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六日，赵烈文到直隶总督府见曾国藩，看到清政府发布的消息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得海（也有写作“安德海”）假冒造办龙衣钦差，在山东招摇，为山东巡抚丁宝桢（贵州织金县人）揭参，奉廷寄（由军机处直接发出的机密文件）沿途拿获，无须审问，即行就地正法。他心情特别激动，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本朝约束阉宦家法本严，自两宫垂帘，不得不假此辈宣传命令，遂成城社之恶，都门物议哗然。此旨一下，人心为之大快，朝政清明，可为额手。”（《能静居日记》三十二）
赵烈文是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无话不谈的心腹幕僚，前不久又被曾国藩专折奏调到直隶任知州，像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尚且会被清政府事后发布的消息所迷惑，无法了解安得海之死真实内幕，其他平民百姓，自然更会被政府一手操弄的“坏事变好事”的假信息所蒙骗。真实情况其实与此截然相反。处死安得海不仅不是“朝政清明”的表现，相反却是慈禧太后宠幸纵容的结果，哪是什么“额手称庆”的好事情！
有关安得海之死真相的最权威记载，无疑是晚清名臣（也是赵烈文的朋友和同事）薛福成写的两篇文章：《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和《太监安得海伏法》（分别收入《薛福成选集》和《庸盦笔记》）。其他诸如《清穆宗实录》《清稗类钞》和《清代野史》等正史野史，所记都没有薛文详细和真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薛福成既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间接参与者，他的四弟薛福保又在丁宝桢幕府负责文案工作，能够接触所有核心机密，薛福成所记事实当然最值得相信。
前排左为安德海，右为李莲英
丁宝桢受命诛杀安得海
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薛福成跟随直隶总督曾国藩北上保定就职，途经山东济南，顺道探望在丁宝桢幕府担任文案工作的四弟薛福保，同时乘便拜谒了四弟的座主丁宝桢。丁宝桢早就知道薛福成是曾国藩手下得力干才，相见交谈之后，即“留之宿，与语天下事，逾二旬不倦”。
眨眼就过了20多天。临分别时，丁宝桢突然对薛氏兄弟说：“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职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得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不等薛氏兄弟回答，丁宝桢又说：“吾闻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何如？”
薛氏兄弟听到丁宝桢推心置腹地向他们道出了心中的重大秘密，无不异常感动，于是异口同声回答说：“审如是，不世之业也！”不过他们又知道，此事关系甚大，稍不谨慎，为祸不小，于是出谋划策说：看准时机后，不仅措施要周密，而且行动必须果断和坚决。
清朝祖制是严格禁止太监出京的，安得海此次去广东，只有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知道，行动极为隐秘，丁宝桢怎么事前就知道这一消息呢？
原来安得海在北京住腻了，很想出去玩玩，便请求慈禧给他一个机会。慈禧因十分宠幸安得海，就不顾体统，让他去广东为同治置办大婚用的龙衣。慈禧还把此事和同治说了，显然是欺他年幼无知，并料定他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哪料想同治人小主意大，早就等着这一天到来，于是假意赞成慈禧安排，暗中却通知山东巡抚丁宝桢做好诛杀安得海的准备。
同治为什么要杀安得海并选中丁宝桢执行这一计划？
这就不能不说这个安得海确实活得不耐烦了。他不仅屡进谗言，打压恭亲王，结果慈禧削掉了恭亲王的议政之权，而且对同治小皇帝也看不顺眼，经常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挑拨其母子关系，同治为此没少挨老娘训斥。同治年岁渐长之后，又不时听流言说小安子与母亲关系暧昧，因此更加恨透了安得海，常常拿刀子砍断小泥人的脑袋，以发泄心中的怨恨。身边太监问他怎么回事，同治满脸杀气说：“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
至于同治选中丁宝桢执行这一计划，则带有一点偶然性。原来就在这年年初，丁宝桢进京谒见皇帝和皇太后，见面谈话时，同治发现丁宝桢“遇事敢为”，便赶忙与慈安太后（同治虽是慈禧所生，但更喜欢嫡母慈安）密商，把自己很想杀掉安得海，丁宝桢是理想的执行人之类的话对慈安太后说了。慈安对慈禧异常宠爱安得海也很有看法。两人商量妥当后，同治便秘密召见丁宝桢，命他在安得海南下途经山东时择机行事（《清代野史》第五章《安得海伏法》）。丁宝祯对安得海其人其事早有耳闻并感到愤慨，现在要他执行这一特殊使命，自然雄心万丈地答应下来。
德州知州赵新另有自己的盘算
丁宝桢回到山东后，当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
