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契苾家族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什么导致契苾家族走向衰亡

贞观十四年，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率突厥、契苾数万骑讨伐高昌，高昌王途穹归降。龙朔元年，契苾何力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与苏定方、肖嗣业、任雅相等率汉、胡兵水陆分道进击高丽，何力率兵乘冰渡河，鼓舞了士气，一举攻破敌阵。

龙朔二年，为铁勒道安抚使，平定九姓之乱。仪凤二年，契苾明接替父职征讨吐蕃。仪凤三年正月，从中书令李敬玄征吐蕃，契苾明为柏海道经略使。南讨吐蕃，北征突厥，勋绩居多。开耀元年，因讨击狼山及单于突厥余党之功，改授左骁卫大将军，袭爵凉国公。再迁鸡田道大总管，至乌德鞬山，诱附二万帐，此即“狄女壶浆出白登”之因。

垂拱二年后，擢授契苾明镇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大将军。延载元年三月，契苾明随朔方道大总管薛怀义为朔方道总管讨默啜，默啜遁走。自此，契苾明任朔方道总管，兼凉甘肃爪沙五州经略使。

开元二年，契苾嵩以右领军卫大将军、赤水军副持节之职，率领由契苾、回纥、浑、思结组成的赤水军，从陇右防御史薛讷转战青海，破军斩将，后被授为特进，入朝侍奉。至此，契苾家族以三代武功战绩显于唐代前期史册。

契苾何力善战多谋且识大体，亦绝非史册粉饰，李靖曾对太宗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唐太宗之时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开放，其政策上亦在积极利用少数民族。

贞观二十年，薛延陀破灭时，唐太宗曾不远千里去灵州招抚铁勒诸部，且言：“今不乘机，恐贻后悔。”可见太宗重蕃信心之坚定。开元十五年，回纥承宗被迫携部北迁。显而易见，此案给契苾家族以重创。实际上，早在开元八年，契苾部已遭到一次重创，安置于凉州的契苾部落数量可能大减，此劫亦有损于契苾家族。

据章群所考，天宝元年契苾嘉宾从河西节度使王倕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时所领之步兵非属契苾部。可见河西之契苾部遭前次突厥袭掠之后数量应已有限。从契苾嘉宾曾任左金吾卫大将军来看，此时契苾家族虽受重创，并未明显衰败，安史之乱后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唐后期，除了回纥外，许多铁勒部落并未再见于河西，那么，这些铁勒部落最有可能迁徙他处。前文已论，除部分并入朔方外，契苾部多数当反迁漠北，融于同为铁勒的回纥。契苾家族与回纥承宗家族的婚姻关系亦可佐证这一点。

总之，安史之乱促成了河西的衰败，置于河西甘、凉的契苾部受损自然在所难免，而河西的失陷则使贺兰等都督府废弃，契苾等部被迫反迁漠北，历任契苾部酋长的契苾家族之衰败亦在所难免。契苾家族大致自广德元年迁附回纥后，大和六年再次内附于振武所辖的胜州附近，契苾嘉宾之子契苾漪押蕃落于胜州。

时契苾通效职于单于府，即居上介，检校秘书监兼观察御史、都督贺兰州府事。接着，又以蕃中王子之荣勋迁都护、衙内马步都知兵马使、兼殿中侍御史、封北海郡开国侯，又任胜州三四里之外的东受降城使。

会昌二年九月，被赐姓为李思忠的嗢没斯领河西党项，为回鹘南面招抚使，李思忠请与契苾、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攻回鹘。此前已为蔚州刺史的契苾通改授仪州刺史及右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宣谕突厥使，与同银州刺史左卫将军何清朝一起赴振武受李思忠节制。此后，契苾通又授左金吾卫将军。大中元年，契苾通又转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

大中六年，又授振武麟胜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度支河东振武营田使。至此，契苾家族自大和六年内附，至大中六年契苾通授振武节度使及振武营田等使，完全掌握了代北地区的军事、政事、财政，成为代北五部中最为关键的人物。

