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子野

人生经历

幼年时期

裴子野出生于世族家庭，曾祖裴松之，南朝宋太中大夫，曾为《三国志》作注，祖父裴骃，南齐中郎外兵参军，著有《史记集解》，都是著名史学家。父裴昭明，南齐通直散骑常侍。裴子野出生后母亲病逝，由祖母殷氏抚养。殷氏“柔明有文义，以章句授之”。不幸，在他九岁时，祖母也去逝了。裴子野悲痛万分，哀毁过人。

少年时期

裴子野聪颖早慧，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就以善于著述文章闻名。年轻时即开始步入仕途，初任南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后为江夏王参军。南齐中兴二年（502年），父裴昭明去世，裴子野辞官回乡。正在这时，南齐王朝也被萧梁王朝替代了。

青年时期

萧梁初始，梁尚书仆射范云很赞美裴子野的文才、品行，准备上表推荐他，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当时文学家任昉颇负盛名，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门下，请求推荐仕官，唯独裴子野不愿走这条捷径，为此任昉很恼火，不在朝廷为他说好话。过了很久，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参军，兼廷尉正。廷尉是掌刑狱的机构，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狱，裴子野不在场，同僚们代他签了名。谁知，梁武帝对此案很不满意，把办案的人全撤了，裴子野也在其中。有人劝他把事情真相讲明，可官复原职。裴子野笑着说：“丢官固然可惜，我岂能靠诉讼辩解当官呢?’他在家呆了很久，终无悔意。著名无神论者范缜在朝中任国子博士，与裴子野素未相逢，却很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上奏请朝廷将自己的官职让给裴子野。朝廷以裴子野资历太浅为由，未予采纳。过了很久他才任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后又任诸暨（今浙江诸暨）令。任职期间，以理取信于民，“百姓称悦，合境无讼。”数年后，裴子野被吏部尚书徐勉推荐为著作郎，掌修国史及起居注。后又兼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不久又迁中书侍郎。梁大通元年（527年）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年），死于任上，终年六十二岁。

中年时期

裴子野仕官期间，忠子职守，任劳任怨，且为政清廉，是—尘不染的清官。他把朝廷的俸禄分摊给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自己则与妻子恒苦饥寒，居住在数间茅草屋内，“唯以教海为本”。晚年信奉佛教，严守戒律，病重期间“遗命俭约，务在节制’。裴子野死后，梁武帝为之流涕，亲下诏书，称“文史足用，廉白自居。谥曰贞子”。据说过去，五品以上的官职才有谥号， 裴子野“以令望见嘉”破了先例。裴子野下葬，湘东王萧绎亲自写墓志铭，藏在墓葬中，邵陵王萧纶为他立墓志，立于墓道中，“羡道列志， 自此始焉”。子裴謇，官至通直郎。

文史足用

宦海沉浮，几起几落

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祖父裴骃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裴子野从小就对史学极感兴趣，三十岁左右，就将沈约写的史书《宋书》删撰为《宋略》二十卷。此书一出来，立即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赞赏，连和裴子野打过笔墨官司的沈约本人，见后也自叹不如。除《宋略》外，裴子野还有《众僧传》、《续裴氏家传》、《方国使图》等著作行世。可惜这些著作都已亡佚，未能流传下来。裴子野虽然是以史学和文学成就闻名于世，但他一生所担任的公职，绝大多数却是秘书官职。他宦海生涯三十多年，其间只到诸暨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县令，其余所担任的参军、录事参军、记室参军、左常侍、尚书比部郎、中书通事舍人、中书侍郎等，都是秘书官职。当然，裴子野的仕途并不平坦，刚开始担任公职的十几年内，宦海沉浮，几起几落，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由于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器重，他才得以充分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作用。

才华初露，无不叹服

裴子野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是吏部尚书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荐的。在此之前，尚书仆射范云、中书郎、国子博士范缜，也都推荐过他，范缜甚至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他。由于裴子野官位低，资历浅，用人部门都没有同意。梁武帝对裴子野的名声虽然早有所闻，这次经徐勉推荐，也说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但在使用上，起初却不怎么放手。后来由于裴子野在工作中显露了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干，博得梁武帝高度赏识和器重，梁武帝才对裴子野刮目相看并予以重用。

