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荆州之争的三大战事：赤壁、襄樊、夷陵之战

汉末三国时代，魏、蜀、吴围绕荆州归属展开激烈争夺，兵交不断。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219年的襄樊之战、222年的夷陵之战，是对三分形势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三次战事。赤壁之战曹操取荆州得而复失，同时也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最好机遇，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形势；襄樊之战带来了东吴袭取荆州、关羽失荆州，使三分格局基本定型化；夷陵之战以刘备急欲夺回荆州的图谋彻底破灭而告终，未能改变三分天下的基本势力格局。这三次战事对三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变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反映出荆州的得失在三国争夺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着眼，剖析一下这三次战事所反映的三国争斗的一些基本轨迹和特点，以冀有助于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历史的教益与启迪。

联合与斗争

三国争斗错综复杂，三方从各自的政治利益出发，制定自己的争斗方略。从总的格局看，不外乎联合与斗争两大方面。一方为了重点对付另一方，寻找盟友，或明或暗地联合第三方，形成二对一的斗争态势，这是三国争斗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联盟内部，同样也存在矛盾。当矛盾尖锐的时候，斗争上升为主导方面，反映出联合与斗争的复杂性，这在三国争斗之初表现得又为明显。

三国时代总的斗争格局是吴、蜀联合对付曹魏。因为吴、蜀相对较弱，曹魏力量强于他们，是当时虎视耽耽的“霸权主义者”。在吴、蜀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而且一度斗争十分尖锐，其症结是荆州的归属问题。刘备身故后，吴、蜀之间的联合才比较稳定地巩固下来。曹魏方面，跟东吴也曾有过联合，同刘备集团则从未有过。刘备集团始终以曹魏为主要斗争目标，所谓“汉贼”不两立，从没有跟曹魏联合的想法。在联合与斗争方面变化最多的是东吴。孙权在对外方略上经常是联合与斗争两手并用，特别在三国形成之初尤其如此。上述三次大的战事，就充分反映出三国形成之初联合与斗争的复杂性。

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抗曹的重大战事。当时曹操在基本统一北方的情况下，南取荆州，击败刘备，危及孙权在江东的统治，迫使孙、刘结成联盟共同抗御强曹，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在赤壁之战前，孙权方面已有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的设想。这个设想是鲁肃向孙权提出的。当刘表于公元208年农历八月病死时，东吴方面还不知道曹操已于这年农历七月悄悄挥师南下取荆州。鲁肃考虑到荆州与东吴邻接，其地位十分重要，是“帝王之资”，建议孙权即时派他去荆州吊丧，察看刘表死后荆州的动静，重点是游说刘备跟刘表部下搞好关系，“与结盟好，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果刘备与刘表部下团结不起来，则“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见《三国志》鲁肃传）。这里的所谓“别图之，以济大事”，就是建议孙权赶快夺取荆州，“据而有之”。鲁肃出使途中才得知曹兵已南下，于是赶到当阳（今荆门掇刀石西南阴界城故址）劝说刘备东下江夏与孙权联合抗曹。此前，诸葛亮在公元207年刘备三顾隆中时分析天下形势，已提出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联吴方略。鲁肃的主张与孔明的见解不谋而合。赤壁之战前夜孔明赴吴智激孙权联刘抗曹，本是他的一贯想法，并非只是受鲁肃的启发而为。鲁肃、诸葛亮的外交斡旋，对促成孙、刘联合抗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赤壁之战的胜利，固然有多种因素，从对外方略的角度讲，也是正确的外交斡旋与决策的胜利。没有这个联合抗曹的外交斡旋与孙、刘的正确决策，也许孙、刘集团已不复存在，曹操已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可见正确的对外方略关系到一个国家安危存亡的全局大业。

