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巡洋舰起义：蒋介石震怒乃奇耻大辱

　　1949，“中国第一舰”起义揭秘

　　1949年2月25日凌晨，停泊于吴淞口的国民党军“重庆”号巡洋舰上，眭世达等20名水兵趁着黝黑的夜色，秘密聚集于281号雷达室中。1时30分，水兵陈洪源、武定国、刘忠等人起身，隐入铁门外的黑暗中。水兵王洛则摸进配电房切断了无线电、电话电源。

　　不一会儿，当晚舰上的轮值哨兵，先后在被引来吃夜宵时缴械。而后，举事者领头进入武器库，用看管的钥匙打开了全部手枪、冲锋枪和子弹的储藏柜——令蒋介石出离愤怒的“重庆舰叛逃”事件，也即中共方面所称的“重庆舰起义”开始了……

　　【重庆舰：“中国第一舰”】

　　3年前的1946年2月，19岁的眭世达为谋生考入了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学兵大队。8个月的预备训练后，眭世达等400余人被送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

　　在英国接触真正的海军后，眭世达由衷地希望中国“有一支能抵御外患的强大海军”，然而国家内战频仍、民众流离失所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他感到烦恼，他和许多同学都不想参加内战，有人甚至利用所学的海军技术，逃亡到外国商船当了海员。眭世达也打算这么做，甚至积累了逃亡的路费，直至遇到同在英国军舰上实习的同学毕重远。毕重远利用兼职舰上图书管理员的便利，向眭世达推荐了大批苏联小说如《母亲》、《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眭世达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令他想到了自己幼年失去母亲、童年随失业的父亲沿街乞讨的悲惨生活。从那时起，他内心已经“向往革命”了。

　　眭世达又结识了同样“倾向革命”的于家欣、陈斌等，他们正是后来主导“重庆”号倒戈的核心群体。1948年4月，眭世达等人结束在英国的学习，并正式接收了“曙光”号（为抵偿在香港代为保管中丢失了的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英国政府将该舰移交国民党政府）——这是一艘1936年下水的7500吨级轻巡洋舰、“二战”中英国海军地中海“K”舰队旗舰，曾摧毁过德军工事和火药库，击沉过德国“勃力世”号巡洋舰，后来又在地中海击沉过两艘意大利驱逐舰、10艘运输舰。

　　它的辉煌历史还不止于此。1944年，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乘该舰指挥战斗；它还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战及争夺希腊海岸的战役。1948年4月，它改名为“重庆”号，成了国民党海军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的舰只。

　　【舰上人心混乱，地下党秘密策反】

　　重庆舰回国途中，几乎在每个港口停泊时都有士兵逃亡，留在国外当了海员。在彷徨不安中，在越来越浓烈的内战火药味中，1948年8月14日，重庆舰终于来到了南京。

　　仅仅1个半月后，刚完成检修的重庆舰便被投入了内战战场，第一个任务是在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督战下，先后于烟台、秦皇岛、葫芦岛、营口等地，向岸上开炮支援国民党陆军。在锦州战役中，还曾炮击塔山解放军阻击部队，有解放军老兵后来回忆，“一炮就打掉我们一个排的兵力”。

　　1948年，重庆舰返回上海。此时的上海，因为国民党货币政策失误，流通才不过数月的“金圆券”，正以“过条马路物价就翻一番”的速度贬值，重庆舰士兵也深受其苦，一个月薪饷竟吃不上两碗阳春面。还有一些士兵，在葫芦岛卖掉了用国外积蓄购置的手表、金戒指，换回金圆券，指望回上海后再重新购进一批更便宜的物品，赚点小差价，结果却因金圆券贬值而血本无归。于是怨声四起，一股憎恨情绪开始在舰上蔓延，“开小差一时成风，每日必有数人”。国统区民生凋敝的种种乱象，也令眭世达对国民党更为失望和愤懑。这期间，他开始阅读《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共产主义书籍，一度被其他士兵发现，但对方并没有去报告军官。眭世达觉得，这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心存不满”。

　　眭世达决定趁探亲假时逃亡到解放区去，结果却因为没找到门路而失败，无奈返回重庆舰。副舰长牟秉钊对士兵异动早有觉察，于是剥夺了眭世达“一切上岸放假”的权利。无法逃亡的眭世达焦虑得整天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以致被人怀疑“得了精神病”。但他不知道，在他试图逃亡期间，毕重远已经开始谋划策反舰上士兵驾驶军舰投向中共。而他的种种焦虑，也被毕重远看在眼里。当眭世达苦恼地说自己“走不了了”，并劝毕重远“赶快开小差”时，毕重远却平静地说：“一个人走太便宜他们了，要走连军舰一起带走！”

