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韩复榘、宋哲元密谋倒蒋辨伪

　　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诱杀于武昌后，社会上出现一种传闻，即韩与四川刘湘联合，“密谋倒蒋”，即刘之川军封闭蒋介石入川之路；韩复榘之鲁军撤至南阳、襄樊、汉中，以附蒋军之背，对蒋形夹击合围之势，同时通电联合倒蒋。不料事泄，蒋在武昌杀韩，3天后，刘死在汉口医院。

　　由于此传说随意性很强，因此版本极多：有说是刘、韩两家联合；有说是刘、韩、宋(哲元)三家联合；白崇禧则说，韩欲去汉中与西北“五马”联合，只字不提刘、宋；有说联合之后要“宣布独立”；有说联合的目的是“倒蒋”；有说联合的目的是“和日”加“倒蒋”。关于所谓“告密门”，有说是宋哲元向蒋介石告密，出卖了韩复榘；有说是刘湘向蒋介石告密，出卖了韩复榘；刘的部将范绍增则自招是他向蒋介石告了密，出卖了刘湘，扯出了韩复榘。至于刘湘之死，有说是“吓死”的；有说是“愧死”的(据说，刘告密后，韩被蒋杀，刘自觉对不起韩，羞愧而死。)；更有说是被戴笠“毒死”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此传闻流行多年，至今还不断有人写文章，扬言“大揭密”、“大爆料”，其实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的不过就是两三篇自称是亲闻、亲历的回忆文章。

　　有个叫张樾亭的人，曾担任过宋哲元的参谋长，1960年代写了篇回忆文章，谓：“一日深夜，宋叫我到他住室对我说：‘韩复榘密派代表来说：刘湘令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本人率部撤裾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希望我们撤守潼关以西，联名通电和日反蒋。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我问宋说：‘总司令以为如何？’宋说：‘不能做，做了遗臭万年。’我说：‘对’宋说：‘要严守秘密。’于是宋即一面敷衍韩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报告蒋介石。没隔几日，蒋由汉口专车到开封召集韩复榘、宋哲元等开军事会议。”(张樾亭：《记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日反蒋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97页。)

　　张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先有一段铺垫：“宋丢掉察省主席后，满怀怨恨，到天津利用箫振瀛等与日人勾结，而取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靖主任和二十九军军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宋取得这些职位后，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密切勾结，并曾派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二十九军部分高级将领赴日本日本海陆空军联合演习。张自忠曾晋谒日皇。日人还拨给二十九军野山炮一营的大炮装备。宋在怀仁堂欢宴松室和日本顾问及其他日本驻平要人，宋讲话攻击蒋介石时，日人把他举起欢呼。”“箫振瀛约我到他家对我说：‘宋先生要挂五色旗。’”“韩(复榘)在济南同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韩已面许，不过仅仅没有应日人之请亲笔签字。”“由此看来，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人结合起来联日倒蒋，即有其现时条件，又有其思想基础。”(张樾亭：《记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日反蒋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96页。)

　　由于“宋张对话，是两人之间的密谈，宋又早已作古，死无对证，因此，“宋张对话”的真实性还有待确认。

　　但是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

　　张樾亭虽曾任宋哲元的参谋长，但并不是二十九军的核心人物，也不在决策圈内。查阅《秦德纯回忆录》及箫振瀛之遗作《华北危局纪实》，均未有关于“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日倒蒋”之记述及韩复榘派代表游说宋哲元联名发表“和日反蒋”通电之事。秦、萧是宋的高级幕僚、左膀右臂，总不会只是个“花瓶儿”吧。