孙、刘联合抗曹取得了各自立足发展的重大胜利。孙权方面为巩固抗曹联盟，向利备又是“进妹固好”，又是借荆州，但由于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吴、蜀之间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矛盾日益加深，明争暗斗不断，最后导致东吴乘关羽北攻襄樊之时袭取了荆州。东吴袭取荆州，固然是为了取得自己的立国的屏幛，同时也为了防止关羽势力的增强对东吴的威胁。所以当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威震华夏”之时，孙权悄悄致书曹操，请求讨伐关羽以表示对曹操的报效。因公元217年春曹操大举进攻孙权时，孙权遣使请降，曹操表示同意，退师北还。所谓报效，当然是外交辞令，目的是为了夺回荆州，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曹操方面在关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早先司己懿、蒋济等已向曹操提出遣人说孙权从关羽后方出兵的建议，条件是许割江南之地封赏孙权。曹操表示赞同，因为这样可以解除关羽对樊城之围和继续北进的威胁。曹魏、东吴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悄悄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关羽，而刘备集团对此一无察觉，这不能不说是刘备集团一个重大的失误。刘备、诸葛亮当时忙于跟曹操争夺汉中，取得汉中后又忙于庆贺胜利，称王封爵，回师成都，没有对关羽北攻襄樊给予有力的支援，更没有认真分析当时东吴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反映，只想到与东吴联合的一面（当时实际已不复存在），没重视斗争的一面。这一严重失误不仅失去了荆州，而且使兴复汉室的事业化为泡影。把联合与斗争凝固化，不去因时因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就会被动挨打，乃至影响全局的利益，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吴、蜀夷陵之战，表面上看交战双方是孙权与刘备集团，实际曹魏也不是真正的旁观者。曹丕代汉称帝后，孙权继续向魏称臣，又是上表献殷勤，又是派人送贡品，曹丕要什么就进贡什么，极力讨好魏国，主要是耽心刘备伐吴。孙权知道夺取荆州、擒斩关羽的后果，刘备决不会善罢甘休。当刘备大兴倾国之兵伐吴时，孙权急请魏国出兵帮助。曹丕表面上同意出兵，装出聚合部队的样子，实际不发一兵一卒，坐山观虎斗，另有图谋。当陆逊大败刘备，东吴渡过危难之时，曹丕随即出动三路人马进攻东吴。此前，魏、吴之间已存在矛盾。曹丕要孙权送太子孙登入朝，作为人质，以检验孙权是否真心臣服。孙权一直借故推辞，不送孙登入朝，曹丕对孙权的不诚心早有意见，更不希望看到孙权击败刘备后强大起来，于是借口孙权不送其子入朝而发动伐吴之役。孙权方面对曹丕也有所提防，陆逊等看到曹丕大兴将士而按兵不动，料算必有他谋。所以当刘备败退白帝城一些将领请求继续进攻刘备时，孙权采纳陆逊等人意见立即全线撤兵，不去追击刘备。当初吕蒙袭取荆州，关羽撤兵回救时，曹操也曾驰书急告众将不去追击关羽。这都是在联合与斗争方面勾心斗角留一手的表现。

夷陵之战后东吴面对曹丕的大举进攻，迫使孙权遣使去白帝城见刘备，请求吴、蜀和解，以免背腹受敌。刘备接受了东吴的求和。他明知荆州已夺不回来，向孙权回敬了一个未乘胜追击他的人情。此后，吴、蜀之间逐渐又建立起了共同对付曹魏的联盟。诸葛亮主政后双方使者来往不断。

三国形成之初的联合与斗争，孙权注意及时调整对外方略，成为荆州之争三次重大战事最大的赢家。孙权在调整对外方略的过程中，尽管失去了一些面子，如向曹魏屈膝称臣与暗算关羽都不大光彩，但换回的是自身的发展。三国政治家们在联合与斗争方面所作的精彩表演，所展现出的斗争艺术，为我们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留下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思考。

强弱与胜负

两兵相交，强者胜。这是个普遍规律，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强者由主动变为被动，反而成为失败者；弱者则由被动变主动，成为胜利者。三国荆州之争的三次重大战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三次战事都是以强者的失败、弱者的胜利而告终。