有两件事给梁武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后，西北边界外有两个叫白题和滑国的小国派使者到梁朝来进贡，由于和这两个国家好几代都没有交往了，朝廷里无人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来历，甚至连是否有这两个国家都不清楚。裴子野却引经据典道：“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其博识如此，众人无不叹服。梁武帝于是命令裴子野撰写《方国使图》，对邻小国家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发动北伐战争，进攻北朝的魏国，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他援笔而就，很快完成了任务。为慎重起见，梁武帝又把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等人叫到寿光殿来，要他们认真斟酌修改这篇文稿。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公认的文书大手笔，他们看后，竟没有一个不说写得好的。这样，梁武帝自然放了心。他久久地注视着裴子野，深情地说：“看你的样子是这样赢弱，文章却写得如此雄壮。”接着，他又吩咐裴子野，赶快再去写一封信给北魏的宰相元叉，以晓喻大义。这时已是深夜，裴子野说天亮就可交稿。但还未动手，五更鼓声就已敲响了。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说：“赶快把稿子送去！”裴子野于是操起笔，黎明时就写好了。梁武帝读后，深为叹服。

从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不能不再带上一笔。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因此同他交游的人，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刘显、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张缵、肖劢等人，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每遇意见不合，“咸折中于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裴子野博识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书，倚马可待，一挥而就。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这种文体偏于形式，堆砌词藻，空尚浮泛，不切实际，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表面上看十分华丽，读起来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实用。时人随波逐流，文风败浊。裴子野却不然，他作《雕虫论》，对文章的注重藻饰，表示极大的不满，主张作品应做到“劝美惩恶”、“止乎礼义”；对繁文要“删撮事要”。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宋书》删繁就简，压缩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不尚丽靡之词，摒弃形式主义。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颇具气势，深得梁武帝的赏识，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裴子野全然不顾，坚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后，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难得的是，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

南北朝时期，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是十分重要的。朝廷的事权可以说大都落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皇帝左右，可以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有的甚至分别担任各部门的政务，尚书反须受其指导，因而“势倾天下”。裴子野在中书省工作十几年，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后来梁武帝又很赏识器重他，说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应不为过。但他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从不用它来谋一己之私利。据史书上记载，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或请求解决什么困难。他的外祖母家里和表兄弟家里生活十分穷困，他就拿自己的俸禄接济他们。由于俸禄大都给了亲戚，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就过得相当艰难。他生活俭朴，淡泊自守，终身“饭麦食蔬”，以致妻子“恒苦饥寒”。对于妻子的叫苦，他总是温言劝喻。说来更让人难以相信，他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家里却连住房都没有，后来借了两亩官地，建了几间茅屋，才得以栖身。他的孩子和侄子，对他“奉若严君”，十分敬畏。他去世前，还反复告诫子女，要“俭约，务在节制”。其高风亮节，连梁武帝都十分感动，闻其死讯而流泪，下诏即日举哀，赞誉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清高自爱，堪称楷模

像裴子野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不要说在南北朝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腐化，官吏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不多见，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信佛；二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三是他注重自我修养。

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裴子野笃信佛教，于是“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是一个当官清勤、不置产业的人。据《南史》记载：裴昭明历郡皆清勤，甚贫罄。齐武帝曰：“裴昭明当罢郡（太守），还遂无宅，我不读书，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裴昭明自己也常对人讲：“人生何事须聚畜，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置产业。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裴子野为官清正廉洁，受其父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注重自我修养。《南史·宋本纪》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一次宴会前，宋文帝“敕诸子且勿食”，说是到时将赐给他们丰盛的肴馔。天色已晚，而“食不至”，皇子们皆面露饥色。宋文帝这才告诉他们：“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裴子野在《宋略》中也记了此事。但他不是记罢了事，而是借此大发议论：“善乎太祖（宋文帝庙号‘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言为心声，从中不难看出裴子野之为官清廉，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养好，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宽大、气度恢弘方面。梁天监初，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在他担任右军安成王参军时，曾兼任过廷尉正这样一个司法官职。当时的诉讼案件，必须三官署名才有效。有一次裴子野不在，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签在狱牒上，报上去没有得到批准，怪罪下来，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职给免了。有人劝子野去说清楚，就会复职的，他一笑置之，不去解释，情愿为同事朋友分担责任。这次免官，使他赋闲了很长时间，但他对同事始终不抱怨恨。

