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锡

朱之锡人物简介

朱之锡（1622～1666），字孟九，浙江义乌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历任弘文院侍读学士，吏部侍郎。顺治十四年以兵部尚书衔出任河道总督。

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大河不断北决，漕运亦受影响。顺治十五年（1658年）山阳（今淮安）境内柴沟、建义、马逻诸堤并溢，他驰赴清江浦筑堤堵口。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秋汛，发生一次大洪水，河决原武（今原阳）、兰阳（今兰考）、祥符（今开封）及曹县石香炉，泛滥严重。他除饬济宁道方兆及堵筑石香炉口门外，亲往河南境堵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和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口。他还多次上疏对黄河岁修夫役、料物筹措、修守制度、河员职责和运河的管理运用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并付诸实施，对整治河运，有不少建树。

朱之锡治河近十载，驰驱大河上下，不辞劳瘁，筑堤疏渠，积劳成疾。但仍抱病不息，北往临清，南至邳、宿进行视察，以致一病不起，于康熙五年病逝。当时徐、兖、扬、淮一带群众称颂他的惠政，死后把他视为“河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南巡河工时，追封他为助顺永宁侯，春秋祀祭，民间称之为“朱大王”。生前著有《河防疏略》一书，共20卷。 

礼义传家承美德

朱之锡的老家义亭镇陇头朱山头下村，坐落在离城西去40里的义乌江畔，风景优美。绿树成荫。据《梅陇朱氏宗谱》载：“宋绍兴四年，有讳贯，字珍华，因举进士不第，从乌伤县蒲墟（今义乌赤岸村）归隐于兹。”由于祖上性好梅，绕居植之，所以，从前的陇头朱村也雅称梅陇里。

朱之锡的父亲叫朱三凤，从小求读于私塾。当他看到年迈的父亲一生劳碌，供养自己在家中读书，感叹地说：“吾不忍老者勤而少者逸也。”于是，朱三凤毅然丢掉手中的课本，跟父亲一道朝暮负戴，风雨犁锄。后来，家中生活稍有好转，父亲就叫朱玉凤前往燕京投靠一官吏人家。从此，朱三凤就携眷在北京经商。

由于朱三风为人忠善，讲信用，因此，生意越做越兴隆，日渐殷富。但是，朱三风并不是一个仗钱自喜、视钱如命的守财奴。每当遇到穷困潦倒之人，他都会悉心救济，慷慨解囊。明天启三年（1623）农历十二月初七，朱之锡出生在北京。他从小聪明绝伦，与众不同。他的父亲不惜重金，聘请京城名师，为之训导。每当朱之锡读书空闲之际，父亲就坐在一旁，娓娓不倦地讲述祖辈生活的艰辛，历代名人成才的磨难，教诲他为人之道。有时，小朱之锡也贪玩，朱三凤看到就声色俱厉，直面训斥，甚而棒棍相加，很少有宽容的时候。母亲沈夫人虽是名门闺秀，但却持家节俭。她自从嫁给朱三凤后，对两位古稀之年的公婆服侍周到，贤慧有加。朱之锡少不懂事，她就守坐在一旁，亲自督促朱之锡诵课习文。如果儿子深夜背书还不精熟，她就彻夜不睡，一直守着朱之锡陪读。

明崇祯十年（1637），朱之锡15岁。京城生意惨淡，家境也日渐衰落。因爷爷去世，朱之锡举家迁回到陇头朱老家。朱三凤不得不重操旧业荷锄耕种，母亲则在家中机抒针织。为使朱之锡能读书成才，母亲“脱簪珥形以资脯修”，卖掉身上的金银首饰、玉镯等贵重物品供儿子读书。面对世态炎凉，朱之锡读书更加勤奋了。

朱之锡求学异常刻苦，连风雨交加的日子也照常早出晚归，天黑后，母亲总是倚窗远望，等待儿子回家。朱之锡资性颖悟、聪明过人，经史过目不忘，“日课十余艺”，提笔就能写出好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朱之锡在南归家乡的当年，就经过了县乡学的童子试，考中秀才。尔后又整整10年寒窗苦读。顺治二年（1645）赴北京，以首科荐举。第二年参加了由礼部主持的会试，经过天子亲策于廷的殿试后，年仅24岁的朱之锡就中了清朝第一届进土二甲第八名，选为庶吉士。朱之锡在任期间，父亲朱三凤在家书中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奉行耕读之风。今天你有幸功名成就，食禄于朝，跟随皇上，恩宠有加，在朝中千万要谨慎从事，小心做人，不要居功自傲，有奢侈欲望。别让我老人在家里替你担忧，除了这些，我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朱之锡把父亲的教导铭记在心，始终没有忘记。 

