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光绪皇帝无权 守旧官僚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将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具体原因归之为两条：一是光绪皇帝无权;二是守旧官僚反对。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至少在十几处谈到光绪帝无权，变法无法推行。他还讲谭嗣同入主章京时，不信光绪无权，当实地考察之后，才告知梁启超皇帝无权是事实。在梁看来，如果光绪皇帝有权，他们的变法肯定会成功。因而他逃亡日本后，竭尽全力歌颂光绪帝的圣德，幻想有一天光绪帝重新掌权，他们好再变法维新。公平地讲，光绪帝如果真有权，维新变法会有很大的进展，但也绝不可能成功。充其量是王安石变法的重演，宋神宗一死，一切照旧。而且，1898年的中国，较王安石变法时的社会状况更为复杂。善于理性思考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是少了一点理性。

19世纪末叶的清廷官僚缺少进取精神，所以成为改革的一大阻力。这一点，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他将当时的守旧官僚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懵然不知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第二种是知道外患可忧，“然自顾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第三种是即使我在任时亡了国，“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梁启超记述了有关张之洞的一段小故事：

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于读此书者，若不能知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如何，则张之洞此两语其代表也。

这里暂不去研究此故事的真实程度，梁用此以形象地说明晚清多数官僚的守旧顽固、苟且偷生的心态是千真万确的。即使如张之洞，在晚清可谓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但其改革进取的精神也是有限的。因而，康梁维新派实在是处于汪洋大海的守旧官僚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其不可能使变法成功。梁启超哀叹道：“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改革是社会的重新整合，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新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深深感到，他们变法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惹恼了守旧派，顽固官僚纠集起来拼命反对。梁在《戊戌政变记》中一口气列出了13条之多，择其要者如：

(一)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光绪帝要尽快召集群臣，明定国是，变法维新;破格大量选拔维新人才，推进变法进程;设立制度局，出台新的法规章程，并下设学校、农商、法律、统计、矿政、工务、邮政、铁路、武备、造币、社会、游历12局，策划变法。这里虽还没有提出裁撤旧的官僚机构，但顽固官僚已意识到是夺他们的权，砸他们的饭碗，立即上奏反驳，并造谣中伤康有为等人，恨不能早日杀康有为、梁启超。

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不过言须增设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

面对守旧官僚的拼命反抗，光绪帝曾力所能及地予以对抗，但他们“欺皇上之无权也”，根本不予理睬。因而，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为后盾，要改革成功仅是一种幻想。

(二)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聚集在粤东会馆的200余名激进分子，发表演说，声泪俱下，有力地推进了维新变法。但也引起守旧派的仇视。他们一是著文驳斥保国会的主张;二是成立“非保国会”与之对抗;三是造谣生事加以破坏。梁启超视此为守旧派发动政变的最重要一个原因。

(三)废八股。为了培植新的革新人才，康梁曾一再提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但引来了靠此升官发财的士人的群起而攻之。梁启超称：“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凡被殴击。”这种社会大动荡，是梁启超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进步的合理的政策不一定就会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历史的曲折性往往就在这里。

(四)寺庙改学校。梁启超记云：“中国之淫祠，向来最盛，虚糜钱帑，供养莠民，最为国家之蠹。皇上五月间下诏书，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货贿，能通权贵。于是交通内监，行浸润之潜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此亦激变之一小原因也。”我们且不论此项改革是否正确，但一旦变革即会引起操此旧业者的群起而攻之，这真令梁启超头疼。

(五)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记称：“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在湖南大兴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守旧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学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

(六)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入主军机，操办改革事宜，守旧大臣为之“侧目”。

严格意义上讲，梁启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并不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改革必然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上述这些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必要的、及时的，可指责的地方并不多，则更不能列为变法夭折的动因。只有改革政策出现大的失误，才可与最后的失败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在这里将因果关系弄颠倒了。但是，透过梁启超的这些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守旧派太强，维新派太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梁启超回首往事，深感人才不足，民智未开。他明确指出：

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京师既设大学堂矣，而无中学、小学、师范学、乡学，则所成就无几也。

又称：

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弊，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政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

概而观之，梁启超是沿着权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戊戌变法的。这影响了他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政治观点。梁启超由光绪帝无权构成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引申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开明专制论”;由人才不足，形成了他终生为之倡导的办学校、兴教育;由民智未开导致了他孜孜以求的开民智、育新民。可见，反思历史的角度直接影响反思者新观念的形成，而新观念的形成又左右着反思者的视角。

百年来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和整个研究队伍历史观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史观作为对历史的一种总体的抽象的认识，在解释历史时就具有关键意义。不同史观对历史的解析就完全不同。梁启超在反思维新变法时大体是将历史事变中的核心人物视为重中之重，因而认定光绪帝的无权导致了变法运动的流产。这种看法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出版于1923年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论及戊戌政变时称：

政变之总原因，盖出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积威所施，不克自拔，慈禧以玩偶视之，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置焉!

在萧一山的笔下，戊戌变法就是帝后党争。他评述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帝后争斗情况后写道：“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

20世纪30年代，陈恭禄编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各大学作为教材，流传甚广。其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时云：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四五十年代，革命史观为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