住宅、公共机构，使我们感到置身于欧洲南部的某个小城，只不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亚洲面孔居多。澳门城市化似乎是里斯本的复制，笔者一下就联想到大教堂所在地的瑟区（freguesia de Sé）。事实上，直到1999年之前，澳门还有隶属葡萄牙政府管辖的7个基层行政区，叫“堂区”（freguesia），人口统计、政令运作以此为单位，比如大堂区、风顺堂区、花王堂区……两个城市都是海岸丘陵地带，骑自行车很困难，慢节奏的步行则更能感受其浓厚的平民气息。它们都属亚热带气候，散发出的气息令人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澳门城需要深入阅读，因为她厚重而尖锐，爱恨交集，悠久多元，含蓄而轻盈。被彰显的那些浅表现象，不及她的精湛之处。我给大家推荐一本阅读城市的书，叫《看不见的城市》（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著）。书中以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对话为主线，描画出各种各样真实的、想象的、辉煌的、颓败的、轻盈的、欲望的、符号的、隐蔽的、空中的城市。马可波罗从外部描述了一系列的城市型构之后说：​

​至高无上的忽必烈汗……构成一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来回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如何披红挂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汉子如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屋檐流水槽的倾斜度和一只猫如何沿着它溜进窗户；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船的火器射程和炮如何打坏了流水槽；鱼网的破口，三个老人如何坐在码头上一面补网，一面重复着已经讲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里被遗弃在码头上。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

​看不见的城市​

​澳门城正需要从“第三度知识”，即关系型知识（G. 德勒兹）的高度上进行阅读。吴重庆先生谈过“生活中的对话”，比如围绕蚕丝生产的交流，就是对澳门的第三度阅读。历经500年的中欧澳门交流史具有唯一性，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跨文化相互进入。在华洋杂居的“澳门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有意识的区分中，无意识地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它属于澳门的唯一性。也许我们可以说巴西有类似之处，但澳门没有像里约热内卢那样有成批的葡萄牙移民，里约没有中国皇帝– 罗马教宗– 各新兴主权国家– 岭南文化–释道儒合流等因素构成的错综复杂的交叉场。​

​我上一次离开澳门的时候，带走了很多书和文献复印资料，其中有老友吴志良和汤开建、金国平教授主编的六卷本《澳门编年史》。这是一套绝无仅有的史书，编辑角度独特新颖，以一年为段线，宏大与细小的事件并行收录，采用中国和欧洲（主要是葡萄牙文）的文献。我认为这是有关文艺复兴末期以来，中欧交通史最丰满有趣的史料索引，是研究者必备之书。让我兴奋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这部编年史的“直接性”极具吸引力，本身几乎就是新史学的“第一手资料”。与传统的编年史不同，六卷本体现了新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三个新的向度：a.自下而上，b.平民生活，c.主位陈述；拥有得天独厚的多元史料类型：老城、建筑、墓地、绘画、器物、航海记录、关税收据、教会生死及婚礼簿、政令、贸易文书、报刊、通信、笔记、冒险家随笔、《澳门纪略》一类地方大员的亲历记、县志、回忆录……​

​如果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E.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的作者懂得中文，或者微观史学大师、《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的作者C. 金斯堡见到这一编年史，一定会做出惊世骇俗的阐释。第二个理由是，虽然《澳门编年史》绝无仅有，丰富新颖，但还很缺少其他欧洲语言的资料，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后来的英文等。比如法文资料十分重要，因为17~19两个多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等）在澳门扮演了与葡萄牙分庭抗礼的角色，指令直接来自两个对立体：梵蒂冈教宗和法国国王，悖论地交杂着宗教的和主权国家的使命。仅仅是外方传教会与澳门相关的文献就很多，整理翻译它们已然是一个世代工程。从我本人的研究兴趣和语言能力而言，我希望可以为此项工程作出微薄的贡献。因为不补充这一部分资料，就不能完全呈现在澳门上演的近代欧洲世俗化、主权化、全球化的春秋争霸剧，也不能理解各国与清帝国朝廷的往来关系。因此，少年澳门学（macaology）任重道远，生命力无限。​