　　张樾亭是二十九军的老人，但他笔下的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无一例外都“与日寇勾勾搭搭”，而且“贪图生活享受”。他说：“二十九军军长和师长在扩军兼职(升官发财)以后，他们所注意的不是为抗击日寇作好准备，而是与日寇勾勾搭搭，并且贪图生活享受。”“宋哲元为维持其权位，利用箫振瀛等勾结日本，以威胁蒋介石。”“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带领二十九军一部高级将领，赴日本参观其陆海空军秋季联合演习。宋哲元在怀仁堂宴请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和日本顾问及武官与其他日本人等联欢，有我在座，有几个日本人将宋哲元举起欢呼。冯治安常在其寓所请日本顾问吃饭，我亦在座。刘汝明在察哈尔与日本驻察特务人员关系密切。”“宋哲元每晚经常找岳乾斋(北平盐业经理)等在铁狮子胡同张宗昌旧寓和齐六家中打牌闻每次输赢很大。冯治安常在北平前面外瑞蚨祥西栈和齐六家中玩乐，先后结识女演员沈丽莺、陆素娟，所费很多。张自忠和赵登禹娶小老婆、吸白面，赵尤甚，闻常白日不起。刘汝明在察哈尔运卖大烟土，闻在平购置房产很多。”(张樾亭：《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78页。)

　　那么，张樾亭究竟是何许人物？张在其另一篇文章里是如此自报家门的：“1936年1月，宋哲元派我赴南京见蒋介石，要求扩军 ……我见何(应钦)后，特务头子戴笠请我吃饭，希望我对他派在平津的人员加以协助。我说只要有他的信，我当尽力帮忙。”“蒋介石在请我吃饭时说：‘宋军长遇有困难，可随时派人来或写信来。’饭后蒋介石派人送给我两千元零用，瞩即回平。”“1936年3月，宋哲元又派我赴南京见蒋介石，报告平津情况……蒋介石请我吃饭时说：‘宋军长如有需要，可随时派人来接洽。’又派人送给我二千元。”(张樾亭：《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75页。)

　　至此，事情就全清楚了，屁股决定脑袋，难怪二十九军将领在他笔下竟如此不堪。把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合纵连横，说成是“勾结日本”，给反蒋人士戴上“联日”的帽子，正是某方打击异己，引导舆论的惯用手法。

　　还有一位叫范绍增的川军将领，也在1960年代写了篇回忆文章，说刘湘因胃溃疡病在汉口住院，当时他也在汉口，戴笠让他监视刘之活动及韩复榘派来联络的代表。1938年1月某日，范的旧部潘某，在刘之参谋处长徐某处看到一纸命令，是给刘的军长王缵绪的，刘命王“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切取联络。”潘某将命令内容告诉范，范告诉孔祥熙，孔又报告蒋介石。范事后听说，戴笠根据命令内容，破译了刘、韩来往的密电。于是蒋在开封扣韩。刘听说韩因要将部队开到襄樊去而被扣，知道事已泄露，便大口吐血而亡。(范绍增：《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51页。)

　　如果范绍增所言属实，他向蒋介石告密，告的是刘、韩有军事同盟，但没“上纲上线”变成“联日”；范过去被刘湘免去师长职务，对刘怀恨在心，但并没有因此而指责刘与日本人有勾结；范坦承自己有告密行为，但没有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范说：“我与韩复榘无仇无怨，也未见过韩的面，只是为了报复刘湘，参与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活动。”

　　范绍增很坦率，没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他没资格参与韩的核心机密，因此他对韩是否面许过“五省自治”不发表意见。这就是范绍增与张樾亭的不同之处。范绍增与张樾亭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戴笠的影子。

　　另有王某回忆文章，自称是“大本营派到韩部”的情报人员，在第三路军总部充任联络参谋。文章大都抄自公开发行的文史资料，没有新内容，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自称曾打开第三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办公桌的抽屉，偷出一张草图，原来“是一个秘密军事撤退计划，文字叙述不多，注明了撤退曹县的行军序列和下一步转移汉中再另行部署的计划，毫无对日作战的安排，只是一个不战而退的军事计划和草图。从这个计划上可以看出，韩复榘先将后勤物资运往豫西，第三集团军撤出济南后，不固守兖州，一部分经津浦线直接到济宁转曹县，其余部队按战斗序列，分别从指定路线过运河向曹县集结。”以上是他发现的“计划”，接下来话锋一转，全是他的分析和演绎了：“很明显，这就是韩复榘、刘湘、宋哲元准备盘踞汉中，潼关以西大片地区，宣布‘独立’的韩复榘部的军事计划。我看完之后，立即用照相机把这个撤退的军事草图拍摄下来。”“我奉令来到徐州汇报，将上述拍摄的草图和韩亲笔书写的手令照片，交给李宗仁看后，他说：‘很好’。” (王道生：《大本营派我到韩部》，《一代枭雄韩复榘》，第236页。)

