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张作霖对东北究竟做出多少不可抹杀的贡献？

　　张作霖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

　　给小兵娶媳妇儿

　　张作霖头脑灵活，遇事机敏，他很早就觊觎东北王的宝座。在1916年，他伙同冯德麟巧妙地挤走了奉天巡按使段芝贵之后，得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大总统徐世昌升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43岁的张作霖成为凌驾于东三省省长之上的东北最高行政长官，成为东北王。

　　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不敢疏忽，对部队约束很严。他有个习惯，喜欢微服私访。一天晚上，张作霖手摇纸折扇，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长袍，脚着软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带副官，不带卫士，一个人悄悄地从帅府南门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访奉天城内军队的防卫情况。他乘着黑夜，先是突然来到了宪兵司令部，值班军官吓了一跳，没想到大帅会微服暗访。张作霖检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况，看到井井有条，很是满意。接着，他又只身来到了第27师师部，值班军官满脸惊讶地接待了大帅。大帅看到师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张作霖不让任何人护卫，自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当时已是午夜2时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张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帅府走去，他想从东门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帅府东门。大帅府的东门胡同灯光幽暗，大帅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帅府东门的岗亭，并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一个哨兵在站岗执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帅轻松愉快地走着。

　　在靠近东门仅100多米的时候，大帅突然听到一声严厉的断喝：“站住！”大帅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为是在警告别人，没当回事，定了定神，还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大帅听到了步枪拉大栓、子弹上膛的卡卡声，久经战阵的大帅，知道这是在做预备射击的动作。同时，又听到了一声更加严厉的高声叫骂：“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送你回老家啦！”张作霖一听卫兵骂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声说道：“我是张作霖！”大帅以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误会，顺利地进门回家了。

　　不承想，卫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帅的回答，认为是拿假话蒙他，所以继续厉声地呵斥道：“你是张作霖他亲爹，也得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这枪可不留情！”张作霖听了先是一愣，小杂种，竟敢骂我。刚想发火，可是立刻冷静下来，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并说道：“好小子，算你有种！好，好，我走，我走！”大帅意识到这个卫兵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同时，黑灯瞎火的，自己穿着便衣，又没带卫兵，孤身一人，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对方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机立断，机敏地立刻转身往胡同东头走去。

　　大帅冷静下来，抄近道直奔大南门里路东的教导队机关枪中队部。到了中队部，叫来了中队长王贯三。王贯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么晚了叫他干啥。大帅告诉他往大帅府挂电话，叫卫队连连长出来接他回府。当时接电话的恰好是卫队旅参谋长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大帅从外边打电话叫人接他回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怠慢，当即集合手枪连，跑步来到中队部，把大帅接回了帅府。

　　张作霖回到帅府办公厅，还没等坐稳，就立刻对郭松龄说：“去把在东大门站岗的那个卫兵叫来，我有话说。”郭松龄不明就里，但未敢多问，就传下令去。不久，由当晚卫兵值勤官禇连长，把一个20多岁的精干士兵带了来。这么晚，大帅召见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张作霖见了那个卫兵，严肃地问道：“你叫啥名？”

　　卫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声答道：“我叫李德标！”

　　张作霖听了李德标说话的口音，分辨出刚才和他邂逅的正是这个卫兵。大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正是这小子！”大帅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脸的忠厚相，心里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他了。接着却故作严厉地说道：“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进东大门？还说是我爹也不成！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听吗？”至此，李德标才知道刚才被骂一顿，又不许走近东大门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大帅。他不知所措，一阵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怕呢？当然更不济事。要杀要剐，随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须说明情况，为自己争辩一下，于是，硬着头皮说道：“报告大帅，连长有命令！”

　　大帅厉声问道：“什么命令？”

　　卫兵高声朗朗答道：“夜间站岗，没有上边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帅府。”李德标强调“不许任何人”，你也是任何人之一。

　　“好小子！”张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禇连长，赞许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会带兵呢！”说完，满脸放松地询问李德标多大岁数，啥地方人，当过几年兵，娶过媳妇没，以及家庭状况等。原来李德标是辽北法库县人，今年21岁，已经当了两年兵了，因家贫还没有娶媳妇。

　　张作霖点点头。有了今晚的实际遭遇，又经过方才的一番口头调查，大帅已经胸有成竹。他决定重奖褚连长和这个年轻的卫兵，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其他士兵。

