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为何不敢再喊“反攻大陆”的口号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引起了各种反应。其中有两件最为突出:一件是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喊了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声,不响了;另一件是有不少国家在说,现在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在中国的地图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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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蒋介石为何不敢再喊“反攻大陆”的口号揭秘蒋介石为何不敢再喊“反攻大陆”的口号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引起了各种反应。其中有两件最为突出:一件是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喊了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声,不响了;另一件是有不少国家在说,现在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在中国的地图上,从前没有马兰这个地名,自1950年以后它出现了,人们知道它的命名者,所以,马兰与张爱萍两个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处叫罗布泊的地方,也和张爱萍将军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罗布泊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海拔约780公尺。蒙古语罗布泊即多条水流汇入的湖泊,古称盐泽,是一片早已干涸的咸水湖,曾被称为“无人区”、“死亡之海”。自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将军担任现场总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爆成功,它先后见证了数次动人心魄的胜利。

    有一个场景令人们永远不能忘怀,那就是在1964年10月16日接近15时的时候,在罗布泊核爆试验现场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和千里之外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同时都拿起了电话筒,周总理要直接听取现场总指挥的报告。零时,随着一股强烈耀眼的光芒,从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就是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滚滚而来。同时,大火球在巨响声中化作团团的烟云和火焰,向高空蔓延,在空中翻卷,形成了一个上抵天、下接地的硕大无比的蘑菇云。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他们中的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苏醒过来,突然开始欢呼雀跃。有的人举起双手,把帽子抛向天空,又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乐的就地打滚。此时,张爱萍将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向周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总理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将军向科学家们转达了周总理的问题。邓稼先等人立刻从喜极而泣的无比激动中冷静了下来。一大批科学家紧张地判读着各种测试数据,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是铀235原子核分裂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消息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引起了各种反应。其中有两件最为突出:一件是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叫喊了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声,不响了;另一件是有不少国家在说,现在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由此,人们在听到罗布泊这个地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联想起张爱萍将军的英名,以及原子弹和那两件突出的反应。

    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在1985年7月31日,张爱萍将军在北京主持一个会议,邓稼先从基地赶回来参加此会。张将军看见他时,关切地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邓回答:开完会以后去看看病,好像是痔疮,疼痛得很。张将军听后,走出会议室,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自己的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有经验的医生检查后,认为是恶性肿瘤,不让走了,立即住院。其后,在张将军的亲切关怀下,医疗小组用了多种方法治疗,但病情太重回天乏术,不到一年,在363天之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

    在1985-1986年,作为中央军委领导兼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和邓稼先同样考虑着一件大事,它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事情至关重大。也就是说,在国防核事业方面,如何能够奋勇向前,不被别人卡住、不落后得太远。

    因此,在和九院的同志们反复商量后,写成了一个《建议书》,上交中央。这也是邓稼先向祖国最后的奉献。

    十年之后,于敏,胡仁宇、胡思得三位院士,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文章简明扼要地写了当年的国际形势:“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自从1945年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后,苏联和英国也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进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试验,当时,美、苏、英在世界上处于核垄断的地位。核武器的极大破坏性震惊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发出了禁止核试验的呼声。直到美、苏、英在基本掌握大气层核爆炸的效应数据和完善了他们的地下核试验技术后,三国才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于敏等三位院士文章中所说的:“核大国设计技术的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若干年来,它们的核武器设计技术发展很快。它们从战略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弹头,实现了多种不同性能、不同型号。这些核大国已经把大的、小的、远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都做出来了。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达到实验室模拟,以取代实际的爆破试验。也就是说,再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试验,只用计算机模拟就能得到通过爆炸试验所需要得到的一切。核爆炸试验对于它们三国来说已经可以存放到保险柜中了。

    核大国到了这个水平,它们就想用禁止别人做核试验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于敏等三人的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迟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邓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

    建议书提出了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经过九院的同志们十年努力,终于成功了。

    因此,当时的领导们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国的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

    这一次核爆试验成功的当天,我国政府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声明说:“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从此,罗布泊恢复了它以往的宁静。

    总之,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张爱萍将军等人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有数百个单位参加大协作,终于使我国与其它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多弹头、中子弹、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时间又过去了16年,2012年7月22日,人们惊喜地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哈罗铁路全线铺通!铁路起自哈密市,途径哈密工业园区、大南湖煤田、罗布泊的钾肥矿区等处,到达罗布泊镇。这条铁路将满足大量的货物运送需求,为新疆人民带来财富和幸福。哈罗铁路建成通车,最有力地显示了达到那个高度(核禁试)的价值。

    到了2013年7月5日,张爱萍将军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但是,他的英名人们永远铭记,他的功勋恩泽人间!

    这件事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它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事情至关重大。

    十年之后,原九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任者、原九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现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十年,我们时刻怀念》,副标题是《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文章极其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的意义。文字不多,但份量很重。

    胡思得等三位同志的文章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接着说:“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自从1945年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后,苏联和英国也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进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试验,当时,美、苏、英在世界上处于核垄断的地位。核武器的极大破坏性震惊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发出了禁止核试验的呼声。直到美、苏、英在基本掌握大气层核爆炸的效应数据和完善了他们的地下核试验技术后,三国才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于敏等三同志文章中所说的:“核大国设计技术的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若干年来,它们的核武器设计技术发展很快。它们从战略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弹头,实现了多种不同性能、不同型号。这些核大国已经把大的、小的、远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都做出来了。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达到实验室模拟,以取代实际的爆破试验。也就是说,再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只用计算机就能得到通过爆炸试验所需要得到的一切。核爆炸试验对于它们三国来说已经可以存放到保险柜中了。

    核大国到了这个水平,它们就想用禁止别人做核试验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于敏等三同志的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迟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邓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

    建议书的首要意义自然是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提出了我们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因此,现在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的日子,于十年后的这一天,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国在核禁试前的最后一次核爆试验,以此使人们永远铭记邓稼先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次核爆试验成功的当天,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报纸上的标题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声明说:

    “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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