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想要拉拢叶剑英?笼络人心控制南粤

就在这时候,一位国民革命军中颇有声望的将领,毅然选择了处于低潮中的共产党。就像这次选择一样,后来他在中国革命诸多危难之机,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叶剑英。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据叶氏宗祠族谱记载,叶剑英的祖先是宋朝时由中原南迁

主要角色

蒋介石为何想要拉拢叶剑英?笼络人心控制南粤蒋介石为何想要拉拢叶剑英?笼络人心控制南粤

  就在这时候,一位国民革命军中颇有声望的将领,毅然选择了处于低潮中的共产党。就像这次选择一样,后来他在中国革命诸多危难之机,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叶剑英。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据叶氏宗祠族谱记载,叶剑英的祖先是宋朝时由中原南迁的汉人,即所谓“客家人”。少年时,叶剑英漂泊南洋,习武云南,以后追随孙中山,投奔粤军,于1920年春加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筹办时,他在讲武堂时的老师王柏龄非常器重他,调来做助手,后被正式任命为教授部副主任。教授部主任就是王柏龄,他也逐渐觉察到叶剑英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和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曾多次告诫叶不要对政治太热心。叶剑英并不理会,曾想去苏联学习,也向党组织正式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中共组织接到叶剑英的申请后,派熊雄同他谈过一次话,谈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他才得知个中缘由:当时,中共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可以吸收叶剑英入党,但有少数成员提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慎重,作较长时间的考验,事遂搁浅。叶剑英倒并未灰心,仍在积极争取。

  因为叶剑英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北伐开始后,蒋介石调任叶剑英为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两次攻打南昌,一师师长王柏龄和代师长王俊都不听叶剑英的建议,结果都招致败绩。参加战斗的黄埔学生怨气横生,纷纷向蒋介石告状。直到第三次攻击,才占领南昌。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一师驻守南昌。

  南昌之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蒋介石深感自己的嫡系部队问题严重。他痛诫一、二师长官,责骂王柏龄、王俊“根本不是带兵人才”,提出对二王惩办、撤职。他听说在南昌战役中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连连失利,于是特意召许叶剑英佩剑晋见。

  蒋介石见到叶剑英,先是夸奖一番,然后摊出了此次召见的底牌,说:“现在一师没人指挥,我看你就去一师当师长吧!”

  叶剑英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他想到一师是蒋的嫡系,有些军官目空一切,很难管束,同二王的关系也很难处,而且对蒋介石的面目还看不清楚,所以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吩咐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病。军医官煞有介事地检查了半天,拿不准是什么病。叶剑英憋住笑:“我还没吃早饭呢,等你检查确诊,人都要饿死了。”军医官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开个药方子。叶剑英懂得一点中医,看了看方子,是些“太平药”,便叫护兵煎几副吃下去,应付了事。

  南昌之役,北伐军俘虏了孙传芳的军官数百名,士兵数万人。蒋介石为了扩充实力,决定将收编过来的赣军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叶不便再推辞,只好受命,领兵开赴吉安。

  那时的叶剑英才30出头,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的面孔,人不胖,不大穿军装,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20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江西也很快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反动分子,也在全城实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强行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出境,并收缴了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寻觅中的叶剑英,一下被现实推至十字路口:继续留在蒋的队伍里,为蒋效命,升官发财,对他来说易如反掌。蒋介石很赏识叶剑英,他不单单看重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出生在广东的儒将,曾经追随和保卫过孙中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些影响。他想把叶拉过来,以便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住人心,将来控制南粤当不成问题。

  另一条路闪闪烁烁,朦朦胧胧,究竟在何方,他一时也难以说清。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清楚楚:这必定是一条充满艰辛而重新开始的路,而正是曙光之路才有希望。

  50年后,他曾对人谈起过当时的心情:“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是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定下决心,就同身边几个要好的军官谈了自己的打算:通电全国,公开反蒋。而后召集全师的军官开会,明白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

  叶剑英的这一举动使当时政界和军界大为震惊。

  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叶师长反我们!”

  蒋介石连头都没抬,嘴里说知道了,其实根本不信。

  陈可钰再次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

  蒋介石偏了偏头,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还是将信将疑。

  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吉安的反动势力似有觉察,也加紧了行动。他们的矛头直指叶剑英。这一来,叶剑英在吉安便站不住脚了。他决定先去武汉联络。临走前,几个相近的军官和师部人员以给师座祝贺生日为名,在师部驻地后花园,摆开几桌酒宴,席间,议论起军机。有的团长急于举事,对叶剑英说:“师座,还是快干吧!”

  叶剑英示之以缓:“举兵重在择时,或早或晚都受其乱。”

  为了掩人耳目,他和几个军官上路时都化了装,并分头起程。他刚走,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一发出,遭到右派军官的激烈反对,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见势不妙,于13日夜举行了武汉暴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但是,这次暴动由于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这才记起陈可钰的话,大为恼火,立即吩咐下属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起草呈文,要求将叶剑英开除出党,并加通缉。

  再说到达武汉的叶剑英,所闻所见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革命政府。不要说政府自己“四面楚歌”,就是武汉市内也是米荒盐荒油荒煤荒,到处是失业的工人。在乱糟糟的现实面前,叶剑英再次陷入迷惘。他想先住下,再去找军事部长谭延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他哪里知道谭延闿早与蒋介石暗送秋波,是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只好下榻武昌朝阳旅馆。

  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是秘密共产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叶剑英任梅县县长,李世英也在梅县叶剑英的母校任教,两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于1927年2月离开梅县至上海,在那里又见到了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闲住几日后,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会上,叶剑英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在这次会上,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蒋言论。这是叶剑英与贺龙的第一次见面,双方印象都很深刻。

  叶剑英还是想回吉安。路过南昌时,见到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在反蒋大会上,叶剑英忍不住又打开话匣子:“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

  “好,你说得好哇。”朱德当场称赞起叶剑英来。

  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仍然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在他苦闷彷徨之中,他的老相识张发奎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听说叶剑英到了武汉,就请他到四军军部来,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任命他为第四军参谋长。四军里共产党人很多,对叶剑英是有影响的。但是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即使找到党,能够吸收他这样一个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入党的事被搁置起来,现在重提还能如愿吗?他不觉困惑起来,常常在夜里惊醒。

  其实,他还不大知道,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妨碍他入党的有两顶“帽子”,除了“国民党嫡系军官”外,还有一顶,就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这个“学会”是跟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的,许多右派黄埔师生如王柏龄都参加了,而王与叶有师生之谊,所以共产党人就把他当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不重视他的入党要求。

  他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对他的现在也通过四军的党员了解过,便一口应承下来。

  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里的规矩。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问题,还可能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极为紧迫,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他不要和其他党员直接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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