德州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的西北部，是山东省的北大门，历史上德州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码头，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安得海南下广东，入境山东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德州，丁宝桢在此设置抓捕点，说明他不仅“遇事敢为”，而且办事相当牢靠和稳妥。
赵新此人可不简单。他不仅阅历广，经事多，为人处事经验十分丰富，而且对官场利害关系看得十分透彻。他表面上接受了丁宝桢的命令，内心其实另有自己的盘算。他不仅不会在德州擒拿安得海，而且安得海过境德州时要不要向丁宝桢汇报，要汇报又该用何种方式等等，都在掂量之中。
他是这样想的：如不汇报，丁宝桢肯定得罪不起；如公开禀报，又担心一旦不能去掉安得海，自己反遭其害。后来他召集幕僚反复密议，才确定采用“夹单密禀”法。
所谓“夹单密禀”，就是不用正式文件上报，而是通过私人秘密书信方式，向丁巡抚报告此事。丁宝桢接到密报后，如果不上奏朝廷，其私人秘密书信因为不是例行公务文书，当然不会作为档案保存，事后安得海也就无从得知；如果丁宝桢参奏安得海，则无论是祸是福，均由丁宝桢一人承担，与他这个小小的知州毫无关涉。赵新显然不知道也不敢想丁宝桢手握“尚方宝剑”，具有先斩后奏之权。
如意算盘打定后，赵新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静等安得海到来。
丁宝桢失去了先斩后奏的条件和机会
当年七月，安得海果然带领大批随从，沿运河南下，声势烜赫地进入德州境内。赵新也果然按照自己的计策行事，及时向丁宝桢密报了安得海的行踪。
丁宝桢知道赵新在耍滑头，却又无可奈何。他一面十万火急地写了份奏折，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一面紧急命令东昌（今山东聊城）知府程绳武等地方官员继续追捕安得海。
程绳武奉命后，虽然脱掉官服，改换便装，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在炎炎烈日下紧紧跟踪了三天，但最终还是不敢动手，眼睁睁看着安得海一行登陆上岸，大摇大摆往泰安方向去了。
丁宝桢被迫无奈，只得再命总兵王正起“发兵追之”。最后依靠部队的力量，才在泰安境内将安得海及其随从擒捕并连夜解往济南。
同治皇帝不是要丁宝桢择机行事、就地诛杀安得海吗？在薛氏兄弟面前，丁宝祯不是夸下海口，要对安得海“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吗？现在他连安得海的面都没有见着，只凭赵新一纸密禀，就马上向朝廷奏报此事并请求下一步指示，这不等于把同治皇帝出卖了？
丁宝桢此举是不是受了赵新的负面影响，薛福成没有明说，但丁宝桢这一做法本身，无疑会让人觉得他其实和赵新一样，也是为了自保，也是在玩弄权谋。
同治当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未成年人，手上没有任何权力，安得海的身份和地位却极其特殊，要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稍有不慎就会满门抄斩。丁宝桢在执行同治密令时预留一手，不敢把身家性命完全押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样一来，丁宝桢就亲手断送了先斩后奏处治安得海的条件和机会。
安得海被押送到济南后，态度仍然十分嚣张，根本不把押解和审问他的官兵放在眼里：“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山东地方军政官员果然被安得海震慑住了。
面对安得海这个烫手山芋，丁宝桢此时也不免忧虑起来。他主要是担心朝廷旨意下来后，对安得海如果网开一面，不能在山东杀他，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于是很想一不做二不休，横下一条心把安得海杀了再说，日后即使受到朝廷严厉惩罚也比遭受安得海报复和清算好得多。
泰安知县何毓福赶忙跪地谏阻，恳求丁宝桢耐心等待朝廷谕旨下来再定夺，丁宝桢才没有莽撞行事。
丁宝桢此时肯定深深后悔当初不该给朝廷上那份奏折。
丁宝桢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到肚子里
让丁宝桢庆幸的是，奏折递到北京后，虽然落到了慈禧手上，却没有出现他最担心的结局。原来慈禧看到奏折后，大为惊骇，“莫知所为”，一时方寸大乱。她显然没有料到丁宝桢竟敢做出这种打狗不看主人的事情来。
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慈禧也就只好同慈安一起，召军机及内务府大臣商量处理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太监“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然后形成谕旨，要丁宝桢执行。
当着众人面，慈禧虽然不便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但安得海毕竟是她的心腹，这次出都也是她私心怂恿的结果，所以内心还是很想保小安子一命，于是过了两天，她都没有签发这一文件。她的意图很明显：先将文件“留中”不发，等待时机设法转圜。
此时偏偏醇亲王奕譞（咸丰弟弟，慈禧妹夫，后来的光绪皇帝的父亲）很不“识趣”，又来“复诤之”。慈禧见此情势，知道无理由再拖，才不得已签发了这道谕旨。
丁宝桢拿到红头文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到肚子里。他当即将安得海就地正法，并裸露尸体，让市民观看。
