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今人对明朝皇帝的民族气节的高度评价：有明一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无论是土木堡之变后的明代宗“北京保卫战，”还是崇祯帝陷入内忧外患也不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都彰显出明朝皇帝宁死不妥协。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崇祯皇帝

但是逃生是动物的本性，人也自然如此。在宣大（宣府、大同，明代军事重镇）失守，李自成直逼京师，明廷已经油尽灯枯之时，崇祯若选择逃往南京完全是明智之举。从操作性上看，朱棣“靖难”后定都北京，将南京设为陪都，留下一整套行政班子，南方的行政系统可以马上运转起来；从现实状况出发，北方兵连祸结，早已哀鸿遍野，糜烂不堪，而南方未经战乱，兵甲充足；在合法性上，崇祯作为皇家一脉相传的正统皇帝，到了南京仍然具有无可置疑的统治地位，况且南京又有长江天险做为屏幛，即使不能做到光复中原，但至少也可偏安一隅。那么在如此多的优势条件下，崇祯为何还是不跑？

其实，崇祯未必不想南迁，但由于他个人品性刚愎自用，刻薄寡恩而不得人心，最终导致城破身死的惨剧发生。明史有云：“传庭死，明朝亡，”从孙传庭在被迫出潼关战死到北京城破，足足有5个月时间，逃往南京完全不成问题，故崇祯所期望的，是由群臣纷纷力主这一方案，然后他勉为其难地垂泪同意，然后不情愿地被群臣裹挟南逃。

但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群臣面前，当年清骑绕过山海关奔袭北京，袁崇焕全速撤回北京，血战清军解了国难，如此再造之功非但无赏，反被下狱凌迟处死。再如对崇祯在私下与满清偷偷议和，事情败露后，为推卸责任冤杀了兵部尚书陈新甲，凡此种种，这些巨大刺激使群臣都宁左勿右，宁可说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也决不背妥协退让的骂名。

即使在北京城即将陷落的时候，崇祯也曾有补救的机会。李自成兵临城下，提出条件：“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对于无计可施的崇祯，这样的城下之盟已经算优厚了，此时，假若出现杨国忠，蔡京那样奸臣出现，给崇祯一个台阶下，接受和谈，也不至于亡国。

《明史》评价崇祯：“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可见是急躁多疑，苛刻寡恩的性格缺陷使他错失一次次的补救良机。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双方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17年执政期间，竟然换了14个兵部尚书和52任内阁大学士，最终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

崇祯自缢前曾痛斥群臣：“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有中兴之志，并且节俭勤勉，着实不像历史上“亡国之君”那般颓废，但始终没有想明白：当把忠臣能臣赶尽杀绝之后，不就只剩下亡国之臣了吗？所以说，不是没人懂崇祯，而是他和群臣离心离德，没人愿懂，也没人敢懂呀！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今人对明朝皇帝的民族气节的高度评价：有明一朝：“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无论是土木堡之变后的明代宗“北京保卫战，”还是崇祯帝陷入内忧外患也不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都彰显出明朝皇帝宁死不妥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