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蒋介石遗弃泰北的国民党残军生存实录

　　50多年前，原

国民党

93师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伺机“反攻大陆”。随着形势转变，先后两次撤往台湾后，余下数千人，辗转流落在丛莽里。他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助，靠为泰国政府征战，换取在泰北荒山的生存权，最终在美斯乐扎下了根。

　　14岁的常丽芳，匆匆到乡公所见了父亲一面，关在乡公所的父亲叮嘱她快跑，去找常家世交、原国民党腾冲县县长，

抗日

时期曾任滇康缅游击第二路纵队司令的刘绍汤。常父说，刘绍汤一定会收她入伍，要她无论如何要自保，保住常家的血脉。

　　那是1950年5月12日。

　　第二天，她的父亲、三叔、小叔、二哥，在全城的斗地主大会上被就地正法。常家是腾冲大户，每年光收租子就能收四万多斗米，“是该被斗争清算的人民公敌”。和常家男丁一同被处决的共有20多人，也都是当地大户。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7个月，云南腾冲解放才5个月，新的腾冲县委在征收公粮时受到种种阻挠，还发生了暴乱。从1950年5月起，腾冲县委县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剿匪和减租退押。

　　除腾冲外，中国西南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国民党李弥部、李国辉部正在暗中集结，跨过中缅边界逃亡缅甸组建“复兴部队”。虽是各路人马混杂，因为有抗日远征军26军93师底子，他们一直以93师自居。

　　常丽芳就是在这时找到了刘绍汤。不久，刘绍汤带着她，和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等人一并逃往缅甸，投奔李弥。

　　■ 孤军出现在金三角

　　1950年前后，像常丽芳、刘绍汤这样，先后投奔李弥的云南籍人氏、前国民党残军、边境两侧土司、往来于边境的马帮，多达6000多人。这些人在缅甸、老挝、泰国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暂时驻扎下来。

　　1950年初，李弥带着蒋介石的亲命从台北飞回缅甸。李弥要在三国交界处建立“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任“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从台湾回到缅甸的李弥，还从香港带来了原国民党39师少将师长、抗战时期武汉卫戍区司令段希文。段出身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和胡志明的校友。

　　不久，这支受美国资助的军队开始由清迈向中缅边境转运。待残军在人员、补给上得到初步恢复，1951年4月，李弥指挥部队向中国边境上的解放军发动进攻，以失败告终。

　　于是，李弥便不再急于反攻云南，将精力放到休养生息上。为了给部下灌输反共思想，他开办了反共抗俄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还开展多种政干培训，常丽芳就在1952年接受了这一训练，并被分配到政干队第三区。

　　这一时期，李弥还做了一件对日后影响较大的事——修建了机场。

　　从此，缅北森林边这片空旷场地上，经常有不明国籍的飞机出没，投下食物、军械。有时飞机会在这个简陋的机场降落，走下几名穿美军制服的男人，到森林中考察。

　　在缅甸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到1953年已形成了国民党军事区，培养了近两万人，对外号称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不仅背负着“光复大陆”的使命，还听命于美国中情局，联合钦族、印度雇佣军等缅甸反政府武装向缅甸政府发难。

　　缅政府军在战争中惨败后，以国民党部队侵占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为由，状诉联合国。联合国做出了令李弥部撤军台湾的决议。

　　1953年7月，蒋介石派蒋经国飞到泰北看望部队并传达指示：“择佳机，图反攻。”

　　1953年底，台湾当局在撤走5000多人后，对外宣布精锐部队已悉数撤离，余下不听命的部分，不再与台湾有关。但事实上，在缅泰老边界的余留人马，还是为反攻大陆准备的。李弥归台后，1954年台湾派柳元麟赴中南半岛上泰老边境地区江拉重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共分五个军，五军军长就是李弥当年从香港带来的段希文。

　　台湾派来专员整训“志愿军”，扩充军械，壮大人员。这支武装为了地盘和毒品生意，经常和缅泰的各种势力发生武装冲突，与中国边境的解放军也时有磨擦。缅甸政府再一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1961年，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从泰国撤军，这次又撤走了5000人。