　　如此看来，王某收获甚微，他窃取的仅是一张早已不是秘密的撤退路线图(韩复榘撤退一直是公开的，甚至当着李宗仁的面向下级布置撤退事宜)。他所说的韩复榘、刘湘、宋哲元要宣布“独立”，只是他的推测，而不是情报。至于他是怎么把撤退路线图与韩、刘、宋要宣布“独立”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还“很明显”，一般俗人就看不出来了。

　　有意思的是，王某在第三路军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却好出大言。据他说，李宗仁、白崇禧原打算在徐州扣留韩复榘，经他一番理论，李、白遂改变初衷，决定请蒋介石出面，在开封扣韩。又据他说，韩复榘接到赴开封开会的通知后，犹豫不决，召集几位主要人员开会研究，居然他也有资格参加。为骗韩去开封，他还撒了一个谎：“在徐州听说要将鲁豫、苏皖划为两个战区，鲁豫战区有意请总司令出任长官之议。”韩居然还相信了他的话，去了开封。(王道生：《大本营派我到韩部》，《一代枭雄韩复榘》第237页。)在重大问题上，李、白、韩竟都对一个区区参谋言听计从，也算是一件奇事！

　　为进一步探讨所谓刘、韩“密谋倒蒋”的问题，我们不妨再回顾刘湘在抗战初期的表现与归宿：“七七”事变后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1937年8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刘慷慨陈辞近 2 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10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血战一赎川军20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辖二十一、二十三军。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移驻重庆办公；刘立即发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11月23日，刘胃病突然复发，大口吐血，在昏迷中被护送至芜湖医院，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就医，经抢救苏醒。12月13日南京沦陷，各军亦转进至皖赣，该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2月30日，蒋介石训令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很失落。1938年1月20日，刘在汉口病逝，终年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遗嘱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不久，国民政府在成都为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为其晚年写下光彩的一笔。

　　那么，韩复榘与刘湘究竟有无秘密往来呢？这要从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说起。

　　冯玉祥在1924年北京政变后便与四川各地方实力派信使往来不断。1932年夏，刘湘与冯玉祥的秘书高兴亚在成都晤面。1934年秋，刘派代表张斯可来北平，通过高正式请求冯派人赴川，帮助训练军队。1935年4月，张再次来京，通过秦德纯与宋哲元会晤，希望能与西北军方面亲密结合，作实力上的相互支援。1936年，冯到南京。刘向高表示，完全拥护冯的抗日主张，希望冯把他当作自己的直属部下一样，目的是想通过冯与冯之旧部作进一步联络。“七七”事变后，刘湘认为抗战可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又以冯为桥梁，可与西北军旧部作唇齿之依，由口头上的抗战变成实际行动。后刘在汉口病逝，冯很悲痛，并为刘写一挽联：“倭寇未灭，心伤良将；抗战必胜，足慰英灵。”(高兴亚：《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49页。)

　　刘湘通过冯玉祥与韩复榘取得联系，从中积极奔走的是郭春涛。郭曾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与西北军旧部很熟悉，当时正在四川活动。他到济南，算是刘湘的代表；到成都，算是韩的代表。韩复榘的亲信刘熙众(同时也是冯的亲信)早就提醒韩，应对蒋介石的“削藩”策略，要从各方面寻求有实力的朋友，危急时可以相互支援。因此，韩一直与张学良、宋哲元、阎锡山等保持信使往来，与刘湘的联络也开始升温。