短短二十年，契苾家族再次兴盛于河朔地区。然而，此次兴盛没过多久又见衰落，契苾通的儿子们只是担任过河东节度押衙、灵武节度押衙、沧州节度押衙、邠宁节度押衙、河中衙前兵马使等职，可见他们并没有人继承其父的职位。

从这些官职所处位置来看，均非他们父亲当权的振武。西村阳子认为，契苾通去世以后，代北的主导地位即转移至沙陀李国昌。此处有一疑惑，元和三年沙陀李国昌之父朱邪执宜携部已内附盐州为阴山府兵马使，元和四年六月执宜又授沙陀军使，大和四年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开成四年李国昌随刘沔击回鹘于杀胡山，此时已为代北军使。

沙陀李国昌父子无论从内附时间，还是从所授官职与所领兵力来说，比之契苾通应更有机会和条件主导代北。事实却恰恰相反，契苾通去世以后，代北主导地位才渐趋被李国昌占有。笔者以为沙陀李国昌之代北权力地位的上升，当关系到契苾家族于代北的起伏。

《新唐书·沙陀传》云：“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可见，沙陀本异于铁勒。既然是异族，役使与欺凌则在所难免。至德、宝应年间，回纥控北庭、西州之交通，沙陀尽忠所领北庭沙陀“因其暴敛”，以至贞元中携七千帐附吐蕃。会昌二年，“李思忠内附后，置家太原，与诸弟竭力扞边”。太原时属河东，安排慰抚其家的是河东节度使刘沔。

但李思忠居住太原仅仅一年，会昌三年便“自以回鹘降将，惧边将猜忌，乞并弟兄忠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至于李思忠畏惧谁，史料并未透露，但从他居住的位置来看，最有可能畏惧者应是河东驻将。

李思忠入朝后，归义军遂散，本来唐廷命其分隶诸道。可是，据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唯诏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不肯从命，已尽诛之。”且不说归义军违令是否应尽诛，单看此前归义军讨回鹘之功，则知其中必有他因。归义军曾为唐廷立下汗马功劳，仅以“皆大呼”、“不肯从命”为由尽诛之，实非武宗政权所允许。

河东刘沔时为李德裕派别主要成员之一，若以他为李思忠所惧者，亦不合理。按前文所引“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李思忠所惧者当为刘沔属下沙陀蕃将。另外，李思忠请蕃浑兵与之合势时，刘沔请留河东沙陀，以至于“沙陀兵望许刘沔量留一半”，拨给李思忠一半的沙陀兵由汉将何清朝统领。

现有史料透露，沙陀兵留刘沔者当由沙陀李国昌所领。按李德裕的解释，“退浑与回鹘入为仇怨”，“恐思忠制御不得”。沙陀“性至循良，于人情狎熟，不令别人管领亦得”。但据史载，属突厥种的沙陀本凶悍难俘，沙陀与回鹘亦为世仇。可见，具备高超领导艺术的李德裕，早已权衡过李思忠与李国昌之恩怨，为避免其冲突而利用之，才有此掩于事实的解释。

会昌二年，李思忠内附后即为左金吾卫大将军，而契苾通隶于李思忠之后不久即为左金吾卫将军；会昌三年，李思忠入朝后又擢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兼抚王傅。那么，此后契苾通的发迹应与李思忠的得势有间接之关系，毕竟契苾通内附自回鹘，且为蕃中王子，“必上下情通”，可见，契苾通实为李思忠手下蕃浑将领中之重要人物。

自武宗执政之会昌年间至宣宗大中初，以振武为中心的代北一直是唐廷所关注的军事敏感地区。这一时期，回鹘乌合可汗屡诈内附及犯边，加之其弟嗢没斯与赤心之怨，借杀赤心，进而要求内附。振武及天德军以北一度迷漫着火药味，主管军事要地东受降城的契苾通必涉其中。契苾部内附后，“地控黑山，振羌浑之冲要”。黑山一名杀胡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杀胡山即会昌三年麟州刺史石雄大破回鹘乌介可汗之地，此次战役中契苾部参于兵力估计不在少数。