　　泰国北部还余下4000人。他们的后代，今天向我讲述这段历史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份“密令”，要求“只撤老幼、精干全留”，踞此地建立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

　　留下来的是云南籍军人居多，在台没有势力和社会关系的3军和5军。他们在政治上被孤立后，又被断绝了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的经济支援，彻底成了孤军。

　　常丽芳也成为孤军的一员。这一年，她25岁。

　　正是1961年的第二次撤军，让《自立晚报》的编辑柏杨得知了这支悬在泰国北部的国民党孤军，以邓克保的笔名写成《血战异域十一年》(后改为《异域》)一书，将这群身处死地的军人推进了台湾民众的视野。没过多久，这部披露了台湾当局抛弃残军的小说就成了禁书。但它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影响了台湾几代人。

　　■ 命运交汇的路口

　　第二批残军撤台后，为了避开缅军和泰国政府军的追剿，段希文带着5军逃到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傈僳人村子密索隆。密索隆易守难攻，满山的原始森林虽有老虎出没，却可开垦山地。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发音，段希文给这里取了个吉祥的名字：美斯乐。5军就在这里安下了家。

　　段希文个人出资办了小学，教授汉字，传授中华文明。自孤军第二次撤台后，从台湾而来的各种援助就随之断绝。段希文明白，反攻大陆已成泡影。上世纪70年代初，他做出了对孤军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宣布“放弃反攻大陆，不与大陆为敌”。

　　这是孤军在泰国艰难生存的转折点。

　　这一年是1964年，常丽芳28岁。入泰14年，她早已是一个久经丛林战的女兵。在刘绍汤的撮合下，她与运输队排长马文通结合了。

　　她后来生了三个儿女。在她女儿马嘉媛的童年回忆里，每个夜晚都看着母亲的劳作入睡，家里堆着似乎永远也缝不完的军用被服、子弹袋、运送粮食的米袋。

　　因为，孤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定。先是为了地盘与泰国政府军打，站住脚后为了争夺押运毒品的渠道和坤沙的张家军打，最后是为了生存权与泰国共产党打。

　　孤军经历了多次决定命运的战役。

　　1970年12月开战的叭当战役，泰国国防部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邀孤军出战。条件是收复叭当后，孤军可成立“泰北民众自卫队”。对孤军来说，有什么比能保留枪支和长期住在美斯乐更诱惑的？

　　此后5年中，孤军联合泰国政府军6次出征，为泰国政府夺回了叭当，令泰方朝野皆惊。

　　1980年，69岁的段希文心脏病猝发去世。他的参谋长雷雨田掌管五军。孤军在泰国的命运，走到了决定性的1981年。

　　今天，美斯乐的泰籍华人还时常提起这一年。在第一代孤军老者口中，它是民国70年或2525年——他们习惯于民国纪年的方式，同时也适应了这个佛国的佛历纪年。

　　1981年2月16日，孤军再度为泰国政府出征，3月8日取得考牙之战的胜利，泰国内战结束，泰国王室及泰国政府的地位再无威胁。孤军得到的回报是：有战功的和伤亡人员家属可获得泰国身份证。

　　战后，普密蓬国王走进简陋帐篷里，看望伤员。对尊崇王室的泰国人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而这些伤兵们对国王俯下的身子竟然无动于衷。有人告诉国王，他们是不懂泰语的中国人。

　　泰王至此才知道孤军和政府这桩“参战”与“入籍”的交易。普密篷亲自签发了第一批2000个泰国公民证给这些泰北流浪者，他们子女到了15岁即可入籍泰国。

　　中国孤军在泰北的窘境由此扭转。他们从此，是生活在山上而不是被困在山上了。

　　■ 新“孤军”

　　在泰北，有一个可通往美斯乐和满星叠的缉毒检查站，这里被称为“阿卡三角”。此处下山可以通往清莱、清迈乃至曼谷等繁华世界；向右可以进入世外桃源一般的国际观光区美斯乐；向北则是当年大毒枭坤沙的总部。

