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学作者们大多和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有着交集。我们熟知的很多作品都写作于长安，可是，对于这些作品确凿的时代语境和物理空间，我们已经说不出什么端详了：除了时间之河中的信息流失，多少还因为长安是一座异乎寻常的大城市。在中古时代，仅仅是它的规模就已使人不得其解。即使不算上后来增建的大明宫等，长安城的平面已是一个近10公里见方的准正方形，内约有108“坊”和皇宫、市场，而一“坊”之地经常比同时期的一座欧洲城市还大。纵使是个大帝国的首都，这样的规模显然也超出了寻常所需，以至于到了王朝末年，长安城南部的三分之一依然是空置的。后来五代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以皇城为基础兴建新城，也就是现在西安砖城的起源，只有这个大城的八分之一左右——繁华与冷寂同存，盛期的长安便是这样自我矛盾着。

古代长安

城市史对文学史将发生影响，文学史也将给城市史不寻常的回馈。因为具象和精准的描述相当匮乏，传统的城市史研究者通常直接引征一部分文学史材料来说明长安的面貌。因为忽视文学本身所具备的规律，特别是缺乏“文体”的常识，这种做法有时难免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初唐诗人卢照邻（约636一约680）为人熟知的《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一上来就道出长安城市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大道”是类似现代规划手法勾勒出的规整街衢，“狭斜”和唐代文学中的“段子”、“狭邪”文类大有关系，它们既是对城市中那些后发的不平直形态（例如“巷”、“曲”）的形象说明，又是对冠冕堂皇生活所导向的隐秘生活的概括。这些难以在考古中揭露的城市形态，是唐代有名的“传奇”故事的现实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因此就说卢诗每句都是写实，就未免低估了文体自身的力量：“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诗写尽初唐帝京生活的豪奢，这种铺陈常常以接二连三的对句来表达。“挟弹”和“探丸”均有典故，“杜陵北”、“渭桥西”确有其地，它们都是当时着名的宴游之地，但下面就不一定了：“北堂”和“南陌”恐怕只是相对的说法，“北里”倒可能确有其指，一般认为《北里志》的“北里”是指长安城北的平康里，或者是“平康里北部”（“……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诗人清楚地展现了他的“文体自觉”，上举末联，卢照邻连用两个“北”字兼“南”，以便和“三三”、“五”的下句对仗。在这种情况下，卢照邻心目中的长安和中和四年（884年）成书的《北里志》跨越二百年的关系就值得推究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文体的对偶不一定意味着空间意义虚实的匹配。长安确有“三市”，除了人们熟知的东市、西市，还有一个中市，但“五剧三条”所指并无共识，或者只是为了在这里求得形式上的圆满。

先扬后抑的《长安古意》使用这种古体，与其说是揭露了城市形式的某种规律，不如说它说明了诗人对城市现实的一种讽喻式的态度：“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诗歌本身说明了人们对于他们眼中的城市幻化无常的看法。虽然从某些视点来说，看得见的长安有如规整的棋局，或许，因此也引发了杜甫“闻道长安似弈棋”（《秋兴》八首第四）的感慨，但更多的时候，对于城市面貌的笼统描述，和它内部发生的各种变故有着不对等的关系。尤其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不仅是城市的结构发生了巨变（街东、街西不再对称），“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白居易《登乐游园望》）的城市经验还多了繁庶的人情，比起初唐规划来是大大不一样了。这不一样，既是指那108个方块难以尽言的城市细节，还因为出现在传奇小说里的种种“惊喜”和“意外”。这并不是民间传说，它们对应了长安城中微妙的管制与放纵的心理变奏，常常是蓄意制造出来，通过“行卷”（当时科举士子向达官贵人自荐的一种方式）之类的风俗，广播于城市的心理现实中的。

从这个意义上裁剪文学作品作为城市史的史料，至少要能体味两种不同的哲学：研究“规划的传统”常常用力于对规则的探究和抽象，而文学却往往导向具体的感性，是“人”而不仅仅是“物”的历史。唐代文学对于唐代城市研究的价值或许也就在于此。这些诗句和故事其实无法告诉你过去的城市“是什么”，而是告诉你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感知城市的，最终它将建立起我们和过去真正的关系，也就是此刻和传统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像那个在时间之流中徒劳地打捞失去的宝剑的人，那么刻在船帮上的印记应该也是验证了今天的生活。

唐代的文学作者们大多和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有着交集。我们熟知的很多作品都写作于长安，可是，对于这些作品确凿的时代语境和物理空间，我们已经说不出什么端详了：除了时间之河中的信息流失，多少还因为长安是一座异乎寻常的大城市。在中古时代，仅仅是它的规模就已使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