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唐朝太史监一百多年的印度瞿昙家族-唐朝天文历法与印度

瞿昙撰，唐代世居中国的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之第四子。青年时代曾任职于太史监。

733年，与历官陈玄景联名上书，指责一行的大衍历采用了九执历中的部分方法，未果，被调离京城。758年，太史监改为司天台，撰被召回，就任司天台秋官正，兼管天象占卜。762年，被授以朝散大夫，任司天少监。765年升任司天监，次年被授以银青光禄大夫。撰有六子，其第五子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1977年，瞿昙撰墓志在陕西出土，为研究瞿昙家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瞿昙譔的墓志读下来，可以发现他家四代人的传奇人生，尤其是他父亲瞿昙悉达（与佛陀同名同姓）竟然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

二年（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譔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从巳至午蚀为周'，周为河南，今逆贼史思明据。《乙巳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旧唐书》·卷三十六 志第十六

761年七月的一天，发生了一起日食。根据星宿之说，日亏于张宿，对应分野在周，即河南。这是当时已称帝的史思明占据之地。“日蚀之下有破国”，而当时的河南正是叛军史思明的据点。天象的解读正确。同年，史思明被义子所杀，安史之乱结束。皇帝大喜，重赏了这位上书的司天台中层官僚，将他提职为司天少监（也就是司天台的副职）。

史思明

官僚名叫瞿昙譔，复姓“瞿昙”，或者说音译“瞿昙”。这是个典型的天竺名字，佛陀的俗名叫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 Gautam），“乔达摩”和“瞿昙”皆是对Gautam一词的不同音译。瞿昙譔后来担任司天监十余年，而在他之前，他的父亲、祖父都曾担任唐朝天文机构的领导，子承父业、克绍其裘，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大唐的天文历法机构一直被印度后裔所把控，以致于部分文献中戏称太史监为“瞿昙监”。

太史监（即太史局，后改制为司天台）是唐王朝掌管天文的部门，皇家天文学家们夜观星象，确定年的长度，找到耕种的时令，也为皇帝各种荒诞的想法寻找超自然的解释。这个机构的职级并不高，但是地位却极为特殊。

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天文学家则背负着解读天意的作用，他们是与皇室命运紧密相连的机构，承担着宗教和现实的双重使命。《周礼》之中记载了大宗伯和太史等与天文关系紧密的官职，前者“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城“，后者“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掌管天文的大臣不仅要协助祭祀相关工作，也在实务中负责制定历法——这在靠天吃饭农耕社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唐朝天文学家杨景风曾经写道：“今有迦叶氏、瞿昙氏、拘摩罗等三家天竺历，并掌在太史阁。”[1]

瞿昙家族在中土扎根已久，早在南北朝时期不少族人就前往中国做生意和参与翻译工作。后魏时翻译《唯识论》的瞿昙般若流支是最早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瞿昙族人，他们的后代定居长安数百年。整个家族融入中国社会，按照中国士大夫的培养模式教导子孙；又因袭了印度婆罗门的传统，修习梵语经文，遍读印度古典学说，尤其以天文学见长。

瞿昙罗生于贞观年间，入仕于唐高宗时期。每位帝王都会编制历法，年号、纪元和历法是帝王正统性和神圣性的体现，同样也规划着农业社会中百姓的生活习惯。瞿昙罗参与了多部历法的编写，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主持了武则天治下《光宅历》的编制工作。瞿昙家以天文学为家学，他的儿子瞿昙悉达也是少年时就随他进入太史监，修习天文和历法。瞿昙罗任太史令30余年，瞿昙悉达也逐渐成长为太史监中的骨干，后世的历史看来，瞿昙悉达也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

712年，睿宗李旦退位于太子李隆基，唐玄宗即位，大唐盛世到来。唐玄宗即位后重整了太史监的人事安排，瞿昙悉达获命为太史令。唐玄宗上任头两年，忙着整饬江山，应付太平公主的政变，并未修订历法。统治稳固后，瞿昙悉达接到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份重任——翻译印度历法《九执历》，作为当时通行的《麟德历》的补充。

《九执历》相传是印度梵天大神所创，由五通仙人承习传授。当时在中国流传着多个版本的印度历法，各类文献表意或有出入，瞿昙悉达作为通晓梵语又精于天文的印度后裔，承担翻译和校对的工作最为合适。《九执历》的抄本流传至今，当中提出了很多在当时中国天文学界并不多见的说法：以360度作为圆周的划分；以60进位制的计数法；采用黄道坐标；提供了正弦函数计算方法和正弦函数表。

受希腊影响，印度人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比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认知先进许多。《九执历》的独创性之高，甚至引发了后来的一庄公案，不过此事发生在十多年后，稍后另表。