　　大帅叫过来参谋长郭松龄命令道：“茂宸(郭松龄的字)，升禇连长当营长，升李德标当少尉军官。告诉军需处，赏禇连长500银元，赏李德标2000。这是我私人奖赏给他们的，让军需处先记笔账。”

　　郭松龄答应：“是！”

　　张作霖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道：“告诉杨宇霆明天早上来见我！”

　　大帅还想对李德标做进一步的安排。

　　第二天，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来见张大帅，张大帅客气地对他说：“邻葛(杨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绍一个你们一县的小同乡。”杨宇霆也是法库人。杨宇霆问是谁，张作霖叫来李德标，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介绍过后，张作霖对杨宇霆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杨宇霆听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帅遇上兵，有理说不通！”张作霖极口称赞李德标“有种”，连连说道：“我张作霖就喜欢硬骨头。军人嘛，当然以尽责任听命令为第一，像李德标这小子，严格执行军令，不管是谁，真够冲，真有种！”

　　然后，张作霖又嘱咐杨宇霆两件事：第一件，请杨宇霆负责给李德标选择一个年貌相当的大姑娘做媳妇；第二件，马上把李德标送到讲武堂去上学。李德标从此成了东北军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李德标很争气，进了著名军事学校讲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军中，李德标表现出色，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经升为第27师的上校团长了。

　　以德报怨，以恩报恩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也不是有仇必报。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张作霖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张作霖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账，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200元钱，要老两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2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1000元！

　　张作霖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一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一天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张作霖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张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张作霖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驳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张作霖的信任怎么办？张作霖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张作霖都必涌泉相报。

　　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包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他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他却丝毫不介意，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三哥钟恩并不是他的亲哥，是他的结拜兄弟。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张作霖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牌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

　　“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晖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张作霖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当。

　　当然，没有钟恩做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庄户人家出身的钟恩，想了想，说俺还是卖大米吧。于是，张作霖个人投资，大兴土木，在当地组建了与沈阳、营口等地粮栈连锁经营的“三畲”集团，由钟恩出任总经理。

　　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地位变了，身份变了，感情没有变，仍像过去一样，每次见到钟恩，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总是这样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有两位兄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长，那就是钟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钟恩既然成为他三哥，也当然是孩子们的三伯。逢年过节，除了送钱送礼以外，张学良等晚辈还要向钟恩行跪拜礼。

　　不识字，懂道理

　　张作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傳逹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連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傳逹室看成了傅連宝，当成了人名。

　　还有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方酒会。那时候，东洋人占了辛丑条约的便宜，有驻军东北的特权，但东北军对他们不屑一顾，还曾主动开火，当场击毙硬闯演习封锁线的十几名日本军人。这一次，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将领土肥原，以为张作霖不识几个字，想当众羞辱他，就假惺惺地请他赏题一幅字画。

　　其实，张作霖平时没事就练字，水平也还行。他见对方捧来笔墨纸砚，便不假思索，挥毫就题写了一个遒劲有力的“虎”字，只是在落款时，一不小心，将“张作霖手墨”写成了“张作霖手黑”。土肥原便得意地狂笑起来，说：“张大帅呀，你的果然写错了字呀，手墨的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啊！”那些在场的日军也跟着起哄。

　　然而张作霖处变不惊，他大义凛然地掷笔回敬道：“本人就是手黑！本人自拉杆子那天起，就知道抢地盘的重要性！我这是写给你们看的，当然不能带土，这就叫寸土不让！”

　　缺点变亮点！这段佳话，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张作霖的大智大勇，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麻将桌上是非多

　　挥师关内，美梦成真，张作霖终于成了北京城的主人，但盛极必衰，转眼间就走了下坡路。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还弄出个“贿选总统”的丑剧。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算盘，到处树敌。张作霖看着复仇的时机成熟，挥兵跃马，向曹锟发出挑战书，声称将由飞机问曹三爷起居。吴佩孚冷冷一笑：“手下败将，何足逞勇。”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连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阵，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阵前反戈，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变生肘腋，曹三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这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防，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张作霖好解气、好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

　　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

　　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

　　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

　　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

　　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

　　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和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

　　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

　　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

　　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少养五万兵，也要办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

　　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