慧眼识珠委重任

顺治皇帝登基之后，深感自己勇猛有余而学识不足，决心苦读以提高治国才能。因此就有了“苦读九年”的佳话。而此时朱之锡正好在翰林院供职。因他才学过人，顺治经常请教于他。从后来顺治皇帝对朱之锡的格外器重来看，朱之锡对顺治皇帝的读书生涯和亲政初期起到了一定的辅佐作用。

朱之锡及第之初，被选入庶常馆充庶吉士。庶吉土待遇优渥，是高级官僚的后备队。清朝规定，像朱之锡这样的庶吉士入馆须朝考，三年后，必须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者就授以编修，其余即分给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优先委用为地方知县官。顺治四年（1647），由于朱之锡朝考成绩优异，不久便被授以弘文院编修加一级，第二年开始纂修“六曹章奏”。顺治六年（1649），充会试同考官。顺治七年（1650），由于父亲朱三凤去世，归省服丧。顺治十年（1653），服孝满，携母回京，复补前职。

顺治皇帝为了研读典籍，常常驾临弘文院巡视，有时会来个突然“袭击”。他每次到弘文院都发现朱之锡不是在案犊忙于公务、编纂书籍，就是在埋头读书，十分恪守本职，丝毫没有懈怠之意。由于朱之锡学问渊博，剖析历代诸大家之文字条理清晰，了如指掌，至于封事书牍，更是矢口如流。因此，顺治皇帝对朱之锡的勤政好学精神，十分欣赏，对朱之锡更加器重。

有一次，顺治皇帝又到院里，叫人拿来笔墨，铺开彩色纸笺，要朱之锡赋诗一首。朱之锡灵机一动，拿笔就写下了“禁内盘盂能敬胜，犹怀笔谏效前贤”诗句。意思是尽忠职守，用自己的文才辅佐君主。顺治皇帝览后大喜，亲自叫朱之锡坐在自己的身旁，并赐茶交谈，同时又赐给朱之锡衣袍一件。顺治十一年（1654）春，朱之锡升转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追赠其父为儒林郎。詹事府设詹事一人、少詹事两人，是翰林官升迁的过渡之阶，其实是个培养荐举人才的摇篮。朱之锡任少詹事，虽无实职，却实为东宫僚属之人。

顺治十二年（1655）春，朱之锡迁少詹事兼国史院侍讲学士。冬，升詹事府詹事兼秘书院侍读学士，奉旨纂修《资治通鉴》。顺治皇帝在阅读史书纲目时，发现史籍上没有周戚王以前的史料记载，就叫朱之锡续写自盘古到唐尧时代的篇章。顺治十三年（1656）夏天，朱之锡转弘文院学士，加一级。掌管官员向皇帝奏事的奏章函牍和皇帝宣诏天下圣旨的起草。顺治外出巡视时，总叫朱之锡随从同往。凡是顺治御览诸书，都经过朱之锡的亲自点校整理。

顺治十四年(1657)，朱之锡升吏部右侍郎兼弘文院学士，加一级，奉诏清理刑狱。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同年，原任总督河道要职的杨方兴卸任，因总督河道一职事关重大，朝中亟需选择合适人选。顺治皇帝在博选廷臣时，惟看中吏部右侍郎朱之锡，特擢朱之锡为兵部尚书兼总督河道。这时，随他在京的母亲因家父过世而过哀成疾。日久，气血顿耗，病入膏肓。朱之锡是个有名的孝子，他唯求送母回乡以尽孝道，故对皇上委以的重任，婉言而谦逊地推让了。七月十九日，顺治皇帝谕吏部旨说；“总河事务重大，必得奇人方能胜任。吏部右侍郎朱之锡，气度端醇，才品勤敏，着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朱之锡捧读圣旨，进退两难。惊惶之余，还是以《惊闻新命疏》向皇上恳辞。疏日：

总河一官，司数省之河渠，京师之输辙。其间区书机互，争于呼吸。而支治民生，钱粮兵马，事务殷繁，责任重大。朝中重臣老成练达者才能胜任。而臣以未逮强壮之年，未经涉历之多，仰负殊恩则属。臣一身者其微，关于国事者甚巨。此臣所以闻命惶骇不已。而不敢不据实披陈子君父之前也。冒昧邸承。报效之志虽殷，言劣之才有限。万一辜负皇上期望，担负不起重大国事。经过几番深思熟虑，不得不莽请皇上鉴臣愚诚，收回成命，别选真才授以斯职。