瞿昙悉达的另一大贡献是修撰《开元占经》。编制工作历时十年，瞿昙悉达统领太史监全员参与。全书共120卷，合计60万字，编录了上古以来各类天文、占星、历法的作品三百余部，该书堪称唐朝时的天文学百科全书，为保存我国上古天文资料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方面，该书级唐代以前各类天文作品之大成，不少“纬书”、旧历都只在此书中得以保存；另一方面，该书保留了有史以来至八世纪时各朝各代的天文观测数据和历法基本数据，这对后世科学史的研究意义非凡。值得一提的是，瞿昙悉达主持编译的《九执历》也收录于此书中。

《开元占经》的传世亦颇为神奇，在唐朝以及很多朝代，天文学由于与占星术紧密相关，出于保护皇家运数、避免天机泄露等方面的考虑，对于民间私藏、私学天文学书籍，都是严令禁止。《开元占经》也不例外，像许多古旧的天文作品一样，一朝天子过后，书文便失传了。有唐一代，《新唐书》中再无记载，伺候宋、元等朝皆无人文字记载，直到明朝末年。名为程明哲、程明善的两兄弟极偶然的机遇，在一座古佛像的腹中发现了一部《开元占经》。凑巧的是，明朝末年天学禁令逐渐放开，因此二人便请人抄印流传。当今我们看到的版本是后世清朝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抄本。

就在瞿昙悉达升职为太史令的那一年，他的第四个儿子瞿昙譔出生了，或许是命运的机缘，他成了瞿昙悉达诸子之中最具天文学天赋的一位。少年时就以武举及第，成为了扶风郡山泉府别将，做了几年武官后，由凭借父亲的旧关系调到了太史监任职。履职后没多久，22岁的他就造了个大新闻，一纸诉状把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僧一行状告到了唐玄宗那里，而此时，僧一行与他的父亲瞿昙悉达都已过世数年。这份诉状，在当时的朝堂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也改变了瞿昙譔甚至瞿昙家族的命运。

开元九年（721年），玄宗委任僧一行作为开元新历法的制历人。制定历法本是太史监的本职工作，时任太史令瞿昙悉达新近完成了《九执历》的翻译，并依次对旧版历法《麟德历》进行了修正，按照职责与情理，都应当是由瞿昙悉达和他的太史监来完成此项重任。僧一行能得敕令，却绝非侥幸，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一行出生名门，他的曾祖父张公瑾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太宗时位极人臣，后来祖父和父亲也先后为官，不过家世没落。贞观五年时，玄宗下旨要求各州牧引荐勋臣子孙而无功名之人入京为仕，一行也得此机缘来到长安，并且与玄宗皇帝及一干重臣有了联系。

入京之后，一行扎实的儒学功底和佛学修为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机遇，当时西域来京的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正在长安译经，一行被选为译师参与了《大日经》的翻译。《大日经》是中国与后世日本密宗佛教的圣典之一，这部作品的翻译让一行具备了极高的学术地位。由此机缘一行被选入当时皇家科研机构集贤院之中，因此结识了当时任集贤院大学士的宰相张说。张说颇为欣赏一行，开元历法的制定工作正是由他牵头，因而在他大力推荐下，僧一行成为新历的制历人。一行制定的这部历法，便是知名的《大衍历》。一行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去世，后由张说等人加工文字，整理成集，两年之后《大衍历》颁布实施。

在僧一行编订新历法的时候，瞿昙悉达忙着编著《开元占经》，但是制历人一职的旁落给瞿昙悉达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他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就郁郁而终。那段时期的人事纷争和怨怼埋怨想必是影响了瞿昙悉达，这种情绪多少影响了他的儿子。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瞿昙譔与另外两位官员陈玄景和南宫说一道，上书皇帝，说“《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控诉僧一行编写《大衍历》的过程中抄袭《九执历》，但是抄袭又断章取义，导致算法和推测有误。这段公案当时在天文学界内外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史书上简单两句背后交织着阴谋与斗争。

本桩抄袭案的焦点《九执历》，则是由瞿昙譔之父瞿昙悉达根据梵文天文学著作《五种历数全书汇编》编译而成的。可谓当时希腊-印度天文学成果的集大成者，其中包括：

1.瞿昙悉达首次使用点符号来表示0，填补了中国算筹体系没有零记号的空白。

2.将巴比伦-希腊天文学中的圆周分度体系引进中国。较之中国传统圆周分度为365.25度，新引进的圆周分度则为360度，更便于运算。

3.基于360度分度体系和球面三角法，推算月食时月球离黄道的度数，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角(正弦)函数表。

4.在计算日月食方法时，考虑到日月和地球间距离的变化，加入了根据目测推算日、月直径的方法。

唐朝人对于西来的天文学知识未能吸收，按照自己的传统加以改造了。

根据《新唐书》的说法，中国人用惯了算筹，难以接受印度数字。再者，《九执历》中的各种算法只有公式，而无具体推演过程（这是古代传统印度数学的通病）。翻译的语言也晦涩难读，使大众不能理解。既然读都读不懂，自然无从推广了。