​阅读一个城市，于是就成为一种存在哲学的探微。老友陈越光先生提到人类文明的突变和超越，提到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史华兹将这种超越的一个重要前提称为“个人退而远瞻”。退居澳门的研究，在困惑彷徨的今天，或许可以成为大历史超越的一种思想和知识资源。​

​细节中的大历史​

​澳门研究，得天独厚的是拥有其历史现场。听钟声涛声，闻酒香花香，望千帆竞渡，观城池楼宇，自下而上，从现实空间进入它的文字历史。而这一切都需要从生存体验出发，在细节上下功夫，从而对各种文化内部的张力和人们跨文化的创造力保持高度的体验性和敏锐性。​

​笔者自己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进入澳门，从以天下为家的流浪者的亲身体验，想象澳门的建城史：可能出于一种空间的相似感，使第一批葡萄牙水手们决定在澳门半岛停泊。在浩瀚的大海中经过生死搏斗，疾病疲惫，海盗追杀，突然感到生命的极限和艰辛；而这个“偶然”邂逅之地，可能是自己原来生存空间的暗示，一种求同的亲和性：移民者会在远离国土时加倍重构自己的过去，如此找到乡愁的载体和慰藉。这种现象很多，希腊人在法国创建的第一个城市是马赛，非常像雅典。澳门让我觉得非常像里斯本。也许我们还可以沿着历史文献的线索追踪这种可能性：为什么是澳门而非别处？有一个小的历史细节，1513年第一批葡萄牙商船先到了香港的屯门，但很快就（被迫？）离开了。如果他们那时留在了香港，如何会有后来的英国占领和鸦片战争及后来的英帝国统治？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让我们想象，比如当时的“唐人”和“弗朗机”人在澳门如何相处？​

​城墙：16世纪中叶，澳门城开始兴建。城墙具有安全防御、凝聚整合的功能。围绕澳门城墙，在明朝政府、澳门殖民者及荷兰后起之秀之间，持续几个世纪争执拉锯。澳葡建城，明清拆毁，以“防夷坐大”，“自成一国”。澳葡则随拆随修，直到1879年主动拆除，以显示其自由商城。其中还要加上与荷兰的战争，所以，澳门城墙的符号意义值得细细探究。​

​照明：澳门的照明系统像在任何一个地区一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改变了人类在自然光下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关系。澳门的照明系统经了三个阶段：烛灯–油灯–电灯。其间的变迁，充满了城市治安及公共伦理、国家利益竞争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冲击，给我们很多启示。一开始，澳门华人晚上出门必须提着灯笼照明。1847年议事会（Leal Senado）让居民将灯笼挂在自己家门口，由自照变成公共照明，这是城市公共空间意识的最初体现。1849年，葡萄牙女王批准颁行澳门照明章程，不再强制晚上提灯笼行走。这期间蜡烛或火水油（石油）并用。1904年，澳门开始使用电灯，引起很多争论，第一是使用权利，谁有权利享受这些电灯。最早在葡萄牙人区安装，后来才慢慢扩展到原住民区，体现了认同上的区分机制。第二是商业利益，各国公司参与了竞争。第三是观念冲突，反对者强调其浪费，晚上就该睡觉，安乐电灯，有伤风化；澳门台风频繁，不适合安装等等。可恰恰是电灯的装置，改变了石龙关系，使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日落以后的时间可以继续生产，现代夜生活在灯光下登场。​

​澳门菜：独特土生的澳门菜系(macaense)是一种跨文化的创意。澳门菜融合了葡萄牙和中国南部烹饪，并受到巴西、印度及其他东南亚美食的重大影响。从东方的香料混合，包括姜黄，椰子汁，肉桂等，到欧洲菜肴的配料和调味，通过烤和焙烧，别具一格。最流行的小吃是猪扒包，甜品有姜撞奶，葡式蛋挞，杏仁饼。民以食为天！​