裴子野还是一个清高自爱的人。梁代齐后，和沈约齐名、时人号为“任笔沈诗”的南朝著名文学家任昉，时任义兴太守等职，颇负盛名。有意仕途的年轻人经常出入其门下，希望得到他的引荐。任昉也是个奖掖后进、爱才如命的人，对来访者，只要有才学，堪任用，他一概向上推荐。而经他推荐的人，又都受到任用。任昉的母亲是裴子野的堂姑母，两个人是堂表兄弟，裴子野当时没有工作，却从不去拜访任昉，求其推荐，使任昉感到非常遗憾。裴子野的所作所为，在现今的某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他太清高、太要面子了，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爱，才使得别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

主要著作

裴子野的著述甚丰。他年轻时著《宋略》，影响深远。当初，裴子野曾祖裴松之刘宋时曾受诏续修何承天的《宋书》，未完成就逝世了。裴子野有志继承祖业，完成修史重任。他在《宋略·总论》中说； “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于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两晋南北朝私家修史甚众，单修《宋书》者，有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沈约等。唯沈约的《宋书》极为流行。裴于野观沈约《宋书》后，认为其繁琐，便删繁存简，“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后感叹道： “吾弗逮也。”兰陵王萧琛评论《宋略》“可与《过秦》、《王命》相匹敌”。当时范缜读后说；“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

《宋略》20卷，是南朝宋史专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极赞赏之，“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又说：“裴几原删宋史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宋略》主要是删繁，也有所补充。全书已于宋、元散佚，仅散见于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唐许嵩撰的《建康实录》、宋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著述中。《宋略》主要论述刘宋兴亡，其议事论赞受到诸家的引用。《资治通鉴》采用裴子野论十篇，如《论典签专恣之害》、《论仕途唯门户不问贤能之非》，裴子野论事颇有见解。

其一生著述，除《宋略》外，尚有《集注丧服》2卷，《续裴氏家传》2卷，《众僧传》20卷，《百官九品》2卷，《附益谥法》1卷，《裴子野文集》20卷，均佚。曾草创《齐梁春秋》未就。清人严可均辑佚裴子野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曾辑佚其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后人评价

裴子野具备了文史学家的修养和素质，以知识渊博令人折服。当时梁西北境外有滑国及白题二国，遣使臣朝贡。这二国从汉代以来就很少与汉族交往了，朝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裴于野见使者后，思索片刻便说：“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元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在场的众臣听后都很佩服他的广闻博识。此后裴子野奉敕撰著《方国使图》，记录邻近20余个国家的物产和风土人情。

裴子野博览群书，著述文章，以文速见长。梁普通七年（526年）准备出师伐北魏，梁武帝敕裴子野写讨魏檄文，他在朝中当堂挥笔著文。梁武帝观后说：“其形虽弱，共文甚壮。”至此，梁朝的大小檄文均由裴子野执草。有人问他文速之道，裴子野回答说：“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

南北朝时期文学领域受玄学影响很深，文章追求华丽，散文骈俪化，多有繁缛堆砌毛病。唯裴子野“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他曾著《雕虫论》，反对“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的文风，对当时“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颓废文风进行批评。他的作品清新秀美，质朴无华，体现‘复古’笔法。如梁普通七年（526年）所作《喻虏檄心》：“朕谓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矜此涂炭，用寝兵草。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无旱，弥年谷价腾踊，丁壮死于军旅，妇女疲于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政。”文章一气呵成，真实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笔力刚劲，与堆砌典故的骈体文差别甚大，颇有秦汉遗风。裴子野还以擅诗著称，可惜已散佚，仅存3首，散见《艺文类聚》、《初学记》中。

