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上有九个大一统王朝，每个王朝国祚有长有短，短的秦朝只有15年，长的两汉有四百多年，有新朝建立也必有王朝覆灭，王朝更替，必然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古人说过：“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代历代王朝的消亡总离不开农民起义，贫苦百姓成了推翻封建王朝的主力。
正常来说，农民起义应该是农民领导的，但纵观古代的十二次农民大起义，其中的领导者却没有多少个是农民，之所以叫做农民起义，是因为起义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为什么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很少是农民？领导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有哪些人？
农民是处于封建王朝中最底层的阶层之一，同时又是赋税最重的一个阶层，可以说封建王朝都是靠农民“一口血，一把泪”支撑起来的。古代讲究君权神授，农民阶层一生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什么知识文化，要拉起一支队伍，特别是一支干部队伍，必须要能说善变，收获人心，不然周围的人不会服你，就像今天的传销一样，得用一套理论帮别人洗脑，不断壮大队伍。最关键的是古代推崇儒学，基本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注重君臣之道，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每一代君王无不例外给臣民灌输儒家思想，天子代表的是天，古代农民愚昧，几乎只有服从，所以要想起义，首先要搞一套方法，让农民认为你才是未来的天子，从思想上颠覆农民的认知。
古代农民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影响力有限，要想同一阶层的人服你，得拿出点本事，犹如今天的职场，要想一个和你同级别的人为你办事，你得先帮他洗脑。古代农民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小农经济的盛行，农民往往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孤独终老”。
相反，古代农民起义中领导者最多的是吏。
吏是级别最低的古代公务员，麻雀虽小，但却五脏俱全，吏虽然地位低，但相对于农民，吏官掌握的信息更多，更了解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底层人员的生活状况，把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顾炎武称吏官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
吏官如同今天基层公务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古代征粮、征税、征徭役都是属于吏官的工作，一来二去，认识的人自然不少，这方面的佼佼者自然要数汉高祖刘邦，刘邦原为秦朝时的泗水亭长，任亭长期间，结交了不少地方豪杰、文人，连吕公之女也被他娶到了，在基层工作中也颇有名声，以至于秦末在沛县起义时，一呼百应。
除了刘邦，吏员作为起义领袖的还有不少，具体有宋江、瓦岗军的翟让、窦建德、红巾军的刘福通、李自成等，这些人都是当过小吏。吏之所以能比农民搞革命更出色，
一是因为吏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山高皇帝远，甚至能成为地方一霸；
二是吏更容易有群众基础，吏比农民毕竟多读过几年书，政治眼界自然要长远，善于利用身边的力量，一些正直的吏官在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刘邦、宋江、王匡、王凤等之所以能在起义时能快速壮大力量，得益于平时仗义疏财、为民办事，要知道古人最注重德，德为尊，
其次，吏对百姓的需求和心理更加清楚，综合这些，吏能成为领袖也就不难了。
农民起义领袖中排行第二的是商人，而且是盐商。
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商人在我国古代的地位很低。商人的地位虽然低，但闹起革命来可谓是财大气粗，这是农民阶层不可比拟的，最著名的是撼动大唐根基的商人黄巢，黄巢原是一个贩私盐的黑商，盐在我国古代是个政府垄断的暴利行业，贩卖私盐是个很严重的罪名，但因其暴利，很多人都宁愿脑袋系在裤头带上也要去干，正所谓，“三年不开张，一开张吃三年”正是这个理。
历史上的张士诚也干过盐商，消灭了大半梁山好汉的方腊也是一名商人，据记载他还是一名“农场主”。商人有大量财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就是打钱，没有大量金钱如何招兵买马，打造兵器、盔甲？所以在财力上农民输了一大截，再者经商的脑子亦比较聪明，胆子也比较大。
农民起义领袖中还有一些就是军人。
秦末的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是屯长，明末的张献忠是戍边兵士，作为军事人员，他们具备一些军事素养，在资质平凡的农民中自然能起到挑大梁的作用。真正的农民出身的只有三人，但也是助手或者是继任者，具体是南宋接过钟相指挥棒的杨么，清朝末年的杨秀清和萧朝贵。
农民作为封建王朝的“支柱”，封建社会的主体，统治者也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地主阶级要想永远当地主就必须牢牢控制好农民阶级，尤其是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世面见得少，即使是科举制的实行，给了农民翻身的机会，但所学的内容是儒学思想，忠君爱国，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朝时期规定八股文，清朝则兴文字狱。
所有没有群众基础、财力和专业能力的农民阶级很难成为起义的领袖，总不能把锄头一扔，就起义吧！
熟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上有九个大一统王朝，每个王朝国祚有长有短，短的秦朝只有15年，长的两汉有四百多年，有新朝建立也必有王朝覆灭，王朝更替，必然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古人说过：“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