​中欧相逢的中心舞台​

​从16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澳门都是进出中华帝国的唯一门户，因此成了欧洲人来华的第一个落脚地，历史地位非凡。他们在这儿等待中国政府的签证，或者没有签证但等待悄悄潜入的机会。他们等待每月两次的通商机会，与“珠江上的人”进行商业贸易，这是他们唯一能跟中国人交易的机会。现在的广州交易会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搭乘返回欧洲的船只。澳门数百年来都处于桥头堡的位势上，风风雨雨中也生出了独特的混合文化类型。所以，澳门学不单单是资料搜集，或像许多人说的，旨在研究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关系。澳门学一定是三个宏大的历史交叉场中文明的融合、个体的相逢和对话。中欧之间的三次相逢，这是十多年前我在博士论文中提炼的概念，并试图在中欧社会论坛的运作中进行第四次相逢的理想型实验。​

​三次相逢的第一次发生于16世纪中叶，始于澳门，并使澳门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欧相逢的核心舞台，也是近代欧洲主权国家相互争霸的重要舞台。三次相逢中，澳门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1833年葡萄牙语梵蒂冈交恶，保教权旁落法国，1842年鸦片战争后香港开埠，英国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澳门东面78公里的制海权，澳门的核心地位逐渐被香港取代，在复杂的历史交叉场中有所失势。1854年，法国遣使会神父(E. R. Huc)古伯察这样描述澳门：​

​今天，澳门剩下的只有回忆，英国在香港开埠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古老美丽的楼宇空置在那里，没有租客，可能几年之后，欧洲船舶再经过这个葡萄牙曾引为自豪的富有的殖民半岛时，看到的将只是裸露的岩石，在浪涛拍打中无限凄楚和悲凉，几个中国渔民会在黑黝黝的礁石上晒他们的渔网。不过，传教士会喜欢来凭吊这些废墟，因为澳门的名字将永远载入福音传播的史册。几个世纪以来，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培养了许多去中国、日本、鞑靼、韩国、交趾支那和东京传播福音的使徒。​

​我们把那个时代的人类称为神圣人，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灵的，因此中欧双方的争执主题是，人格化的上帝和宇宙太极的“天”孰高孰低。人们关怀的是永恒的精神性和短暂的世俗性之间的关系。信仰作为一种个体内敛的精神行为尚存，而理性在当时还带有探求真理的神圣性，所以，这次相逢是一次精神观念的相逢。相逢的地点在中国，受震撼最大的却是欧洲。中国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被启蒙运动思想家用来推动欧洲的世俗化过程。我们看到，莱布尼茨把“理”“太极”“上帝”三者做了“三位一体”的阐释；伏尔泰以自己的自然神观念阐释儒家；洪堡在语言和国民精神之间搭建同构性。基督教在中国部分文人那里也引起了相似的主观阐释。​

​中欧第二次相逢——“英雄人”相逢。第二次相逢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发生，以18世纪末英国马嘎尔尼勋爵（Macartney）使团访华为标志，止于20世纪中叶。起点仍然是澳门。在通常的表述中，这段历史的主导象征符号是鸦片战争，中华帝国遭受蹂躏与践踏、丧权辱国。一方是欧美殖民主义的野心扩张和武力护卫的重商主义，一方是拒绝通商的华夷朝贡体系，最终是天朝的崩溃。我们在此需要梳理的是，在这“页页都是血泪史”的历史记忆中，同时还有另一个很少被言说但却相与伴随的历史，即个体之间的人与人相逢的历史和中国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化历史。​

​这次相逢的历史性体现在民族主权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宗教力量的淡化并在相当意义上成为国家竞争的工具。欧洲刚刚完成她的一系列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思想启蒙，从此建立了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绝对理性、国际法则，在全世界面前以典范自居。欧美以自由贸易为名，在炮舰伴随下推行扩张的外交政策，并将殖民扩张视为国家的权力和文明的进步, 一种“保证人类幸福”的福祉。这一全球化进程将在200年后把世界变成统一市场。​

