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武汉抗战:日军作战30天战线仅推进2公里半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

主要角色

国军武汉抗战:日军作战30天战线仅推进2公里半国军武汉抗战:日军作战30天战线仅推进2公里半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

  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仅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日本大本营一进入南京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的决策。

  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因此命令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由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广泛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

  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这一作战的战略决策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在徐州失守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即调整部署,先后调集约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3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

  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所部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负责江南防务;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武昌)迂回。

  1938年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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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于丁泗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并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

  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就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蒋介石对薛岳下令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于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师长王耀武,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

  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在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杂物,俯拾可得。

  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到处都是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此后,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实现了中国军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战线最长、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是役两军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4个多月,日军动用12个师团,12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共35万人;中国军队参战的有129个师,40余艘舰艇,100多架飞机,共110万人。日军伤亡在10万以上,中国军队伤亡20万人。

  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已无力继续实施战略进攻,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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