　　虽然孤军和后代人通过鲜血铺就了一条下山的路，然而下山的路并不平坦。

　　常丽芳的女儿马嘉媛出生在1969年，当时山上的小学只能办到4年级。马嘉媛兄妹三人小学4年级以后，就到山下学校就读。

　　1980年代初，由于港台“送炭到泰北”活动的兴起，台湾方面开始关注到泰北孤军的艰难，每年提供几十个名额，奖励优等生到台湾上大学。常丽芳的两位哥哥都是赶上了这项资助，得以到台湾读大学。

　　然而到了马嘉媛中学毕业时，泰北华人入台规定却变了：没有华侨身份或泰国公民证的人，不得在台湾升大学。

　　尽管马嘉媛一满15岁就去申请入籍，但申请了三年还没走完泰政府繁琐的程序。和她一样没有拿到公民证的同龄人，在泰北的唐窝、美斯乐、满堂村等地区还有很多，不少人靠买假护照入台。

　　由于无法升入台湾的大学，马嘉媛在当地打工。那几年，哥哥们已经在台湾读完大学，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这意味着，他们在台湾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公平地工作、参与社会竞争、成家立业、购车买房，享受健保(即医保)。

　　马嘉媛终于拿到“泰国护照”时，已是1989年。她来到台中就读商专补校，然而，三年后当她从补校毕业时，台湾的政策又变了——持护照的学生不能再申请台湾身份证。台湾方面希望持护照者学成以后能“回到侨居地，在侨居地学以致用，发扬中华文化”(马嘉媛《我的经历》)；更何况当时很多孤军子女手里拿的还是假护照，一经查出就没了任何法律保护。就这样，一批批命运相似的“马嘉媛”滞留在台湾，不能合法打工，也没有护照回泰国，成为新时期的“孤军”。

　　1995年，台湾星光出版社将回台孤军子女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孤军后人的呐喊——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身份证》一书。其中一位名为陈绍良的男青年写道：“撤军到台湾的子弟，政府照顾得很周到，撤军到泰国的子弟，回到台湾就让我们自生自灭，这合理吗？本来我们这群孤军后裔想去找民进党员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国军子弟，父亲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一生……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他已然无意中记录下1992年民进党对国民党所构成的威胁。

　　两蒋时期忠贞地受命于“复兴”的军人及后代，在孤苦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认同。

　　然而，2000年以前，国民党对孤军后人身份合法化的吁求反应迟缓。等到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又岂能容得下国民党孤军后人居留台湾呢？直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这一历史问题才被推进了一步。

　　■ 天地国亲师

　　今天的泰北，华人的生活业已发生很大变化，禁毒后的美斯乐，果林茶园成为支柱经济，这块建有皇家佛塔的风水宝地已成国际观光区。

　　一些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希望孩子们在曼谷、清迈或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家创业。第二代积累下的财富，第三代正在用于求学。更多的家庭是希望孩子能在外面多挣些钱，家里可以盖起楼房，买得起汽车。

　　在美斯乐，每年都有不下20户人家往曼谷输送大学生，他们有的从曼谷毕业后又出国留学。从曼谷或清迈的大学毕业后，只有少数孩子愿意回美斯乐来创业。毕竟在曼谷工作机会多，会华文的学生又能找到一份月薪七、八千或上万泰铢的工作。

　　随着泰北生活的改善、孤军子弟在泰国就业机会的增多，自然地挽留住一部分华人青年。看到收入水平与台湾相当，他们开始也像老一代那样，愿意落地生根。

　　泰北的中国人家里，都供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他们看上去比中国大陆更恪守这种人类敬畏与感恩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又将泰北华人的家国概念塑造得层次丰富。

　　两岸和解启动以来，孤军第二代中很多人都参与过和大陆的商贸来往，第三代的发展方向变得多元。一位开茶社的老板告诉我：“孩子发展由他们自己定了，想去大陆发展也行，你们两岸都开始和解了，我们还怕什么；到台湾也可以；留在英国也可以。到清迈也没问题，那儿房租比台北低。回到美斯乐？当然好啊，这里有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