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民国其实极为普遍，绝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

后来，即使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娼妓合法化成为名人热衷风月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为革命活动立过功

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在革命时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佬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妓女的小凤仙也成为了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

王书奴在总结中写道：“这班人(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

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道理便在其中。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风流种子，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他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对于这些人的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

娼妓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禁止

民国的娼妓问题，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方得到解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行动。政府组织妓女检查身体，入教育院改造，经过学习和改造，在一千多名学员中，总计出院的人数为1077人。

上海实行的是逐步取缔，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直到1968年，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

政府对妓女有病治病，进行职业培训，绝大多数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了新疆，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的娼妓，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禁绝。

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