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楼梦》，人们往往对书中诸多奥秘深感兴趣，见仁见智探索不止。比如预示王熙凤命运的警幻册子上“一从二令三人木”这句话，有的认为是指贾琏对凤姐的态度由言听计从到冷淡到最后休弃，有的认为“三人木”不只一个“休”字，而是“夫休”二字，凤姐的最后结局是“众冷夫休”。如此等等，专家学者的拆字法约有近十种，到底作何解释，至今仍是个谜。《三国演义》同样有许多奥秘，只是不像《红楼梦》那样玄。它是历史小说，不是纯文学创作，其奥秘主要表现为文本与史实的差异。你说它反映的是历史，可不少地方分明子虚乌有并无史实依据；你说它是小说，它又起着绝好的通俗历史的社会作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人们都叫它三国故事，于是便引出一个众说纷耘的真三国与假三国的有趣话题。这是读《三国》、谈《三国》一大绝妙之处，也是《三国演义》引人入胜的一大魅力所在。

演义亦不可全当真

关于真三国与假三国问题，自有《三国演义》以来一直存在。其症结是演义与信史既有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一面，又有截然迥异、不能等同的一面。

《三国演义》的原本，叫做《三国志通俗演义》，流传于明代。可知作者当初是把它作为正史《三国志》的通俗演义来写的。清初毛宗岗父子对其修订，成为流传至今的通行本，基本内容并无改变。毛宗岗在修订后写了篇著名的评论，叫做《读三国志法》。明明评论的是演义，毛宗岗为何不说成“读三国演义法”呢？恐怕主要也因为它是同三国历史紧紧相连的。当然，《三国演义》所反映的，不光是三国时期的历史，而是自汉末黄巾大起义（公元184年）至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公元285年）这段历史，但主要是三国历史，着重表现的是三国人物及其故事。

由于《三国演义》本身是部历史小说，它同三国历史紧紧相连，写得又是那么生动传神，影响非同寻常，所以人们将它称作形象化的三国历史课本。但它毕竟是小说，不可能全盘照搬历史，必然要作艺术创造。从总体上看，小说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是融为一体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部形象化的通俗历史。唯其形象化，使三国历史故事显得更为真切生动，起着无以伦比的普及三国历史知识的作用。诚如胡适所说：“在几千年的通俗史教育上，没有一部比得上它的魔力。”

作为形象化的通俗历史，当然与史书是截然不同的。它是虚实结合、以实为主的历史小说，七实而三虚，其中的七实与史实基本一致，三虚则史实所无。这七实三虚是带来真三国与假三国的根本原因。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曾指出：《三国演义》三虚七实的描写容易招人误会，不免使人信虚为真。先生还举明代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落凤坡吊庞士元》一诗为例，指出“这‘落凤坡’是《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类似这样被演义虚的一面“闹昏”的例子几百年来多的是，如把“既生瑜，何生亮”作为历史典故看待等等。清代复古之风盛行时，十分讲究真假三国的分明，诗文中混入演义的话便会受到指责。雍正皇帝就因为有个满州官员在奏疏中用了孔明挥泪斩马谡的话而动怒，将这个奏官责打四十棍，枷号示众。其实挥泪斩马谡还不属于全是虚构的文学创造，只是《三国志》中仅说“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

现在，人们谈论三国往事时，以虚为实的情况仍时而可见。如将“桃园三结义”、张飞鞭督邮、三英战吕布、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放曹以及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祭东风、三气周瑜、柴桑口吊孝等等都视为信史，被演义的虚构笔法弄胡涂，造成真假三国不分之误。

​史书也未必全真实

作为“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一些情节、故事乃至人物与史实有出入，或者全系文学虚构，并不影响其文学、历史价值。唯其形象、生动，一些故事情节才深入人心，为人们津津乐道，使三国往事家喻户晓。所以，假三国并非只会误导历史，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虚构的笔法使关羽、孔明等三国人物大放光彩。问题是要把文学与历史、演义与信史分清楚。论史、论历史人物，不可将演义的虚构笔法也拿来作例证。

从历史的真实性看，其实真三国也未必全真。正史《三国志》对历史的记载也有不够真实的地方，我们只能说《三国志》与演义比，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不是说它一点没有不真实之处。