七月二十四日，顺治皇帝又颁旨给朱之锡：“卿以才品，特简河督着即，遵旨任事，不必逊辞。”由于顺治的二次旨谕，朱之锡才于七月二十九日报任，时年35岁。

运河修复工事虽在冬月水涸之时进行，但一切料理准备工作刻不容缓。又加黄河长堤孟家埠口一处，涨溢漫没，堤决崩溃。时虽仍由旧臣杨方兴率领官兵民众在抢堵修堤，但朱之锡忧心如焚。他想，既然自己已接任该职，就得早日离京赴任，免得延误河事。于是朱之锡决定于九月初九启程。顺治皇帝念及朱之锡人才难得，谕旨在景山召见，并为他饯行。朱之锡到景山，顺治帝亲自出迎。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顺治皇帝解下御衣，亲手给朱之锡穿上，并赐给升职用的衣帽、带靴、鞍马等物。朱之锡受宠若惊，跪伏于地，说：“臣当以报效国家为己任，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我无他话可说，仅以此来报答皇上的恩宠。”

朱之锡是有名的孝子。他本欲推辞总河一职，在京以尽孝道。但念及顺治帝如此器重，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他怎能不因公而忘私？朱之锡穿着顺治帝亲自为他穿上的新官服，内心怀着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准备向母亲解释。不料母亲听后却心静如水，反而问朱之锡：“皇上对你如此恩宠，你该怎么报答？”朱之锡想不到母亲如此深明大义，大喜过望，拜伏在母亲膝下道：“自接到皇命之后，此身已非己有，我若不誓死报答皇上，就有违母命，之锡乃不忠不孝的人。”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八，朱之锡携带家眷，离开京师，不久抵达济宁总督河署。从此，天降大任于斯人。朱之锡开始走上了治河的艰辛之路。 

鞠躬尽瘁治三河

朱之锡赴任不久，黄河下游便进入了冬季凌汛期。由于天寒地冻，河水结冰，严重阻塞河流的畅通，祥符槐堤坝很快就被河水冲决了一个大口子。

中国河患由来已久，最为严重莫过于黄河、淮河了。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大河不断北决，槽运亦受影响，治河任务十分艰巨。清朝初期，首重治河，曾不惜巨资派专人勘探河源，以寻求治河的方略捷径。自顺治以来，黄河、淮河连年决口，光每年治黄投运就达百数十万两、役夫丁工数万。由于清朝基业初定，百废待兴，下拨之治河经费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资金的短缺，给新任总督河道朱之锡增加了治河的难度。

黄河之水曲折东流四五千余里，流经九省。中游黄土高原，有大量泥沙入河，导致下游河道严重淤积。年复一年，致使河南、山东一带的下游河床高出两岸平地数丈。因此，全靠人工筑堤防水。一旦河堤决口，势必泛滥成灾，危及到淮河。

淮河流经四省1000余里，本身为害并不大。若黄水入淮，其水势则凶猛十倍，极易引起堤决沙沉，殃及安徽、江苏等省。且苏皖一带地处平原，地势低洼，加之河道不畅，每逢夏秋季节，洪水下泄，几成汪洋。由于连年洪涝频繁，遭灾严重，两河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只能逃荒讨饭，苟延残喘。从地理上看，位于中原腹地的淮河流域面积有4万公顷土地，大部分处于洪水威胁之下。清朝前后，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旱灾59次。每次灾情发生，流离失所的灾民不计其数。由于水患造成的贫穷，影响到社会安定。历史上有好几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均源于此。黄河下游、淮河流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多灾、贫穷、落后的黄泛区。故治黄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失于治黄。

