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科举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官方文献明确禁止女性应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科举允许女性报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科举选拔的是文官，而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是不设女性官员的（除少量宫官外），因此禁止女性应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必要用条文来进行特别规定了。

即便女性能通过各种关系报考，进入贡院之前的搜检制度也能将女性排除在科举考场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原来从唐代开始，历代科举都有十分严密的搜检制度，而且随着科举的地位越来越高，搜检就越来越严厉，甚至可以说到了苛刻的程度。

科举取士

例如明清时期乡会试搜检时，每个考生需要经过前后两个士兵分别搜检。搜检时，需要将读书人的全身都要严格搜检一遍，“上穷发际”，头发都要解开，“下至鞋袜”，鞋子和袜子都要脱下来，衣服全部解开，包括内衣、内裤，对读书人进行彻头彻尾的搜检。正是有这样严厉的措施，女扮男装是很难逃过搜检者眼睛的。因此，单从这一制度而言，是完全能将女性拒绝在考场之外的，女性也就只能在科场前临渊羡鱼、对天长叹了。

有的人会说，能否通过代考或者跑关系进入考场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这些记载都是一些笔记小说，多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足以证明真有女性应考。比如，有一份资料记载，乾隆六年（1741）扬州考场发生的一件舞弊案：扬州有一位王先生不学无术，但他却有一位才貌兼备的妻子张氏，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张氏十分怨恨父母当时让她嫁给了一个这样没有出息的丈夫，看到丈夫整天游手好闲，觉得不能指望他能通过科举及第来光耀门楣了，于是决定自己女扮男装去应考。

可惜还没有等她进考场，她的小叔子就向有关部门举报了。按照科举法律，张氏本来应该被处死，好在乾隆皇帝说了：“哎，这样一位才女，杀了真是可惜，更何况她是恨自己的丈夫不争气，才做出这样的舞弊行为，罪该当死。朕念她用心良苦，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将她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吧。”尽管张氏由于乾隆的开恩侥幸活命，但流放又能比被处死强多少呢？这足以说明朝廷对女性参加科举处罚的严厉程度。正因为如此，不少有才华、有理想的女性总是对天长叹，怪老天让自己成为了一名女性，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曾叹息说：“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上名。”

不少女性知道自己没有参加科举的可能，便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子弟或者晚辈，希望金榜题名的梦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实现。

《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就是这样一位女性。由于鲁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父亲就把她看成儿子，专门请了私塾先生在家里教她，对她进行全方位的科举应试教育：启蒙之后就开始熟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开始读八股文范文，接着就开始教她作八股文。这位鲁小姐天生聪颖，不但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背诵3000篇八股文范文。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据统计，四书五经的字数达到41万多字。范文按照每篇范文600字计算，3000篇就有180万字，没有超强的记忆力和勤奋的学习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正是有这样的知识基础，她写出来的八股文十分优秀，让擅长于八股文写作的鲁编修都发自内心地为女儿叹息，鲁编修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鲁小姐虽然自己不能亲自参加科举考试，但她却十分痴迷科举，对自己的新婚丈夫不愿意全力应试十分失望，只好将科场夺魁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宝贝儿子身上。

《儒林外史》里说：“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鲁姐的目标就是培养儿子，使其能金榜题名。不过，毕竟鲁小姐是吴敬梓先生笔下虚构的一个热衷于科举的女性文学形象，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女性人物呢？

在明代还真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就是浙江余姚人杨文俪。《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四》中收录了《杨文俪诗》一卷，说明明代确有其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对她有很高的评价，说她是：“盖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在纪晓岚看来，杨文俪是明代精通八股文的女性中首屈一指的。

杨文俪自幼在其父亲、工部员外郎杨应獬的教导下，精通八股文写作。与鲁小姐一样，杨文俪自然也只能恨自己是个女子之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在嫁给孙升做继室之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孙升的五个儿子上，亲自教他们做举业文章。后来，这五个儿子中有四个考上进士，其中三个官至尚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部级干部，另外一个担任太仆寺卿，太仆寺主要是管理朝廷车马事务的机构，少卿是太仆寺的副官，一般为正四品，级别也是相当高的。尽管杨文俪自己没有办法参加科举考试，但她的理想在儿子们身上得到了实现，她的名字永留史册。

虽然在科举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官方文献明确禁止女性应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科举允许女性报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科举选拔的是文官，而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是不设女性官员的（除少量宫官外），因此禁止女性应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必要用条文来进行特别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