​第二次相逢发生在西方的中国观出现逆转的时期，由赞美中国向鄙夷中国转向。新生的各“民族国家”粉墨登场，在世界舞台上摆出主角姿态，并相互间通过较量建立平衡关系。鸦片战争的“理由”和租界的设立都反映了这种“主权国家”的新型关系。而保持华夷贡奉体系的中国人继续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对“商”的蔑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接受传教士所传播的思想仿佛比合理贸易中的商品更容易。这在澳门历史中有很多表现。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和现代化进程，决意向“敌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相逢推促着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他我认同”（hétéro-identité）的时期，并在自卑和自尊之间尴尬地徘徊，直到今天。​

​中欧第三次相逢——“经济人” 相逢。第三次相逢发生在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30年冷战之后，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同步。这一历史大家都熟悉，但在评价上存在着许多分歧，因为全球化的加速使得一切相逢都必定是全球性的，“中欧相逢”都是全球相逢（这当然不妨碍中欧之间的具体联系）。如果从精神性状态上判断，从第一次相逢开始，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下行的过程：“上帝死了”（尼采），“孔子死了”（刘黑马），人成为世界的主宰，也企图成为自然的主宰，肆无忌惮地毁坏践踏着地球家园。人类的谵妄依凭的是量化的尺度，精神性退却，伦理溃不成军。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近代以来各种弊端开始全面爆发，危机四起。​

​从澳门开始第四次相逢​

​在构想第四次相逢之前，我在这里先归纳在澳门共时发生的相互影响的三个历史交叉场。​

​第一个历史交叉场是近代欧洲各主权国家争霸世界的复杂场，澳门是一个大舞台，但清廷官吏如澳门同知、香山知县甚至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经常只是台下看客，主角是欧洲各国兼有圣俗双重使命的神职人员，成就了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事业。​

​第二个历史交叉场是明帝国闭关锁国和欧洲新大陆开发张力中的中欧相遇场。没有澳门的中介，就没有中国和欧洲的接触，明代作为中华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而自命为世界唯一的中心，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活力也使她自名为世界的唯一中心，两个“唯一”中心在中心之外——澳门汇合。成果之一就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吸收了中国的科举考试，把汉代“陈平布衣为相”当成平等选拔精英的榜样，创建了那些至今仍声名卓著的名校Grandes Ecoles；中国成为欧洲理性主义的借口，参与了近代世俗化的进程。​

​第三个历史交叉场是澳门自身生活世界的跨文化场。澳门像一个炼丹炉，各种文化、思想、利益阶层都被集中于此。认同意识是一回事，融合了的表征符号是另一回事，天长日久，澳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礼仪符号，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缔造自己特有的跨文化性。这个跨文化性的成功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更有信念上的激励性：不同文化的人可以相互接受，共同生活，人类共同体是可能的。​

​澳门学因此就担负着一个人类使命：梳理提炼人类共生的经验：如何化误解为理解，化敌对为合作，化腐朽为神奇。​

​在跨文化的经验中，我们设想第四次相逢——“生态人的相逢”。第四次相逢的智慧之光早在40年前就开启了，以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为标志。报告发表时曾引起过激烈的批评，耶鲁经济学家华利克在《新闻周刊》中将其说成是“不负责任的一派胡言”，是哗众取宠的夸张，没有精确的科学计算。40年后的今天，在灾难面前，人们才承认该报告的先见之明，地球的确显现出来自然极限。那时只是一些先知先觉的个人在披荆斩棘。20年前则已集结成军，标志是1992年的里约地球高峰会议，是罗马俱乐部的新书《超越极限》。今天在灾难席卷全球的危机面前，在无力感笼罩人类的悲情中，去年的里约+20高峰会议出现公民社会的总动员：“生态人”期望超越人类社会、制度、文化、种族的界限，联合起来，与大自然重归于好。​

​在大都市和权力中心被旧有的思维模式和利益集团严密掌控时，澳门这块海角飞地正可以成为生态时代的实验中心，一个思想融会贯通的炼丹炉，一个生态人的落脚点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