清代经管于淮、黄交汇之地的治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均因治理不力，奏效甚微。因此，朱之锡赴任之后，不是劳于奔命治黄堵决口，就是淮河告灾，亲临抗洪第一线。南北交驰，几无歇脚之时日。朱之锡的前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治河多年，由于黄河决口频频，他本人虽曾以防护无功而提出辞职，并多次遭到朝中大臣的弹劾，但朝中实在缺乏合适人选，故顺治不是上谕“以弹力河防不必引咎”为由拒绝，就是用“上念其劳以原官加任”稳住其心。他任职最后一年，也是朱之锡刚刚接任前后，黄河大王庙处决口，一次花费堵口银两就多达80万两。由此可见，治理河道，担任总督一职决非易事。《清史稿·河渠志》记载的朱之锡治河的前五年中，光黄河决口的情形，就十分触目惊心：“是年，决祥符堤，疙疸随塞。”“十四年，建义、马逻诸堤并溢。姚家湾塞。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戗堤，塞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复决武慕家楼。”“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十六年，决归仁堤。”“十七年，决陈洲、郭家埠、虞城罗家口随塞。”水患之频繁，不容朱之锡有喘息之机。

朱之锡上任后，对黄河、淮河、运河等地的治河情况，亲临沿线勘察。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先后多次向朝廷奏本治理河道的合理建议。如河南每年治理河道的夫役，应保存原有的名额。原明朝制定的淮河工事，除了官府丁差外，大多来自于民修，应当恢复旧例。扬州一带的运河附近，湖泊多，属黄、淮交汇之处，以前设有堤闸以便蓄水槽运或抗洪防灾，应当择要修葺。在汛期前，各地要备足应急材料，以防河堤决口。特别是洪灾多发的濒河、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预先做好筹备。地方上出现的奸、豪包占夫役，卖富佥贫、发洪水财私弊百出等问题，应当严责司、道、府、厅各级查报，凡是发现官吏徇私舞弊，隐瞒不报的，以渎职罪从严论处。各地在黄河汛期守更的水夫，如果发现阴雨天气不赴堤日夜值班的，扣除工食直至旷尽，并责令管河厅、道严加核查，及时撤换。各地河员升调降用，一律等到新任上岗时方可离任。河员的专职官，不能另有差事。每年年终经过一次考职，然后举行一次奖劾。朱之锡的奏本，都被获准录用。

顺治十五年（1658），为了治理黄河与运河之交的董口淤塞，朱之锡亲勘工地，从石碑口迤南，别开新河250丈，以接连大河，终使河水流畅自如。顺治十六年（1659）春，他又亲驻山阳苏嘴一带，排除五大险工，丛弊一清。后又奔赴太行老堤，制定治河决策。建议中州各地派遣的夫役当照15年以前的属地，分别远近，轻重缓急，渐次调用民工，既保持了正常需要人数，又做到了合理摊派夫役，众百姓心悦诚服。朱之锡每年都要清理各地河官的财务。发现贪污渎职者，一律从严惩处。

大运河是清朝北自京师口，南抵杭州湾的一条水运大动脉，三河交汇处更是朝中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清史稿·河渠志》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

大运河与黄河、淮河南北纵横交错，如果黄河决口不能堵住，则淮河泛滥，淮河受害则牵涉到运河成灾。这条清代漕运的水上生命线，一旦梗阻，粮草难行，兵马不动，后果不堪设想。而治理大运河必须先从受害最严重、工程最艰巨处入手。朱之锡上任前不久，大运河就曾因夏季大雨，黄、淮之水交加，相继溃堤，冲开了江都、高邮等河堤数百丈。沿河百姓深受其害。一旦水灾过去，运河又因大量沙泥淤积而阻塞漕运。由于明清之际，战争纷乱，漕运受阻失修已有数十年。因此，清朝初，为使漕运畅通无阻，朝廷征集了大批民夫，清淤除塞，疏浚运河。

顺治十八年（1661）冬，清江至高邮300里间因水患，河道几成平地。朱之锡召集民夫彻底清淤疏浚。他奏请朝廷发给民夫粮食以作报酬，稳定了民工的人心。故而，虽工程浩大，但劳工不缺。朱之锡鉴于运河因水灾或干旱都无法通航船只的实际情况，奏请朝廷修建了南起台庄，北至临清的多处调节水流的闸门，并严格控制船只运载的重量和开启、关闭水闸的时间，使运河得以终年可以通航。

康熙亲政以后，把河务当作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康熙元年（1662），朱之锡任期已满，经考核，因功绩卓著，仍为康熙重用，康熙命给诰身，亲赐羊酒文绮，朱之锡进阶为资政大夫，继任总督河道，成了两朝治河重臣。

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15年内，黄河决口达69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富庶之地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清史稿·河渠志》载：

康熙元年（1662）五月，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等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河势既逆入清口，又挟睢、湖。诸水自决口入，与洪泽湖连，直趋高堰，冲决翟家霸，流成大涧九。淮阳自是岁以灾告。