话虽如此，唐朝天文机构内学习过印度历法的学者，依然吸收了一部分印度天文学的成果。比如《大衍历》中测量月亮黄纬的表格，就罕见的使用了360°分度体系。但由于当时对印度历法的不理解，为了避免被批判一番，一行和尚等人只好掩耳盗铃，在历书中强调“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装作该表格采用的是中国传统365.25度体系。

此外，在从铁勒到交州大规模测量子午线的过程中，其得到的“步晷漏术”，即从0度到80度的每度影长与太阳天顶距对应数表也受到了《九执历》中正弦函数知识的影响。

《九执历》在僧一行编写《大衍历》中有着很多的借鉴参考及引用。瞿昙譔提出控告，似乎只是想在学术领域重新掌控太史监。

一方面，此事的发端蹊跷，像极了政治阴谋。瞿昙譔是已故的瞿昙悉达之子，陈玄景是历官，是天文专业机构序列中的人，南宫说更是任瞿昙悉达多年的老部下。三人合谋上书，陈表的内容又是皇帝和其他官僚看不懂的天文算法之说，在表面事情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三人的行为更像是为瞿昙悉达争名分而污蔑僧一行的政治斗争。

另一方面，《大衍历》的确多处借鉴《九执历》的内容。二者成书时间接近，而根据后世学者的考究，《大衍历》之所以能成为唐代名历，主要创造有二：其一，创造九服日晷以定分食，这是取法于《九执历》的随方眼；其二，测九道月行，定出黄白交点移动的周期，同样取法于《九执历》[2]。但是《大衍历》在借鉴以上算法的同时，又没有完全参照原有算法和数据，而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瞿昙譔等人看来，这些调整反而将误差变得更大了，所谓“用术不尽”。

瞿昙譔的控告并不是因为一行抄袭，而是抄袭的不够多，没有把古希腊印度的科技完全引入。至于《新唐书》将控告原因解释为瞿昙譔因为没有参与修历而怀恨控告，纯粹是宋人不切实际的抹黑之词。因为根据瞿昙譔的墓志铭，他生于公元712年，在一行721年编撰《大衍历》时他只有9岁，根本不可能参与修历。

此事最后收场的方式是业界事业界定。玄宗命御史李麟和太史令取来历史天象观测档案（“灵台候簿”）与几本历法中的算法进行交叉比对，结论是《大衍历》的准确率“十有七八”，《麟德历》“才三四”，而《九执》“一二焉”。 瞿昙譔等三人皆遭贬值，算是对此公案的裁决。

科学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唐玄宗采取了偏向新历的解决方案，下令太史令比较两本历书和天文台的记录。这样问题就从比较历法的原理变成了比较哪本历法更准确。《大衍历》由于测量数据更新，毫不意外胜出。

瞿昙家族在这时期，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传统官场文化氛围之中，可以说已经被彻底同化了。

此案中可推敲的细节甚多，但是跳出细节，这分明是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派与瞿昙为代表的天竺天文学派的一次派系之争。

将近30年后，瞿昙譔由于成功从占星学分析中判断了史思明作乱之事，官复司天少监，后来又在经历了罢官和复职，最后在代宗时期担任司天监，直至65岁离世。后来，他的儿子瞿昙晏也曾在天文机构任冬官正一职。

瞿昙家族的历史此后堙灭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很长时间来各朝代的史学家都不知道唐朝的这些瞿昙们有什么关系，1977年陕西出土的瞿昙譔墓，通过他的墓志，史学家们才还原了他们历经四世的传奇经历。

瞿昙家族的带来的各种先进印度历算概念此后被打入冷宫，未能在中国推广。

结果，直到五百多年以后，元朝的阿拉伯天文家才重新带来了360度分度，以及更正确的日月食计算方法。而三角学则要到更晚的明末才由西方传教士重新引入。

以上就是瞿昙家族的故事。

[1] 其余两家远不如瞿昙氏对中国天文学和唐代太史监的影响，在此不展开详述。简介如下： 迦叶氏，与佛陀大弟子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诃迦叶同名，这一家天文学以推算交食见长，在唐高宗颁布的《麟德历》中引用迦叶孝威的交食算法，作为正统天文测算的参考资料。唐朝时，迦叶家族在唐朝为官的人并不少，早在贞观年间就有一位名为迦叶济的印度人曾任泾原大将试太常卿。后来，李白曾作诗《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这位名为“迦叶”的司马也是迦叶族的后人。 拘摩罗氏，也是印度常见的人名之一。拘摩罗是印度僧人，《西门俱摩罗秘书占》也出自他手。拘摩罗与迦叶孝威相似，也精通交食推算，也为当时天文研究提供了测算参考。 天竺三家之中，瞿昙氏最负盛名。

[2] 参见陈九金, “瞿昙悉达和他的天文工作”，载《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5年：第4卷，第4期。

参考：知乎何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