赤壁之战，无论从当时的总体实力还是从交战双方的兵力看，曹操都处于绝对优势。当时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又占领了荆州，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已连成一片，离统一全国只差一步了。孙、刘方面只有孙权的江东六郡，还有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在沿江的一部分地盘（另一部分为曹操新任命的刘表旧部江夏太守文聘所有，主要是江夏郡北部今安陆至天门、京山一带），刘备本身无地盘，栖身刘琦之地今鄂州。从兵刀上讲，曹操扬言有八十万大军是吓唬人的，在古代八十万大军远征，粮草问题绝对解决不了，但实际兵力也远远超过孙、刘联军。按照周瑜的分析，曹操实有人马大约为二十三四万（其中北兵十五六万、荆州归降部队七八万），而孙、刘联军一共才五万（其中吴兵三万、刘琦兵一万、刘备聚合离散部队一万），双方兵力的对比大致是五比一。孙、刘方面虽然处于劣势，但最终却打败了曹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关羽北攻襄樊时，无论从兵势上讲、斗争形势上讲也处于优势地位。关羽北伐所统人马，大约有三万以上，不会少于禁七军人马。关羽水淹于禁七军时，史载于禁部队三万人马，大都成了降卒，这是引起缺粮而擅取孙权湘关大米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襄樊守将曹仁兵马只数千，而且困守樊城内，被动挨打。从当时斗争形势看，对关羽也很有利。在三分荆州势力中，关羽力量最强，气势最盛。出兵之初，又得到南阳一带武装势力的纷纷响应，南阳乃至许都（许昌）的局势很不稳定，关羽的先遣部队已深入到许都附近地区。但关羽最终还是失败了，这里面固然有东吴偷袭荆州的因素，就当时襄樊形势看，徐晃援军到后，关羽一方已由主动转为被运，关羽初战徐晃即失利。

夷陵之战，刘备大兴倾国之兵伐吴，最初的优势也在刘备方面。孙权面对刘备的大举伐吴，先是急忙由公安迁都到鄂（后称武昌，今鄂州市），接着又向刘备遣使求和，对夺取荆州、擒斩关羽的行为表示歉意。孙权的荆州守将诸葛瑾也致书刘备，劝说刘备不要伐吴。刘备一概不答应，孙权才不得不起用陆逊，率师抵抗。刘备部队从巫山一路直下，连克东吴的秭归等地，已到达今宜昌市区和宜都一带。陆逊部队一时只好采取守势，坚守阵地，拒不交战。就兵力讲，刘备部队也大大多于陆逊部队。《三国演义》说刘备伐吴人马有七十五万，跟表绍与曹操展开官渡之战时的兵力一样，当然是不可信的。官渡之战时表绍人马也并非七十五万，大致只十来万（曹操先后坑杀降卒数为七万）。当时刘备伐吴人马大致也在十万左右，而陆逊兵力只五万。结果是处于劣势的陆逊大败刘备，也取得了以弱胜强的战果。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事不乏其例，但象三国荆州之争三次重大战事都以以弱克强告终是很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历史现象？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为什么反而战胜了强者？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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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谋与天时

我国古代向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说法。这里的“天”，我们应理解为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与客观机遇。古人常常将这些视为“天命”，是历史的局限所致。人谋与天时，实际是个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力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方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往往事与愿违，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这在荆州之争三次以弱胜强的重大战事中，也得到充分的显示。

战事方面的人谋，主要体现为决策是否正确、指挥是否得当。荆州之争三次重大战事从双方决策上讲都不存在明显问题。曹操南取荆州、进击孙刘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符合当时形势发展的实际，不存在决策不当的问题。对关羽的北攻襄樊、刘备的伐吴，历来有些不同的看法。从刘备集团的战略目标与当时形势看，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冒失问题。关羽北伐是实践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决策”的一次军事行动，符合刘备集团的政治目标，所选择的时机也是有利的，不是军事冒险行为。刘备不听群下劝谏坚决伐吴，是为了夺回荆州。只有夺回荆州，才能改变蜀国偏居一偶的被动局面，实现从荆、益两路以向宛（南阳）、洛（洛阳）最终兴复汉室的既定方略；也只有夺回荆州，才能为关羽报仇。他不能容忍在蜀汉势力迅速上升之际遭受失荆州的重大挫折，他极力要把不利的形势扭转过来，显示自己决不满足于在西蜀称帝。伐吴充分表现出了刘备的雄心和政治品格，也反映出荆州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他以举国之力伐吴，士气高涨，长驱东下，直抵荆州之境，形势对他也是有利的，本来荆州不是没有可能夺回来，主要问题是出在指挥上。