这年黄河连连决口，几成大患。朱之锡亲自驻扎在治河工地上，指挥抗洪抢险，筹划民工和材料，以致手、脚、口都生疮溃烂，也不下一线，直到抗洪告成，险情排除。

朱之锡几十天时间内，除了一天在住所处理案牍之事外，其余九天时间都在外奔波，巡视督查。酷夏在野外不张伞盖，寒冬腊月不穿皮袍。不是夜宿在荒郊野外的破庙里，就是在治河工地上坐等到天明，与民工打成一片。他既对民工夫役怜悯体恤，以粮代赈，为民解困去忧，又革除陋规，立碑于道，严禁官吏苛待民工，为民昭雪、平反冤狱。兖州有劣绅朱明量者，因私冤诬告良民胡守法。致使胡守法含冤受屈，身陷囹圄，并株连九族。胡守法虽连连上告，但均因朱明量买通官府，翻不了案。时恰逢朱之锡巡视河道至兖州，胡守法亲属冒死呈状鸣冤叫屈于总河衙门。朱之锡十分重视，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案情大白。胡守法冤情得以昭雪，朱明量和贪赃枉法的地方官也得到了惩罚。民心为之大振。

朱之锡十年如一日，心系三河，尽忠职守，不论哪里告急，他总是不惜废寝忘食、日夜兼程地赶到。足迹几乎踏遍黄、淮两河各地，即使积劳成疾也不告假治病调养，以至身体虚弱，形神憔悴。由于他的呕心沥血，三河水患得到极大程度的抑制。在他任总督河道的10年中，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沿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也没有将本来可以自己拿去的治河剩下的银子拿去（按当时规定是可以的）

清廉勤政泽黎民

朱之锡清廉勤政，为民造福的事迹，被两河百姓争相传诵。当时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大多数是沿河各地的县役民夫。有的地方因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即使被派遣到工地，也心牵家中老幼，时有外逃现象发生。留在工地者也因食不饱肚，又无薪资而萎靡不振。朱之锡巡视河工时，沿河百姓皆拦马陈述苦痛，央求他为民分忧。不改变现状，治河大业难成。朱之锡多次向朝廷上奏，申陈沿河人民之苦，建议体恤民情，合理摊派夫役并发给钱粮，实行以粮代赈。经过朱之锡的奏请，朝上谕旨各地，在各重要地段，驻兵防守，以酌减徭役之苦，给两河民众以更多的时间休养生息。沿河民众纷纷称他是为民作主的一等好官。

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二十五日，山东省督抚许文秀等前来向兵部尚书、河道总督朱之锡呈报：在云南、贵州一带征战的罗大将军，40天后将由水路从湖南到江南，沿运河北上山东班师回京，要求沿途务必备足营房、口粮、铜银及马匹草料等等，并决定在山东更换1500艘大兵船。朱之锡考虑到济宁只不过是个小地方，所管河道仅南北70里。虽为运河要塞，舟楫往来频繁，但多是些运粮的重要船艘，不能在此地作片刻停留。而湖南与江南一带，素称“泽国”，船舶如蚁，极目千里水乡，帆影蔽日。区区千余艘船只，指日之间就可鳞集。因此，朱之锡毅然为民请命，火速奏本朝廷，建议把由济宁等地更换船只的任务分解到由江南水乡准备。朝廷准奏，济宁沿河两岸的黎民百姓因此幸免了一场劳命伤财的苦难。

京师是朝中重储之地，运河上每年就有数万艘兵运和粮运的船只通过。因此，运河不可一日不通，黄患不可一天不治。由于漕水浅浮，每船必由数十名纤夫在两岸牵引上京。纤夫之苦难以言状，他们不分昼夜，饿不得饱食，劳不得休息。而且，还要遭受官兵的任意鞭挞，有的折肢伤股，有的命丧黄泉。即使侥幸活命也痛苦不堪。纤夫之役，世代相传，父死则由子孙代征。一家几代都死于纤夫之役的很多，民怨遍地。朱之锡十分同情体恤运河纤夫之苦累，多次向朝廷上疏，建议给纤夫、水手以银钱、粮食作为报酬。朱之锡的奏疏终于获得恩准，从根本上解除了清运河工纤夫的苦累。沿河两岸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朱之锡自己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对各地出现的官僚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朱之锡在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时，为了严肃吏治，惩治贪官、玩官的朝奏就达15次之多。但是，他又心怀仁慈，对被弹劾罢职的官员，总是寓仁教于大法之中，都给予生活上的出路，有经济困难者就自掏腰包，给予资助。因此，被处置的官员，后悔不已，对朱之锡的高尚人格，闻者感泣，道谢不绝。

