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5年前,因参与《“五四运动”90周年》专题,翻了不少档案,读了10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爱国运动”之类标签,虽不以为然,但几个疑点,始终未找到答案:1、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为何毫无准备?2、美国总统威尔逊干吗
5年前,因参与《“五四运动”90周年》专题,翻了不少档案,读了10本书,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爱国运动”之类标签,虽不以为然,但几个疑点,始终未找到答案:
1、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为何毫无准备?
2、美国总统威尔逊干吗百般提携中国?
3、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的哥哥)怎么偏跟曹陆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对付?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给了个奇葩解释:林长民曾向他借几千元,曹没答应,林因此衔恨。
4、巴黎和会如此失败,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为什么中国又能如愿?
读了唐启华先生新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顿觉冷汗直冒,回想曾经的文章,在在皆错,好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一流媒体当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都不太知道“五四运动”,乃至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未必昏庸
本书第一章略显枯燥,作者罗列了“保和会准备会”百余次会议的研讨内容,对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会感到大开眼界。
首先,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早有预判,准备了近四年,成立了专门的“保和会准备会”,并非过去所说的愚昧颟顸。甚至后来对德宣战,也为了确保参加和会的资格。
第二,“准备会”遍请学界高人,研讨水平极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能做出那么精彩演讲,即为重要成果。
第三,注重细节,甚至考虑到中国离巴黎远,怕错过会期,先将驻美大使顾维钧等人派往欧洲等待。
可见,当局苦心孤诣,志在必得。
美国突然送来“秋天的菠菜”
1916年—1918年,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寺内正毅内阁上台后,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曾逼迫中国签《二十一条》)的霸道作风,以极优条件借给段祺瑞政府1.45亿日元,并通过密约攫取在中国东北筑铁路、采矿等权利。
在此氛围下,中日同意在巴黎和会上互相支持,步调一致。
恰在此时,美国也对中国频送秋波,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拼命推销“民族自决论”,即“各民族有权按自己意愿处理自己的事物”,但列强反应冷淡,他们明白:美国作为新兴大国,想用唱高调来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这是欧洲早就玩剩下的把戏。
可对积弱的中国来说,很难抗拒这个诱惑,而中国的积极回应,又让威尔逊大为振奋。每个人都需要走狗,国家亦如此。为了让所有犹豫中的被压迫民族看到榜样,威尔逊决心全力扶持中国。
在赴巴黎前,中国的和会战略是“联美亲日”。
天皇被放了鸽子
但,就在外交总长陆徵祥动身前一周,美国突然提出:在美日之间,中国只能选择一个。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触怒英国,重点向太平洋扩张,先后得到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美日形成对峙。美国最担心中日间存在密约,美国不愿帮助一个对日本没牵制作用的中国。
这,迫使中方大幅度调整和会战略,改为“联美制日”。
按计划,陆徵祥先访日7天,再访美,然后去巴黎。驻日公使章宗祥全力斡旋,为陆徵祥争取到和日本天皇见面的机会,可一到日本,陆就“病”了,放了天皇的鸽子,日本首相来探口风,陆徵祥称中国态度不会改变。
日本人认为中国将与他们配合,但陆徵祥认为,双方没有文字确认,无需承担责任。
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
巴黎和会上,中国突然抛出“山东问题”。
一战爆发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在巴黎和会上,日方坚持以条约方式,迫使德国先将山东权益转给自己,然后再还给中国,只保留经济权益。
按原计划,中方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因受制于《二十一条》,就算提出也收不回。可在美国的鼓励下,中国代表团决心一搏。顾维钧的演讲极为精彩,他援引《国际法》,提出《二十一条》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并无法律效力,得到列强赞同。
日方大为恼怒,认为是陆徵祥背叛诺言,采取了对立态度,并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
威尔逊让中国放弃面子要里子
由于意大利已退出和会,如日本再退出,威尔逊力保的“国际联盟”有流产风险。此外,日本也唱起高调,提出国联应“遵守种族平等原则”,当时列强均有殖民地,无人能遵守这一原则,这让“民族自决论”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
为保住国联,威尔逊只好出卖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做了让步:相关条款虽不列入合约,但要求日本在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前面口头承诺,把山东还给中国。
美国国务卿对顾维钧说:三个大国给中国做保证,你还怕什么?
