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是在文化上的大一统措施，但汉武帝并未彻底废黜百家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所说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是对他肯定儒学的政治指导地位的政策的赞扬。

从轻儒到重儒的转变

1、从黄老学说到儒学的实践

汉武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汉高祖刘邦曾经特别瞧不起儒生。刘邦打天下时，引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营前求见，刘邦问通报者：“何如人也？”答道：“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刘邦遂不想见，说：“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令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食其大怒，叱骂通报者：“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刘邦这才接见郦食其。

据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已经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齐地儒生公孙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学地位开始上升。在此之前汉代以军功封侯，而公孙弘打破了这种制度规则。

2、儒生的政治主张

据《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进了社会好学风气的形成。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热心学问，尊敬长上，政治形象完好，乡里关系和顺，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朝廷的高级官僚逐渐以文学之士为多了。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呈现“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

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

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间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应当遵从。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的根基。

“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

1、政治层面的影响

董仲舒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独尊儒术”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却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国情的治国方法。比如，儒学理论通过当时思想家的精心修补，有益于维护传统的宗法关系和传统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运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学以“天道”为基本，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修正政治失误。

还应当看到，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大体一致的。同时，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

而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也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实行“独尊儒术”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而为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也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2、百家并未彻底废除

以往不少历史著作，往往把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活动概括为“独尊儒术”，似乎它是“罢黜百家”的必然结果。这是与历史不符的。“罢黜百家”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

从许多资料都可看出，在“罢黜百家”以后，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如武帝时名臣汲黯、郑当时、司马谈都是治黄老之言者，宗室中也有继续崇尚黄老者，如武帝谓之“千里驹”的刘德，即“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

武帝时治黄老之学的著名人物还有杨王孙、捷子、曾羽,婴齐等。此外，在大臣中治杂学、纵横术、阴阳学等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汉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的人，这些人更多地倾向于法家的思想。如张汤、公孙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后曾任廷尉和丞相。而他们皆是注重运用刑法来实行统治的，儒学不过是用来作为法的辅助和装饰而已。“舞文巧诋以辅法”，“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正是这些人的特点。

先秦儒家与董仲舒儒家的区别

由此可见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活动。这说明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家学说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如汉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家的“刑”，而适应这一需要，汉代的儒学不仅不排斥其他各家学说，反而不断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

因此，这种儒家学说对其他各家学说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无须用人为的禁令去消灭。当时提出“罢黜百家”大力提倡儒术，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目的均是为统一思想，但二者实行后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后者所导致的结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秦时的“焚书坑儒”仅仅是禁绝一些书和诛杀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导致举国上下更为强烈的反抗。

汉代“罢黜百家”并没有采取诛杀或刑罚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束缚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样，儒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起着重要作用了。

3、教育层面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国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