可见，契苾部内附之地当系唐廷防御北蕃的扼要之处，唐廷无论防御回鹘还是管理内附的杂胡等蕃浑，都不可回避对契苾部的利用。李德裕曾言，契苾通乃“蕃中王子，……必上下情通”。所谓蕃中王子，当指契苾部落酋长之子，而“上下情通”则透露出他于羌、胡之间树立有一定威信。史载：“时部落携贰，不安土疆。边帅莫能怀柔，朝廷虑其侵轶，上命公以招抚之。”

从中可以看得出，契苾通招抚漠北南附诸部较之其他边将更有能力，正因为如此，契苾通才能“驰轺异俗，绩茂和戎”。如果说武宗朝契苾通的发迹仅仰仗于攻回鹘之需及李思忠的荫护的话，那么宣宗朝契苾通的职位上升，则实系于他个人的能力及部族力量。

大中元年，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关于这支突厥，《资治通鉴》胡注考异曰：“按突厥亡已久，盖犹有余种在振武之北者。余谓此突厥余种保塞内属者也。”保塞当在振武、天德之北，也就是说此支突厥与契苾部所控之位置实为一致。

在这一地区，契苾通的威信当非李国昌之辈所能相比，所以，宣宗才派契苾通前去宣谕安抚。正是由于这次宣谕之功，契苾通被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此事当在李德裕被贬以前。大中六年之前，契苾通再没见于史册，估计一直在长安充任街使。

自大中元年起，唐廷的军事重心转至对付吐蕃，直到大中四年党项犯边，始将重心转至对付党项。宣宗大中六年前，虽已对党项既攻亦抚取得了一定成效，然党项犯边之扰并未彻底平息。

正因如此，宣宗曾择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毕諴为邠宁节度使，说：“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从此时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而被迁郑滑节度使来看，宣宗虽未对其“贬黜”，但必注意到久居地方长吏之不安现状，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亦理所当然，而既为京师武将，又了解河朔亦可威摄杂虏者，唯有契苾通。

另从契苾通“备详边事，尽得戎心”来看，契苾通之个人能力亦为唐廷择帅的依据之一。于是，授契苾通振武节度使与左迁李业的诏令便同时发布。所以说，契苾通之得势于代北，原因之一是代北军事力量之诉求。而同为代北军事力量之一的沙陀李国昌部，或许由于自身条件而未逢时遇。

代北沙陀较之契苾内附要早，且势力亦非后者能比，而身为契苾部酋长的契苾通却比沙陀李国昌更早获得代北的主导权，此间原因固然不排除前文所论民族间之抵触与契苾通的自身机遇，然更重要者当为武、宣二帝之民族政策。

实际上，唐廷上下皆有畏沙陀始大为患，王锷之言实代表着唐廷对待沙陀之政策，这种对沙陀的节制政策一直延续到武、宣两朝。会昌二年，诏令太原沙陀之一半易于李思忠，李德裕此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李思忠与沙陀李国昌之冲突，另外，亦有削弱分化太原沙陀势力的意图。

此后，尽管李国昌亦携部破石会关，助王宰攻下天井，与监军吕义忠擒杨弁，为唐廷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平潞州后，虽迁朔州刺史，但仍为代北军使。大中初，又从王宰于河西讨吐蕃。大中二年二月，复三州七关，始迁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从现有文献及墓志史料来看，武、宣两帝时，对契苾部的政策应较沙陀部宽松。

大和六年，契苾漪携子内附，便授契苾漪胜州刺史、都督胜州诸军事、充本州押蕃落义勇军等使。会昌二年，契苾通已官至左金吾卫将军，大中元年又转大将军、充街使。如果说因为契苾部势力不及沙陀而唐廷未对其节制的话，那么仅凭契苾通个人能力而官至高位亦使人费解。

契苾部“地控黑山，振羌浑之冲要”，实则唐廷给予契苾部之优待安置；契苾通能“驰轺异俗，绩茂和戎”，实为唐廷对契苾通之重用。所以说，契苾通于代北地位的确立与唐廷所奉行的民族政策不无关系。

此外，契苾家族一直活动于河西、代北蕃落地域，也从内部造就了蕃将特征传承的可能，它与浑部、回鹘部等的婚姻关系，也成为它能够延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唐代政局及夷夏政策的变动，当为契苾家族兴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