对在治河工程中表现积极的官员，十分珍惜和爱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刚刚新任总河，就向顺治奏准《特请岁行举劾疏》，要求各路官员部下，必须做到令则必行，禁则必止，赏罚分明，以清吏治，以安民生。朱之锡按规定对各执掌兵农、钱谷的督抚满一年举劾一次。因此，每年除了弹劾不力官员外，又连续五次向朝廷上奏《申明激劝大典》，对贤否勤怠，分别举报，隆重奖励河属各有功之臣。因此，治河工地上不断涌现出清官好官。朱之锡还写下了大量的调研奏章，对治河、漕运等重大工程提出了许多十分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一本《河防疏略》数十万字，近百篇奏疏全都被朝廷采纳。

朱之锡格外礼贤下士。时有浙江海宁人谈迁，终生不仕。虽家徒四壁却嗜书如命。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犹对明史研究颇深。谈迁于明天启元年（1621）开始，历时27个春秋，写出了一部长达100卷的编年体明史实录《国榷》。然而，在清顺治四年（1647）时被窃。谈迁痛不欲生，立志重写《国榷》。但仅靠给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他，要再写一部明史谈何容易？此事被因父亡回家守孝的朱之锡知道后，大加赞赏。朱之锡孝满回京复职途中，亲赴海宁聘请谈迁为记室。谈迁虽年事已高，但还是满口答应下来。

谈迁随朱之锡北上进京，除了给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外，一有时间，就寻书访人，探寻遗迹。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门客，几乎遍访无遗。在朱之锡的帮助下，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新的《国榷》终于定稿。《国榷》有104卷，加卷首4卷，共108卷，凡400多万字，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朱之锡为了治河，一生呕心沥血。事无巨细，身先士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工于何事无不以天下为己任。最催人泪下的是，朱之锡病入沉疴，尚念念不忘三河治理，去世前的最后两天，还写了两篇各近千字的奏疏：他临死前一天已经写好尚未拜发的《患疾日深疏》，读来尤为感人至深：

奏为微臣患疾日深，重任益虞蚉负。吁恳天恩，特准解任调理，以无误河漕事务。臣一介庸菲，狠荷世祖章皇帝拔擢，俾总两河。复蒙我皇上格外殊遇，宠加富秩，滥芋重寄，十载于兹矣。积咎弥多，受恩愈重，夙夜省循。虽捐糜顶踵，尚未足仰酬万分之一。何意蒲柳之姿，天禀本弱，兼之才力浅薄，绠短汲深。每当天时水旱，南北奔驰，忧悸内积，久感怔忡病症。自去春来，心火上炎，跳动不止，饮食减少，恍惚多惊，终夜之间，卧起三四，不能成寐。及后阅历夏秋，前病日剧。偶于入月二十五日，由虞城督工回署，检阅各属公文，痰火上动，忽然眩晕。传医马柏龙，投以姜汤、朱砂等剂，移时方定。此皆本处官役所闻见而共知者。时方决工紧急，空重盛行，黾勉办理，不敢辄以私情渎陈规，自干避之罪。迨至今岁正月初四日，北赴临清勘阅大挑，回济之后，又于二十一日，南阅夏镇入闸邳宿一带，加以感冒痰嗽，过服发散之剂，迄今月余，寒疾虽退，而头晕非常，心胸躁动。批览少久，则耳鸣目紧，眩昏难支，两膝以下寒冷作酸至不可忍。历传医生马相龙、郑国柱等诊视调治。皆云：血气内损，非得岁月静息未易痊。后臣思，人臣以身许国，虽鞠躬尽瘁，义所应尔，狗马疾病，何足上渎宸聪。但河道事务，关系国计民生，何等重大。河工形势变迁百出，钱粮夫料，头绪纷坛，何等繁剧。在臣驽钝之质，平时犹惧，备辕当兹，精神耗竭之余，若因循缄，然日复一日，则所系躯命者，虽征有关军，国者甚钜，万一陨越贻误，臣罪滋大。此巨所以辗转思维而不得不拔沥于君父之前者也。查山东总督臣祖泽溥，河南总督臣刘清泰，俱以患病疏，请调治蒙。恩俞允臣谨援例，冒昧吁陈，伏乞皇上轸念，河漕重寄，卧抱疴之身难以胜任，特准解任调治。敕部速推新督，接管受事，则臣未陨之年，皆皇上再造之赐也。臣不胜恳切思吁之至。

