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枝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枝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因为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闹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却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置疑,但是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处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的厉害,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清朝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