　　和毕重远一番推心置腹后，眭世达终于加入了那个已在舰上存在多时的秘密策反团队。

　　【起义过程出奇地顺利】

　　眭世达又介绍了投奔解放区不成被捕、被保释出来的于家欣。此后，毕重远、陈洪源、眭世达等人每天聚在位置偏僻、少有人走动的“281”雷达室中秘密商谈，不久后，一个名为“士兵解放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

　　1949年初，重庆舰接到命令开赴青岛港。据此，“解委会”设想在航行中发起武装暴动夺取枪支，以武力控制驾驶台，迫使军舰绕过“成山角”，驶向已在解放军控制下的烟台港。这个设想很冒险：以20人控制570人，一着不慎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然而，1949年2月17日，重庆舰突然驶向吴淞口，并备足了在塔山战斗中消耗殆尽的弹药，以及燃料、淡水等给养物资。而后，两名长江引航员上舰住下，航海部门还准备了江阴一带的海图。显然，重庆舰将会参加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战斗，而在长江航行中武装暴动更加困难，狭窄的江面上军舰掉头不方便，并要面对江阴、吴淞口两地炮台威胁。

　　“解委会”紧急磋商后，觉得还不如在吴淞口停泊状态下举事，最初设想在2月21日晚动手。但眭世达回忆，有位核心成员明知要行动，却在那天下午擅自上岸度假，另一位核心成员则离舰去会女朋友了，行动只好告吹。

　　2月2 3日，副舰长牟秉钊忽然离舰去南京。在作战当口忽然离岗，令“解委会”嗅到了一些不寻常的气味：他极有可能觉察了舰上士兵的异动，去向海军总司令部请示措施。而在士兵中，也已经在密传“有人要开船”。看来，核心成员中有人“嘴皮漏风了”。

　　形势危急，留给眭世达们的时间已经少之又少。“解委会”决定趁2月25日晚毕重远值更、负责保管武器库钥匙时行动——24日晚饭后，眭世达和陈洪源便轮流在“281”雷达室外守门，只许进不许出。

　　举事进程出乎意料地顺利，几乎完全按照设想进行，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暴动第一阶段完全成功，但剩下的问题并未让眭世达们感到轻松：即便能安全驶出长江口，在去烟台的漫长航路上，必定会遭国民党海空军拦截。凌晨3时许，“解委会”决定开船，按计划开始劝说舰长邓兆祥协助航行。在眭世达印象中，邓兆祥是一位忠于职守、航海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回国时曾抵制英国人的监督，维护了国家体面。但回国后依然未得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好感，桂反而派亲信、督战处处长卢东阁来舰上监视他，并打算取而代之。

　　但直到此刻，邓兆祥依然坚称负不了责任，于是被起义士兵警告一旦暴动失败，军舰将被炸沉。此时陈洪源等确实做好了万一失败引爆主弹药库的准备，邓兆祥被迫同意协助航行。凌晨 5 时，重庆舰仍然打着国民党旗号驶离吴淞口，事先拟好的“告士兵同志书”同时开始散发。按照正常的起床时间，“解委会”向全舰广播，号召全舰士兵支持。愤恨国民政府腐败的士兵们，有四五十人相继表示响应，其中部分水兵被“解委会”吸收，参与舰上警戒；部分军官则被允许帮助舰长航行值更。

　　然而也有人极度绝望。准尉书记官曾道明冲出休息室，抢夺卫兵的枪，被值勤水兵制服后，单独关进一个舱室。结果他却打开舷窗，投海自杀了。

　　这让毕重远、眭世达们感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起义，因此丝毫不敢怠慢警戒工作。他们组织了十余名士兵在炮位值勤，随时准备与遭遇之敌作战。

　　军舰驶出长江口后，便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北上，舰上对空炮火首先转入了战斗状态。另一方面，“解委会”又收缴了许多私人手枪以确保内部安全，眭世达们自己则两天两夜枪不离手，也不敢睡觉，熬得眼睛通红，仍要来回巡视。

　　但此时国民党军方面的反应之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军舰在2月25日夜经过青岛海面时，全舰已进入一级战备。当时设想，如遇美国舰队阻拦，就边打边走，以 32 海里的最高舰速闯过阻击区。然而预想中的战斗并未出现，于是重庆舰绕过成山角，在2月26日早上7时许顺利到达了烟台港外。