当时宫内宫外都盛传安得海是个假太监，与慈禧有染。安得海被暴尸，人们看到他是个真太监，自然表明了慈禧的清白。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被暴尸的太监，不是安得海的真身，而是他的一个随身小太监（《清代野史》第五章《安得海伏法》）。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丁宝桢的聪明之处。
丁宝桢还将安得海乘坐船上查抄到的大批金银财宝和违禁物品，送交内务府。
安得海伏诛，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并对丁宝桢交口称赞。曾国藩喜不自胜地对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字），豪杰士也！”李鸿章更是迫不及待地将登载此条新闻的《邸抄》拿给身边幕僚看，并口呼丁宝桢的字大声宣扬说：“稚璜成名矣！”
他们显然和赵烈文一样，也被慈禧太后玩弄的手段蒙骗了。
慈禧为什么不敢为所欲为而必须学会忍耐？
安得海被杀，对慈禧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虽然悲愤交加，但也无可奈何。
诚如《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所说：“同治一朝，慈安后颇能主持政务，慈禧后虽中怀叵测，尚未敢公然纳贿鬻权。又其时文祥、沈桂芬、李棠阶先后当国，众贤道长，亦时时能面折廷争，慈禧后益不能遂其所志。”
也就是说，在同治一朝，慈禧虽然野心勃勃，并时常玩些小花样、弄些小动作以测试人心，但正义力量毕竟还比较强大，对她的制约也处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她自然不敢为所欲为而必须学会忍耐。
其次，慈禧虽是女流之辈，当权后也做下许多误国之事，但此人并不是毫无政治胸怀，这从她以后并没有怪罪更没有报复相反还不断重用丁宝桢就可一见端倪。所以，她虽然十分宠爱小安子，但安得海毕竟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太监，其对立面却是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和慈安太后以及恭亲王等人，她如果不顾一切要保安得海，不仅势必得罪这些人，而且将背上破坏“祖制”的恶名，在她羽翼未丰之时，是无论如何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慈禧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顺水推舟，把安得海抛出去。这样做，对她虽有伤害，但不大，却能体现自己“至公无私”的胸怀和气度，并把怂恿安得海出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在正义力量和祖制家法面前，慈禧的心虽然在流血，行动上却不能不和大家保持高度一致，说明只要正义存在，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自己的正能量，所有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就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慈禧还要做足“善后”文章
最后需要说的是：慈禧还是一个精于权术，懂得在逆境中反击，知道怎样才能让坏事变“好事”的人。安得海死后不几天，朝廷便连发几道谕旨，反复强调大清朝家法相承，纲纪至严，整饬宦寺，有犯必惩，各太监自当益加儆惧云云。（《清穆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四）
安得海既然已被诛杀，慈禧索性借此大做文章，既可亡羊补牢，坏事变“好事”，又能抬高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可谓一石数鸟。
慈禧玩弄的这一手，果然欺骗了舆论和公众，收获了她想得到的好名声，并把坏事完全变成了“好事”。
真相永远不死
然而，谁戏耍真相，最后一定会被真相所戏耍。什么力量都大不过真相。真相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会死亡。即便掩盖真相的手再大，大到能遮天，可他不能万寿无疆，真相却可以永远不死。一旦真相大白，掩盖真相者就遗臭万年了。
就说曾经受到清廷愚弄和欺骗的赵烈文吧，几天之后，他就听到了安得海之死真相的内幕消息（有关这一消息的来源，赵烈文不敢在日记中注明，估计来自薛福成），于是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闻丁抚入觐时，曾受当道意旨，故未奏奉上谕即下手禽（擒）拿，而安之出，实有人訹（纵容）之也。除奸不啻反掌，可谓巧矣。”（《能静居日记》三十二）
赵烈文不是一般人物，他能很快明了真相，不等于其他平民百姓也能如此。正因如此，薛福成后来才连续写出两篇文章，详细披露安得海之死真相。
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六日，赵烈文到直隶总督府见曾国藩，看到清政府发布的消息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得海（也有写作“安德海”）假冒造办龙衣钦差，在山东招摇，为山东巡抚丁宝桢（贵州织金县人）揭参，奉廷寄（由军机处直接发出的机密文件）沿途拿获，无须审问，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