　　“七七”事变后，局势日趋紧张，韩复榘十分焦虑，从军事实力而论，第三路军肯定不是日军的对手；蒋介石要借抗战之名，消灭异己，第三路军必然首当其冲；撤到沂蒙山区打游击，又担心大部队一旦给养补充断绝，很难维持，不攻自灭。韩想到，他在豫省当过主席，又在那里驻过军，打过仗，对河南比较熟悉；南阳一带有个彭锡田(字雨亭，曾当过张之江的秘书长)在地方上搞村治，很有势力，与韩保持联系；韩过去随军在汉中驻过半年，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屯兵之地。韩认为豫西南与陕南颇有回旋的余地，将来如山东不守退到那里倒是一盘活棋。韩为此命张钺去南京奔走，请求允许将来向那里转移，后来也曾得到何应钦的当面许可。(刘熙众：《韩复榘与刘湘的秘密结合》，《一代枭雄韩复榘》，第209页。)

　　韩复榘又想到，豫西南与陕南皆与四川比邻，将来撤军到那里，不与“巴蜀王”刘湘达成充分谅解是行不通的，因此有必要与刘作进一步联络。于是，韩指派刘熙众负责与刘湘联系。经过反复磋商，刘、韩两部合作宗旨是：共同协作，抗日保川；具体协作办法是：俟韩部撤至川鄂边区，即听命于刘的指挥。韩部军需饷械由四川协济。

　　1937年12月，刘湘胃溃疡病复发，住在汉口万国医院。是时，刘之川军已陆续出川，分赴抗日前线。韩复榘第三集团军正列阵黄河防线，与日军对峙。

　　韩复榘接到郭春涛自汉口来电，称刘湘希望韩派人来汉口面谈。韩派刘熙众前往汉口万国医院看望病中的刘湘。刘熙众来到刘湘住的病房，发现有特务监视，只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便退出来。嗣后，刘湘方面的人告诉刘熙众、郭春涛：刘虽身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连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作战任务为何都不甚明了。由长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刚到达汉口，就被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待刘到达南京时，手下川军皆去向不明，只知有一部到达徐州，刘已完全失去对部队的控制。

　　在蒋介石“削藩”的强大压力下，面临被各个击破的韩复榘与刘湘彼此靠拢，只不过是消极的自保，犹如在严寒中抱团取暖，他们既没有“倒蒋”的野心，也不具备“倒蒋”的实力。

　　韩复榘的军队本来不过5师1旅，再经过山东抗战的洗礼，“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也牺牲过半。”(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02页。)

　　实力已十分有限；刘湘的军队一出川就被分别调往各抗战前线，完全不在他的掌控之中，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军队开到哪里去了。而在在不久前结束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就一举投入78个师。就凭韩、刘两家还想阻止中央军进川，简直是天方夜谭！

　　至于说韩复榘不但“倒蒋”，还要“联日”、“独立”，那就纯属栽赃了。韩果真要“联日”、“独立”，早在“七七”事变前就“联”，就“独”了，还用得着先跟日本人打一仗，再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跑到南阳、襄樊、汉中去“联日”、“独立”吗？

　　既便韩复榘真有“曲线联日”的阴谋诡计，行动起来总要十分隐蔽。而韩的西撤计划事先曾向军委会请示过，事后也是开诚布公，大张旗鼓地进行，为此还跟李宗仁闹得很不愉快。李曾向梁漱溟抱怨说：他11月28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梁漱溟：《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代枭雄韩复榘》，第230页。)

　　对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教授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一书中，就所谓韩复榘“密谋倒蒋”之传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韩密谋倒蒋，从韩蒋关系的历史渊源及他们抗战后的新摩擦来看，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从当时全国抗战的形势和韩的胆识及其当时的实际能力来看，又似未必，况且传闻毕竟是传闻，并无确凿材料加以佐证。”(吕伟俊：《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