疏中表达了他治河的决心，详尽地阐述了治河经历和提出辞职的原因。康熙五年（1666）二月，朱之锡连撰写奏本的最后日期也来不及写上，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44岁。从中不难看出，朱之锡淡泊名利，心系社稷黎民，视国计民生为己任的崇高品格。

朱之锡总督河道10年，以勤俭为本，经营有方，河库存银由10万两增长到46万余两，存银分文不花。按朝中规定，可将5万两“余羡”赏给朱之锡本人，但他却分文不取。以至于他死后“家无余财”，所剩的仍是祖遗的三间泥墙瓦房。《梅麓公行略》一文中称：“其居官清介，一切耳目玩好，无所尚。惟藏书数百卷，被服如儒生，布衣蔬食，泊如也。其接物则一本于诚，喜愠不形，遇僚属如家人。凡所指授，必委曲详尽，娓娓不倦。”

《河防疏略》凡20卷，乃朱之锡呕心沥血之作。文辞不激不随，可诵可法，曾数次感动帝座。清会稽后学征沁、济南左待御史李鄞园和太守孔元起根据朱之锡遗编共同刻制而成。后杳无音讯。所幸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院专家王涌泉先生，数年寻觅；终于于1978年在复旦大学找到原刻本。从此，该珍贵的文献资料又重现人间。 

万民拥戴颂河神

朱之锡去世讣闻于朝，一时中外僚友，无不嗟悼。噩耗传来，两河百姓皆悲号陨涕，其济州士庶，或巷哭不已，或匍匐聚哭于堂，如是者累月，实为近代稀有。济宁州知州廖有恒在陈情朱之锡的事迹时说：

（朱之锡）坐镇任城，南北驰驱。万艘允许之力，军民调剂，群黎享安楫之利。新河开而漕并欢呼，纤夫苏而役工敛福。条议损益，已无病于民生。节省帑金，更有裨于国计。殚心劝赈，生活者亿人。尽瘁鞠躬，痛遭仙逝。合州人民罢市辍相，扶老携幼，匍匐恸哭，若失考妣，至今言及，无不泪下。

朱之锡生前河署驻地兖州百姓陈情说：

前任总河朱部院大老爷忠孝性成，廉明夙著。自从抵任，经营河务，千里安澜。徭役均平，公私利赖，其功德及于他省者，未遑概举。即如本州兵差络绎，最苦者无如纤夫。俯念民艰调剂得宜，以苏民困者，此其一。济当孔道，南北应付，无船更替，议贴食米以绝差扰者，此其二。凡驻州养马各差，设法安插，闾阎安堵，以恤居民者，此其三。岁荒民流，亟议赈恤，招徕存活亿万生灵，以拯残黎者，此其四。朱明量首告胡守法一案，肆害株连，诣神公鞠，昭雪无辜，以安良善者，此其五。至于夫沾实惠，市受平价，农安耕稼，境绝萑苻，善政流风，斑斑具在。

宛陵后学施闰章是朱之锡在京师翰林院时知交，时任山东督学。痛哭流涕地说：“呜呼，公视河十年，数千里安澜，无甚昏垫，其功当在史册。古文河淮要害，几溃决者四五，而未雨绸缪治之，卒无患然。其精力亦已消之矣。”

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疏言：

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令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吁请思恤，赐祭葬。

康熙皇帝鉴于众大臣的朝奏悼念，以国典从优，谕赐祭葬。朝议大夫李之芳在给朱之锡三月二十二日安葬时的墓志铭上写道：

公感两朝恩宠，经营河上，什一在署，什九在外，兼以雨勿若，非旱忧浅，即潦忧冲。每当各工并急，则南北交驰，寝食俱废。值盛暑，介马暴烈日中。隆冬严寒，触冒霜雪。诚所谓营不乘，暑不盖，骎骎有古大臣风。……是时经纪后事，家无余财。其历年所节河帑裕，公在日不欲以分羡邀功，至是督抚会疏陈功勤事状，具言岁修额银为朝廷节省多至四十六万有奇。即此一端，可以概其官守，此真公忠体国鞠躬尽瘁者也。事下部议。呜呼！公立身许国之诚，自此可以大白于后世矣。