　　也是在这个时候，毕重远终于向眭世达透露了地下党员身份。其实，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重庆舰策反，但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所以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如轮机技工张兴昌，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1948年夏季打入“重庆”号的。而舰上军官王淇的弟弟王毅刚也是中共地下党，他密切注意着舰上士兵的动向，当听到雷达少尉莫传香等人闲聊中流露出投奔中共、夺取军舰的想法时，便立即向中共南京市委进行汇报。中共地下党甚至秘密试探过邓兆祥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蒋介石震怒之余下达“死命令”】

　　当毕重远在烟台向警备区政治部汇报南京地下党的指示及“重庆”号起义的详细经过时，国民党军才刚刚确定军舰失踪。海军司令桂永清闻讯，吓得面无人色，星驰吴淞口，但只见“滚滚长江东逝水”，“轻舟已过万重山”。而在一个多月前，桂永清面对国民党陆军的一败再败，刚刚放出大话称“陆军不打，海军打”；上海市长吴国桢也虚张声势：“有重庆舰在，上海即可无忧。”

　　又过了两天，国民党军侦察机才在烟台港湾发现“重庆”号，该舰已落入解放军之手确定无疑。由于事态太过严重，以致于桂永清最初不敢向蒋介石汇报，一边急得涕泪涟涟，不断用无线电发出信息，苦苦哀求邓兆祥：“只要你们回来，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但重庆舰始终保持沉默。

　　从2月26日到3月1日，海军方面连续四天呼叫邓兆祥无效，这才决定向下野退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此乃我海军之奇耻大辱。唯有将其炸沉，以免为匪利用。” 重庆舰倒戈，不仅大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威信，也严重打击了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士气。并且，作为海军王牌，重庆舰恰好在解放军陈兵江北之际趁隙逃跑，使得蒋介石力抗解放军渡江的计划雪上添霜。舰上还有原存于南京国防部的海军与军方重要档案文件，这些都是蒋介石视为不可见夺于中共的“命根子”。于是蒋密令国民党空军不惜代价炸沉“重庆”号，但国民党空军已经把原本驻扎在华北、华中的作战主力飞机，全部往南撤退到台湾，而烟台在台湾机场的作战半径之外。因此，国民党方面必须把驻扎在台湾的飞机，至少调动到华中或者华北地区，才能攻击重庆舰。一连串盘桓，最终使得重庆舰未遭轰炸就一路平安到达烟台。

　　与中共烟台地方政府接洽后，重庆舰上大部分国民党军官被押上岸，这令眭世达们松了口气。但这个时候，国民党军也开始行动了。眭世达记得，当天上午，一架飞机从军舰上空飞过。当晚，国民党方面在广播中宣布将派大批飞机轰炸重庆舰，一些始终持抵触情绪的士兵也开始到处乱喊。舰上气氛再度紧张。

　　3月1日上午，又飞来了一架 “黑寡妇”侦察机，这令士兵们情绪更加混乱。然而解放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此时的重庆舰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害怕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士兵们，要求开航立即离开烟台。

　　3月2日晚上蒋介石向空军下达炸毁“重庆”号的死命令，第二天清晨国民党便从台湾派遣B-24M型轰炸机4架，先飞到上海加满油，然后一路直飞目标区上空，但因为重庆舰早有准备，沿岸、舰上炮火朝空齐发，B-24M不敢下降，胡乱投下几枚炸弹后，就匆匆脱离战场。

　　但舰上的惊慌气氛却被国军的轰炸机引爆到了极点。当天，中共胶东军分区政委任克加和邓兆祥一起登舰安抚，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鼓掌致意。而后，军舰立即起锚离港。

　　国民党那头，当B-24M回上海补充油弹后重新飞抵烟台时，惊觉重庆舰已杳无踪影。而后，国民党空军又连续在海上搜索三天，竟然毫无头绪，“重庆”号居然在国民党空军眼皮底下消失了！

　　溪口那头，蒋介石每天电话催问，无奈之下，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只得飞奔溪口负荆请罪，被心情郁闷的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一顿痛骂，称“此为我空军之莫大耻辱”。

