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谍战：戴笠与日本特工王交锋实录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指挥战地调查活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才。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的市场和财政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或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受东亚同文书院运用的人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是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追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解决1所独立的3层楼房、备用金1万元法币、小轿车1部及司机等。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对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3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我方特工总负责。因王是瘸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司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3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于我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了3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3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计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女士这两位爱国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他们坚定地站在抗日救国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向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对淞沪抗战贡献甚大。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市警察所关押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自己多年积聚起来的老本: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着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拚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着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员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入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悉，迅速电告戴笠知悉。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当深入，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

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务这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

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窟，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凤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在戴笠的手法是，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点，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念观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说完，戴把准备好的1枝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并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几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一顶高帽子戴到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可谓淋漓尽致，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请不要来。

4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在戴笠身边当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也用了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这一情报向戴笠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不渝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入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经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

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于今晚8时前往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铃，有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是’，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去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也得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杨却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相信，“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于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日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听，勃然大怒，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戴越说越急，连声音也沙哑起来。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1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由此又引出一通宏论，解释说:“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充满哲理的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词赠文。如此一来，文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4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兵力配备如何？三是九国公约之制裁倡仪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且附带目的在于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饷。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200万元到手，则两年饷糈无虞，这一任务必达成。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4题的答复提纲，经戴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日方同意支付200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200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

果然，第四次会谈，200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周旋的结果是4题总代价为400万元。

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40万元现款，余下的360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3题答案交出。戴笠评价40万元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360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青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干掉南本预作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划之深远，确有神出鬼没之功。这次会谈，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9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此题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一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何部长等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着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着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地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伙，外围行动则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5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并约定第八次会谈仍在原址，具体商定暗杀计划。文强归来后，向戴笠汇报了会谈经过和除掉南本一伙的布置。戴笠则分析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很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落空，我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南本许诺的400万元代价，只到手46万元，其余的支票经查询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还要一星期才能办到。戴分析这其中有诈。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鸿门宴看来要落空。戴甚至后悔，不应该贪图金钱，应在第七次会谈时就干掉南本实隆这条毒蛇。

第八次会谈，戴笠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南本来钻。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后6时，也没有见到南本一伙人的影子。戴笠打来电话，要文强立即撤退。在银行家贝淞荪家里，戴笠告诉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全用不着我们对4个问题的答复，对暗杀宋子文也已不感兴趣，并吩咐文强迅速准备从上海撤退事宜。

总的来看，戴笠指挥文强对南本之斗，其7次会谈，每次会谈前戴笠均对文强作出详细指示，其分析判断之准确，有如剥茧抽丝，丝丝入扣。确是特工中的顶尖人物。然南本亦属一流特工高手，在间不容发之际，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多万元巨款未被戴笠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