这个问题其实也何止存在于《三国志》一书。史官著史，有时代局限、材料局限、个人局限包括思想品德局限等问题。《三国志》作者陈寿，本是蜀人，蜀亡后成为晋臣，任著作郎，编写三国史书等于是当代人写当代历史，更有一定的局限。

比如，《三国志》写三国历史，独不见司马懿传。司马懿在曹操时就出名，是三国时代的一个重要人物，陈寿为什么没为他立传？因为陈寿著史时三国已归晋，司马懿已被追尊为宣皇帝，陈寿作为晋臣，把晋国开国皇帝的祖父列入《三国志》，显然是不允许的，于是司马懿事迹只能散见于其他人的传记里。一个三国重要人物而不为其立传，这不是一种有失历史真实的表现吗？然而，陈寿只能这样处理。

又如，《三国志》对蜀史的记述十分简略，以致我们对蜀国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了解很有限，不如《吴志》，更不如《魏志》。若不是《三国演义》对蜀汉的大加张扬，刘、关、张不可能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尽管演义状刘、关、张不少方面与史实不符，但却弥补了《蜀志》过弱的不足。《三国志·；蜀志》份量过弱，跟蜀国没有修史有关，陈寿手头的材料缺乏，不可能妙笔生花。陈寿写他已亡故国的历史，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这也可能是个原因。

再有，《三国志》里也存在着春秋笔法，有的历史真相并未很好展示，有的人物传记里还有隐匿现象。赤壁之战这件大事，在《魏志·；武帝纪》里只廖廖数语：“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好象曹操是自己退兵的，只字未提火烧赤壁。曹操的尚书令华歆，陈寿为他作传，极尽赞美，好象此人美德俱全，看了《后汉书》的伏皇后传，才知此人曾受曹操之命搜捕伏皇后，并亲手将披头散发打着赤脚的伏皇后牵出宫。这些例子都说明正史也未必完全忠于事实。最简单不过的例子还有陈寿为三国君主立传，未当上皇帝的曹操享受着帝王的待遇，其传为之“纪”，而当了皇帝的刘备、孙权都只是“传”。陈寿尊魏为正统，因为晋是承魏而来，尊魏即是尊晋，作为陈寿来说也只能选择这样的修史体例。也正因为如此，对魏武对魏国名臣，一些方面就有意笔下留情了。得亏还有吴、蜀两志，特别是刘宋裴松之作了大量注引，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三国历史的全貌，单凭《三国志》特别是《魏志》来了解三国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也会上当受骗的。

二者应结合阅读

真三国与假三国，其实也不是截然排斥的。它们在总体上都对三国历史文化的传播起着积极的作用，并大大丰富了人们的三国话题，增进了人们研究三国历史文化的兴趣。

自《三国演义》问世后，真三国与假三国已融为一体，谁也无法把它们截然分割。真三国是假三国的基础，假三国是真三国的延伸，它们共同组成了《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三国人物、故事，经《三国演义》虚实两方面的传播，使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智慧才能得以生动体现，影响深远，这是史书所难能企及的。像关羽形象、关羽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假三国而不是史书。

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与作为史书的《三国志》，是两部不同类别、不同文体的著作，我们不能把它们等同看待。但我们在研究三国历史文化的时候，一定得把它们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离开史书孤立地研究《三国演义》，只会走进狭窄的文学胡同，很多问题缺少历史的比较就说不清楚；同样，研究三国历史文化只研究史书而不研究《三国演义》，也难能有深入的开掘，并有可能远离广大读者，与民族化、大众化的社会文化心理背道而驰。

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读《三国演义》最好也读点三国史书。毛泽东是很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的，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我们若将读演义与读史结合起来，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读《三国演义》，起码不会闹出信虚为实的误会，也必然会进而增添阅读的兴味。

读《红楼梦》，人们往往对书中诸多奥秘深感兴趣，见仁见智探索不止。比如预示王熙凤命运的警幻册子上“一从二令三人木”这句话，有的认为是指贾琏对凤姐的态度由言听计从到冷淡到最后休弃，有的认为“三人木”不只一个&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