意思是：朱之锡感于两朝皇上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在任总督河道一职时，十天有九天是在工地上，只有一天在衙门中理事，风雨无阻。没有发生旱情即想到漕运搁浅，刚下雨就想到洪灾。每当几个工地告急，则南来北往，奔波于其间，废寝忘食。在炎热的夏天，催马在烈日中暴晒。在寒冷的冬天，顶霜冒雪，他从不躲在营帐中避寒，他不撑着伞儿遮阳。其成就超越古人，有大禹遗风……他虽掌握总河经济大权，但家里没有多余的财富。历年所节约的治河资金，他也不以朝廷规定的“余羡”而占为己有。于是各督抚联合上疏陈述其勤政功绩时，都称他已为朝廷节省开支多达46万两有余。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他尽忠职守，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啊！朱之锡以身许国的忠诚，值得天下人传颂于后代。

朱之锡从中进士到殉职整整20年。历顺治、康熙二帝。他以河务为政事，精忠报国，终成一代名臣而声名远播。

朱之锡生前的治河功德深入人心，连历朝的大臣也纷纷为他请功。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一，时朱之锡已去世五年。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宪巡查到兖州府济宁州南关外的报功祠时，在崇祀录中没有发现朱之锡陈列其内，即批示到山东提学道和济宁州知州廖有恒处，查议速报。罗宪总河根据济宁州详细地申报朱之锡的业绩，以“前部院朱，政绩昭著，尽瘁河干。今据士民呈祠，爱戴不忘，尤征公论。允宜置入祠，以慰舆情”之由上书康熙，请恩准朱之锡以“资政大夫、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入祀济宁州的报功祠中。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南下巡视河工，看到河运畅通，百姓安居乐业。念及先臣治河有功，恩准大学土、总督河道阿桂等人的奏请，追封朱之锡为“助顺永宁侯”。乾隆为表彰他为清王朝初期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又为各地的春秋祭祠，先后授以佑安、显应、绥靖、昭感、孚惠、护国、灵庇、翊化、昭显等封号。

朱之锡的墓志铭上，石刻着这样两则故事。第一则是说他在受封之日，梦见宋代名臣胡公，亲自前来恭贺。朱之锡大喜过望。一梦醒来，除了惊奇更平添了一份为国图报之心。第二则故事则说朱之锡在归省途中，渡船夜泊黄河时，梦见一金龙神送给朱之锡一个鳞纹灿灿的大鲤鱼。并对朱之锡说：“善善好了，异时当期相见。”然后，金龙神很有礼貌地辞别而去。说来也是奇遇，当夜跟随朱之锡之船随行的曹孝廉、文烩也梦见有成千上万虾兵鳖将，托举着朱之锡的大船，一帆风顺地渡过黄河。朝政大夫李之芳撰写并镌刻在朱之锡墓志铭上的这二则十分离奇又有趣的故事，从另一侧面，颂扬了朱之锡治河的惠政。

会稽后学姜希辙，为朱之锡的《河防疏略》作序说：“民生并用云材，而操大利大害之权者，莫如水。古帝云：平地成天，以治水为首务。……公之勋绩，昭昭在天壤间。”朱之锡逝世后，被西河百姓敬奉为“河神”，称为“朱大王”。两河百姓纷纷沿河立庙祭祀，常年香火不绝。各儒学宦词也相继为朱之锡雕塑，称其为一代治河功臣。

义乌陇头朱山头下村，朱之锡祖造的三间泥墙瓦房，如今已荡然无存了。遗址处绿意点点，仿佛在向后人述说着逝去的史实故事。朱之锡的真容像及“助顺永宁候”牌匾，以及现义乌市人民医院附近的梅麓公祠，均在“文革”中被毁。原址在金华中心医院东部的“大王庙”是清皇朝特为梅麓公朱之锡营建的，以令后人子弟追念先贤之伟绩。如今也已年久倾颓。

朱之锡的墓址在离陇头朱村十多里地的金华方村南面，他父母的合葬墓则在倍磊金山村。均已遗迹无存，面目全非，仅剩几个高大的石人、石马、石羊了。最近，赤岸镇赤岸村发现了一块有门板大小的牌匾。木匾上用金粉写着“越国世家”四个金光灿灿的大字，左下角的落款依旧清晰可见——詹土府詹事学士朱之锡，是距今300余年的珍贵文物。

朱之锡一生为官，两袖清风，他为治理河道，造福黎民百姓，不惜舍身报国，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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