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中国将建政治副中心的话题被炒得火热。所谓“政治副中心”，即古代的“陪都”。陪都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古代如何选择陪都的？这里选几个典型朝代，来尝试解析一下。

东西控制型“两京制”——

两汉时期

长安与洛阳的角色互转

汉朝是刘姓王朝，有刘邦（高祖）建立的前汉和刘秀（光武帝）建立的后汉之分，后世史学家习惯将前汉称为“西汉”、后汉称为“东汉”，此叫法即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中王”。在“楚汉相争”中，刘邦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当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群臣拥护，认为“其固足可恃也”。

但不久，刘邦改变了想法，将洛阳设为陪都，而定长安城为首都。原来，谋臣张良的分析起了决定作用。《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认为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长安则“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阳终于迎来转机，由“著名陪都”转正为东汉的“著名首都”。这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决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称帝，为表明自己的刘姓正统和汉家重兴，仍以“汉”为国号，此即东汉。刘秀确定洛阳为首都（东都）后，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都”。

解析：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所谓“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其始于上古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反其道而行之，长安、洛阳角色互转，这实际上是上古周朝实施的中国都城东进战略的继续。刘邦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把洛阳作为陪都，是因为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从根本上消失，都城设于秦朝旧都附近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叫作“压王气，镇龙脉”；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是因为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根本，这在讲究正统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首都长安的消费需求。

“两京制”向“五京制”的转变——

唐肃宗设洛阳太原

凤翔成都四个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诞生于武德元年（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农历五月，李渊（高祖）接受隋恭帝杨侑禅让称帝，定都长安。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称屡有更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初曰京师，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复称京师，肃宗元年曰上都。”

作为一国之都，长安为何名称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与唐朝在不同时期陪都的增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李渊建唐后，初仿隋东都制，仍视洛阳为陪都，后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东都。

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继位后，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阳宫。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复隋制，重设洛阳为东都，正式赋予洛阳以国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则天（高宗皇后，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易名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后改“唐”为“周”，干脆定洛阳为首都，长安反成了陪都；同时，再设武姓故里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北都”。

李隆基（玄宗）当皇帝时，改东都为东京，此时的长安相应称为西京。李亨（肃宗）当皇帝时，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设4个陪都，即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南京成都，此时的首都长安改称“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由前期的“两京制”转向后期的“多京制”。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唐朝以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基本结束了使命，环抱护卫型“多京制”开始流行起来。

近来，有关中国将建政治副中心的话题被炒得火热。所谓“政治副中心”，即古代的“陪都”。陪都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古代如何选择陪都的？这里选几个典型朝代，来尝试解析一下。东西控制型“两京制”&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