指挥失当，既是导致刘备伐吴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也是导致曹操赤壁之战失利及关羽久攻樊城不下的一大因素。

刘备依阻山陵安营结扎，形成数百里的狭长战线，兵力施展不开，容易被动挨打；当陆逊拒不出战、两军相持长达半年之久士兵锐气开始消失之时，又未及时调整军事部署，最终被陆逊抓住机遇打败。曹操取得荆州后，急于进攻孙权，部队未作休整，时又逢严冬，而出兵之初是农历七月。冬天马无粮草，不习惯水战的北兵也难以显示实战能力，而且容易生病。这是指挥上一个很大的失误。如果曹操取得荆州后休整一段，巩固一下胜利成果后选择时机再东下，就可以避免隆冬水战的不利局面，也可以更好地与荆州归降部队相融合，在荆州站稳脚跟。以荆州之大，经济、军事实力之强，如果能巩固好，日后孙、刘再怎么联合也无济无事。当时益州刘璋已向曹操表示归顺，接连两次派出使者慰劳曹军，南方就只刘备、孙权势力，如果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孙、刘光是对付荆州也很困难。当初孙权三次进兵荆州也只是在江夏郡取得了一些局部成果，未能动摇刘表的统治。问题是曹操太急了，一心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适得其反。关羽北伐襄樊，取得了水淹于禁七军的胜利后，围攻樊城所以久攻不下，在指挥上也有问题。主要也是有些急于成功，将一部分兵力深入到南阳至许昌一带，分散了围城力量。当时樊城已岌岌可危，如果关羽集中全部兵力围攻，曹仁的几千人马再坚守也是守不住的。

导致曹操、刘备、关羽失败还有一些客观上的因素。赤壁之战，曹操根据北兵不习惯水战的实际，将战船用铁索连结起来，这不完全是个指挥失误。曹操也不是不知道如果对方用火攻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可能只考虑到南方冬天一般刮西北风，很少刮东南风。如果对方用火攻，西北风只会烧及对方船只。可没想到当时偏偏刮起了东南风，结果黄盖诈降、实施火攻就有了可能。赤壁之战时一场东南风，烧尽曹操战船，火势并延烧到北岸乌林的曹军营寨，使曹操遭受了重大失利。主观与客观，通常情况下起主导作用的是主观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客观原因也能起主导作用。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在诸多客观因素中，东南风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也是被对方用火攻打败的。所不同的一个是冬天，一个是酷热的夏天，一个是烧船，一个是烧营。夏天易燃，刮东南风更是常事。吴、蜀两军从正月相持到六月，蜀军在狭长的山地驻扎闷热难当，疲乏困倦，失去警觉，对方火烧连营势如破竹，使刘备遭受了彻底失败。关羽北攻襄樊时，连降暴雨、秋水猛涨，为水淹于禁七军提供了绝好的客观条件，水攻取得了重大战果。但随着樊城久攻不下，交战双方客观条件也起了变化。关羽兵力有些分散，对方的各路援军却陆续赶到了。曹魏援军统帅徐晃，不仅扫清了深入中原的关羽部队，而且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紧逼关羽围城营寨。此时，军事力量的对比已对魏方有利，关羽已处于被动地位。即使东吴不出兵袭取荆州，关羽北攻襄樊也不可能再攻下去。

在这三次重大战事中起初处于被动的一方，从决策、指挥到利用客观条件都表现出了主、客观紧密结合的良好军事才能。特别是赤壁之战中的周瑜，夷陵之战中的陆逊，面对强敌不畏惧，沉着坚定，计谋胆略超凡，抓住机遇实施火攻，变被动为主动，树立了历史上以弱克强的军事范例。

三国荆州之争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三大战事是荆州之争的重点所在，寓意尤为深刻，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本文只是从辩证的角度作了些分析，浅尝辄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