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
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顾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交谈时,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洋知识,非
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
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
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开始,这两位传教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本性则逐渐暴露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
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
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
献忠暗
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
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
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
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
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
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
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回忆录继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
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
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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