　　回台湾后，周至柔、王叔铭等决定另起炉灶。负责此行动全盘参谋计划的，是后来任台湾空军副总司令的陈锺琇， 当时是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陈嘉尚的少校参谋。一番推演后，国民党空军高层推断，重庆舰很可能躲进了山东半岛附近的某个港湾内，于是在山东唯一还掌握于国民党军手中的青岛“沧口机场”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短短几天间，原本已经空空如也的沧口机场，先是进驻了4架P-38侦察机，紧接着是12架C-47运输机，最后是整整18架B-24M重型轰炸机。陈锺琇在一张山东半岛沿岸的大海图上，顺着最后一次发现“重庆”号踪迹的坐标点，划了一个扇形图，以“重庆”号的平均速率推算目前船的位置。然而从3月15日开始，国民党空军侦察机接连搜寻三天，还是一无所获。直到3月18日，这天早上，飞行员王金笃在葫芦岛空域发觉港口防波堤长了一截，熟悉地形的王金笃觉得纳闷，便拉低飞机打算看个究竟，不曾想地面一阵炮火劈头盖脸袭来，王金笃无法细看，决定先返程。接到王金笃的报告，陈锺琇马上摊开一张葫芦岛港口图，再对照“重庆”号的正上方鸟瞰图，推论那座“新岛”应该就是经过伪装处理的重庆舰。随即，陈锺琇又赶紧派出一架P-38侦察机，到葫芦岛上空拍照确认。

　　【中共指示：“留人不留船”】

　　国民党方面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葫芦岛，眭世达们用大量渔网伪装了军舰，还用树枝插遍了军舰外表，然而从山上往下一看，军舰轮廓清晰可辨，伪装不但不起掩蔽作用，反而会影响对空作战，于是又将树枝拆掉。

　　从王金笃的飞机意外撞进葫芦岛港遭炮击那时起，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对空战斗已不可避免。疏散大部分士兵后，舰上留下“比较可靠”的100多人，准备迎战。此外，解放军又调来了一个高炮团，部署在码头周围。

　　3月17日，陈锺琇和司令陈嘉尚亲自坐上王金笃的那架C-47，指引9架重型轰炸机，在一万公尺高空对重庆舰水平投弹。

　　3月19日一早，国民党方面又出动9架轰炸机，继续向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重庆”号投弹，这一次，有“三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直到附近海岸陷入一片火海，B-24M轰炸机队才结束任务，全部飞返沧口基地。随后，陈锺琇又派人去空中拍照，供蒋介石验收成果。中共方面，根据中央“留人不留船”的指示，重庆舰在拆下仪器和物资后，打开了海底门。望着刚刚夺到手的军舰徐徐沉入海底，部分起义骨干不禁号啕大哭。三个小时后，重庆舰开始向三号码头东侧倾倒，直到3月20日下午才完全沉没。

　　蒋介石虽然如愿炸沉了重庆舰，然而损失已经无可挽回。继重庆舰后，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25艘舰艇、1271名官兵在南京江面倒戈。1949年9月19日，“长治”号军舰又在长江口外大戢山海面倒戈……

　　【“重庆”号重见天日】

　　重庆舰重见天日，是在3年后。

　　1951年4月起， 海军青岛基地工兵营和潜水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打捞重庆舰，于第二年春天成功将其打捞出水。此时中国军工还不具备独立修复重庆舰的能力，无奈之下，只好按苏联专家的意见拆解了“重庆”号。此后，中国海军半个多世纪都未再次拥有新的巡洋舰。

　　重庆舰拆解后，火炮、仪器、雷达等，一部分作为海军学校的教具，一部分则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最初作为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教育基地，眭世达也在那里当了教员。1959年11月，它又被交给上海打捞局作为水上仓库；1964年又转拨给了天津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钻油平台宿舍船。

　　至于它的空船壳，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被彻底解体，然后在炼钢炉里化作了钢水。如今后人凭吊这艘一代名舰的最后纪念，是1982年7月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重庆”二字舰牌。然而，“重庆”号上还有至今尚未完全解开的秘密。

　　1949年，蒋介石将国库巨额黄金从大陆运往台湾，其中一笔运到鼓浪屿的100万两黄金，再转拨到经手人名下时，却只剩了70万两。辗转追寻“黄金密档”多年的台湾资深媒体人丁雯静称，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重庆”号上存有的28万两黄金，或许正是那批失踪的黄金。

　　丁雯静还从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口中获悉，1951 年4 月，解放军曾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黄金十余万两。

　　台湾方面称，在上海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因为觉得重庆舰安全、保险，于是在船上寄存了大量银元和金条，这是计划中运台黄金的一部分，装了整整一仓库。眭世达也说，重庆舰起事后，为稳定人心，全舰500多名士兵军官，每人分了400多枚银元，而这不过是仓库的一小角。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见过船上的黄金。也没有人知道，“重庆”号上的黄金当时要运到哪里，后来又流落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