裴子野图集

《南史·梁书·裴子野传》

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闻喜人，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兄黎，弟楷、绰，并有盛名，所谓“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骃，南中郎外兵参军。父昭明，通直散骑常侍。子野生而偏孤，为祖母所养，年九岁，祖母亡，泣血哀恸，家人异之。少好学，善属文。起家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遭父忧去职。居丧尽礼，每之墓所，哭泣处草为之枯，有白兔驯扰其侧。天监初，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奏之，会云卒，不果。乐安任昉有盛名，为后进所慕，游其门者，昉必相荐达。子野于昉为从中表，独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军安成王参军，俄迁兼廷尉正。时三官通署狱牒，子野尝不在，同僚辄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从坐免职。或劝言诸有司，可得无咎。子野笑而答曰：“虽惭柳季之道，岂因讼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终无恨意。

二年，吴平侯萧景为南兖州刺史，引为冠军录事，府迁职解。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字几原，幼禀至人之行，长厉国士之风。居丧有礼，毁瘠几灭，免忧之外，蔬水不进。栖迟下位，身贱名微，而性不憛憛，情无汲汲，是以有识嗟推，州闾叹服。且家传素业，世习儒史，苑囿经籍，游息文艺。著《宋略》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且章句洽悉，训故可传。脱置之胶庠，以弘奖后进，庶一夔之辩可寻，三豕之疑无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迈乎有妫，棫朴越于姬氏，苟片善宜录，无论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级。臣历观古今人君，钦贤好善，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缘斯义，轻陈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则贤否之宜，各全其所，讯之物议，谁曰不允。臣与子野虽未尝衔杯，访之邑里，差非虚谬，不胜慺慺微见，冒昧陈闻。伏愿陛下哀怜悾款，鉴其愚实，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资历非次，弗为通。寻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在县不行鞭罚，民有争者，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称重之。至是，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以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顷之，兼中书通事舍人，寻除通直正员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书诏诰。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时吴平侯萧劢、范阳张缵，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问其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异，其于刊改一也。”

俄迁中书侍郎，余如故。大通元年，转鸿胪卿，寻领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余年，静默自守，未尝有所请谒，外家及中表贫乏，所得俸悉分给之。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唯以教诲为本，子侄祗畏，若奉严君。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

先是子野自克死期，不过庚戌岁。是年自省移病，谓同官刘之亨曰：“吾其逝矣。”遗命俭约，务在节制。高祖悼惜，为之流涕。诏曰：“鸿胪卿、领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劳通事，多历年所。奄致丧逝，恻怆空怀。可赠散骑常侍，赙钱五万，布五十匹，即日举哀。谥曰贞子。”

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又敕撰《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