这个结果大大好于中方预期,不签约,中国就无法取得战胜国地位,中德便仍在战争状态中,得不到战争赔款,还要继续支付德、奥两国的“庚子赔款”,显然弊大于利。北洋政府决定签约。
梁启超还是没玩过陆徵祥
就在此时,梁启超自法国发回电报,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梁启超没把电报发给总统、总理,而是发给林长民、汪大燮。
梁、林同属“研究系”,与新“交通系”对立,后者把持国内铁路。研究系背后有美国大亨支持,欲引入美国资本,将路权收归国有,统一修造,因此被贴上“亲美”标签。而交通系则由留日生曹汝霖把持,被称为“亲日”。
铁路占压资金太多,谁掌控铁路,谁就掌控了权力,从当年李鸿章建北洋水师起,官员们便悟出此道。民国时,梁士诒因掌握铁路,被称为“二总统”。
巴黎和会时,梁启超以采访名义赴会,带着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等人组成的超豪华顾问团,陆徵祥备感压力,甚至不辞而别,远遁瑞士20余天,在各方劝说下,才重回巴黎,继续参加和会。
这一以退为进的让贤,令梁启超失去了直接干预的空间。
林长民的大招多
梁启超发回电报的第二天,在研究系机关报《晨报》上,便刊出林长民雄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高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口号体取得了巨大成功,3天后,“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打出“威大总统(威尔逊)万岁”的标语,他们不知道,正是威尔逊力劝中国签字。
全国各界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巴黎,中国谈判代表怕担责,反复问政府意见,可政府也怕担责,拐弯抹角鼓励代表们自作主张。人人都不愿顶雷,只能拖下去,可就在学生们激情渐渐消退时,林长民又玩出大招:抬棺上街。于是,新一轮的激情再度燃烧。
人人都不肯踩刹车,必然是少数人绑架多数人。
时代把读书人逼成了小人
跳出本书内容,有太多疑问引人深思:梁启超、林长民时任总长,肯定有探听机密的渠道,可他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呢?为什么听风就是雨?梁当年46岁,林43岁,他们真会幼稚到如此地步?
原因也许很简单:那一代知识人机会太少,境遇落差太明显,逼得人不得不投机。
民国教授工资较高,但也不过三四百元,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袁世凯拉他入阁,许以月薪2000元,他却认为没他当律师时高。况且,教授工资常被拖欠,且一所大学中,教授职位无多,需使出种种手段,才能获得。教授如此,其他可知,连著名报人邵飘萍都在大搞有偿新闻,为了吃饭,读书人只有降低人格。
本书中有个细节很有趣,顾维钧在美国也收买记者,以刊发对中国有利的文章,他对上级解释说,找个人比找报社划算,费用更省。
在一个充满世俗精神的国家中,很难期望天使降临。要么呼风唤雨,要么生计艰难,梁启超、林长民肯定会算这个账。
学生们为何甘当工具
煽动民意来达成个人目的,本是自古就有的手段,而梁、林的幸运是,当时中国确实准备了一批傻人,供他们驱使。
中国传统学问以育人为主,而现代教育以传播知识为主。近代以降,中国知识人最大短板是知识不足,可吊诡的是,后人却总在批评他们道德有问题。
传统与现代各有所长,关键看怎样结合,直到今天,这个结合仍不完美,“五四”时更明显,那时读书人社会地位很高,可在校园里,他们却要忍受考试的压迫,巨大的落差造成人格扭曲,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来反抗,而爱国主义最合用。
“五四运动”期间,不少学生不再读书上课,而是到处发名片,自封“学生领袖”,这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又不必付太多代价,还能骗取社会资源。而社会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激情,甚至不惜乱施暴力。
爱演戏的一代人
爱国主义能被大家接受,因为在西力东渐的大背景下,原有身份共识被打破,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代用品,以合理地发泄怨气,将个人不如意的责任,推给别人承担。
于是,我们匆匆建构起来了一个受伤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受欺负时,才会想起自己是中国人,高呼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来帮我?可在平时,很少会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而对别人更好一些。
缺乏共同的认知,则共同的挫折感便成了代用品。它舔舐着我们的伤口,但也让我们沉浸在受害者的感觉中,敏感、冲动且悲情,由于和现实生活差距太大,只好用戏剧化来填充。比如陈独秀,因错过“五四运动”高潮,未能满足他对悲壮入狱的体验,所以他偏偏要在一个月后到街上发传单,得偿所愿。
当人人都有心病时,集体发作在所难免。
谁也别想赢
曹陆章的政治生涯,从此中断,他们的经验、学识失去了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能早点高呼爱国,会不会先把梁、林拿下呢?其实,梁、林下场也不好,由于破坏了政治的潜规则,他们从此仕途艰难,梁启超转向做学问,林长民后来只好去投奔郭松龄,结果死于流弹。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读书人,可悲的是,他们互相消耗了彼此。
其实,那些参与者、旁观者、反对者们,谁又是胜利者呢?一次无操守的运作,带来了底线不断被突破,而一次次集体狂欢后,曾经的荒唐反而成了神迹,成了精神地标,激励着人们开启新一轮的悲剧。
激情从不会因更多的激情而停步,要打破这个循环,只能回归理性。
历史有太多的侧面,太多的不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在选择立场前,不如先去追求知识、追问真相。而这,也许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