宋略总论

裴子野《宋略》已佚，仅存其《总论》于《文苑英华》中。

原文

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克国得隽，寄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晋宣，怀荒伐叛之劳，而夷边荡险之力。□□百胜，可得而论者矣。有脱文。政足行阵之间，（有脱文。）却孙恩蚁聚之众，一朝奋臂，扫桓玄磐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迥戈内赴，则五岭靡馀妖，命孙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龄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交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门巨野之隘，指麾开辟，关头霸上之□，曾莫藩蘺，虏其酋豪，迁其重宝，登未央而洒酒，过长陆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载干戈，休兵□水，彤弓纳□，肇有宋都，蒂芥必除，华夷莫拒，然後请□上帝，步骤前□，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无愧色，古之所谓义取天下者，斯之谓乎。若其提挈草创，则魏□何刘，辅相总□则穆之徐羡镇恶道济经其武，傅亮谢晦纬其文，长沙以冢弟共艰难，武烈以清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云合雾集，若榱椽之构大厦，众星之仰河汉，或取之於民举，或得之於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效，爵不妄加，官无私谒，晋末所以荒济淆混，阿党容纵，莫不驱扫革易，与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国不为陋，民勤征戍，而下无怨讟，品令宥密，赏罚端平，远无不怀，迩无不附，属为郡县者，则南过交趾，西包剑阁，北划黄河，而绕东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岁，天子负务怀，以燕代为戎，岐梁重梗，将誓六师，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愿相谓曰，待夫振旅凯入，乘辕南反，请具银绳琼检，告报东岳。既而洮弗兴即年献世，营阳王狎於弗训以败舆，太祖宽肃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来应宝命，沈明内断，不欲政由宁氏，克灭权逼，不使芒刺在躬，亲临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强宣当时之宜，吏久其职，育孙长子，民乐其生，鲜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无思不服。每驾巡幸，箫鼓听闻，百姓扶携老幼，想望仪刑，爱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诛，继求内相，王弘处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违，王华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载，谢弘微王昙首，以沈密赞枢机，徐□王僧绰，以体国彰义信，谢方明刘道生，以治惠称良能，高简则令明，清贵则王旧，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有藻丽之钜才，儒雅则裴荀何傅，擅师表之高学，刚亮骨鲠，则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则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则江夏、衡阳、庐陵、隋王、建平、临川、新喻，或清令而审，或文敏而洽，皆博爱以礼士，明靡以流誉，十三四年，为多士矣。上亦蕴籍义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宴语以劝之，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淑慎规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职，威仪轻佻者，不齿於乡闾，公宫非傧羽不来庭，私家非轩盖不逾国，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既兴，武功亦著，命将受律，指日如期，檀萧薄伐，则南登象浦，刘裴爰整，则西践仇池，良驹巨象，充塞外废，奇琛环货，下逮百辽，禽兽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绳山讽海之译，岁且十馀，江东以来，有国有家，丰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虏方强，周韩岁扰，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师克复河南，横蹂强胡百万之众，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设穹庐於瓜步，请公主以和亲。于时精兵猛将，婴城而不敢斗，谋臣智士，折挠而无可称，天子乃朝飨单于，临江高会，於是起尽屍之役，贷富室之财，舳舻千里，缘江而陈，我守既严，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归我追奔之师，橐弓裹足，系虏之民，流离道路，江淮以北萧然矣。重以含章巫盅，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闻，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祸，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当历数，正位天居，聪明绚达，博闻强记，威可以整法，智足以胜奸，君人之略，几将备矣。一时之风流领袖，则谢庄、何偃、王彧、蔡兴宗、袁顗、袁粲，御武名将，则沈庆之、柳元景、宗敞之，或洁清以秀雅，或骁果以步类，因以轨道，廓之中方，知向时之士，若颜竣之经纶忠劲，匪躬谅直，虽晋之狐赵，无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间，方逞其欲，拒谏是己，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礼度自肃，思皇武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则汉之文景，宗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纵，师旅荐兴，边鄙蹙迫，人怀苟且，朝无纪纲，内宠方议共安，外物已睹其败已。初世祖登遐，委重於二载。（载同戴谓戴法兴戴明宝）太宗晏驾，亦托孤於王阮，渫近之道同归，冲人之衅如一，然宋祚未绝於永光，更以宗王之见窘，水德遂亡於後□实由强臣之受辱，且顾命群公，从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机，绮靡唐虞之际，於是蔚炳胥变，明命就迁，俯仰之间，兴衰易用矣。周自平王东迁，崎岖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汉自章和以降，颠覆阉竖，其後百有馀载，而献始禅之。何则？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闻夫鸿荒者难为虑，因事者易为力。曹马规模，悬乎前载，苟有斯会，实启英雄；而况太宗为之驱除，先颠其本根，本根既蹙，枝叶遂摧，斯则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将亡，殷辛夏癸，相去数百年间，异世而後出；宋则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载，而降虐过於二君，斯则天之所弃，笃於前王者也。天意入事，其微如是，虽欲勿霣，其可得乎？若乃拯厥涂炭，蒙逆取之辱者，汤武之志也。私Θ当路，饰揖让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应天从民，道有优劣，故宗庙社稷，修短异数，不然，则何殊尤缅邈，如斯之远也。夫山岳崩颓，必有朽坏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临危亡而抚理运，未有不扼腕流连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败得失，著乎行事，从而言之，载於篇矣。系叙非所以创业垂统，而怀其旧俗遗风，逮於贤人君子，英声馀论，以附於兹，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诏续成何承天宋书，其年终於位，书则未遑述作，齐兴後数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於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翦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简寡，志以为名。夫黜恶章善，臧否与夺，则以先达格言，不有私也。岂以勒成一家，贻之好事，盖司典之後，而不忘焉。（《文苑英华》七百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