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后,蒋介石、李宗仁偕夫人及文武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拍摄“全家福”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蒋、李
1948年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后,蒋介石、李宗仁偕夫人及文武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拍摄“全家福”
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蒋、李分别偕夫人,分乘两辆专车赶往总统府,接受国民政府各机关首长及文武官员的集体觐贺。11点40分,总统、副总统夫妇及全体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合影留念。这张多达191人的合影被称为民国政要在大陆的最后一张“全家福”。但是,这张“全家福”的政要并不全,甚至有几位参加觐贺的高级官员都没“露面”。他们去哪儿了呢?
首席大佬吴稚晖
一直甘心做蒋介石背后的人
吴稚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就看好蒋介石,自觉地充当起这位“后生”的高级幕僚。每遇到难事,吴稚晖就以“老资格”出面,冲锋陷阵为蒋保驾护航,逐渐被蒋介石奉为国民政府中的“首席大佬”。蒋介石多次要给吴稚晖任高职,均被拒绝。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合影上,吴稚晖身着短褂,脚穿布鞋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张伯苓,分坐在蒋介石夫妇右、左两边。在1947年的制宪国大上,80多岁的吴稚晖担任主席团主席。到了1948年的行宪国大,年迈的吴稚晖依然“捧场”,入选主席团。5月20日上午十点在国民大会堂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上,吴稚晖作为监誓人,监誓总统就职仪式。但在仪式结束后,吴稚晖没有随行到总统府,毕竟在政府中没有担任要职,在这个场合坐哪都是个难题。
为了弥补缺席的“遗憾”,善写篆书的吴稚晖为这张“全家福”题写“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并落款。这几个字足见吴老的书法功力,但字的体积前大后小,可能是其年老体力下降所至。随后,吴稚晖就回上海继续隐居了。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将一批民国大佬冠以“总统府资政”荣誉头衔。在首批公布的13位总统府资政名单中,吴稚晖名列榜首,其他的资政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许崇智等人也未出席“全家福”。
国大主席团成员张伯苓
人不在,还是被相中做考试院院长
1947年8月,张伯苓以高票当选天津“国大代表”。”国大”开幕前期,还有张伯苓陪蒋介石参选总统的传言。张伯苓德高望重,入选行宪国大主席团,在会上支持蒋介石当选总统。但会场上的叫骂、混乱、打斗,使张伯苓深受刺激,开始感觉到国民党的内部危机。会议期间,张伯苓一再表示不要做官。
1948年5月1日“行宪国大”一结束,张伯苓就飞往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担任裁判主席。在5日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代表蒋介石宣读“训词”后,不顾年事已高,走下主席台执意要带领运动员绕场一周,幸亏被沈鸿烈劝阻。15日,运动会结束后,劳累的张伯苓回天津,南开校友为他举行返校节,为他补祝73岁寿辰。
“行宪国大”期间,戴季陶再次请辞考试院。蒋介石嘱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张伯苓电报一份,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最初亦有犹豫,但经不住蒋介石的“忽悠”,也或许碍于情面,只好应允。张伯苓与张群于7月同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时局逆转,张伯苓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1951年2月,已经回到天津的张伯苓再次中风,发病九天后去世。
差点做总统的胡适
揣着一肚子委屈回北平当校长
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并建议胡适参加总统竞选。在考虑良久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推举胡适参加。
蒋介石为何看中胡适?一方面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借以阻止李宗仁等军人参选副总统,以退为进,借以取得更大的权力。
3月30日早上,蒋介石约见外交部长王世杰,请王探询胡适的态度,表示如胡同意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将任行政院长辅佐。胡适与王世杰是老朋友,听后有些心动。经过一天的考虑,胡适决定接受。
4月4日上午10时,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蒋介石首先表示不做总统候选人,要推举党外人士,并列出总统候选人须具备的五种条件。虽没说出具体姓名,但显然对号入座的是胡适。大家感到十分突然,许多人表示反对。吴稚晖等人表示支持理解。两派争论,蒋介石有些不耐烦,决定交由次日召开的中常会研究决定。
4月5日下午,蒋未出席中常会。在一番争论后,会议建议请蒋为候选人,同时提议修宪,给予总统更大权力。蒋介石当天即表态接受推荐。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问胡适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断然拒绝,行宪国大结束后,就匆匆赶回北平专心地做校长。
“全家福”拍摄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提名张群和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候选人。面对“为什么不提胡适”的质问,蒋介石以“书生不能办事”作为回答。胡适后来也自嘲: “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那里还能搞政治。”
军界“二号实权人物”陈诚
败军之将很知趣地靠边站
抗战胜利后,陈诚取代何应钦,逐渐成为军界第二号实权人物。8月29日,蒋介石为了挽回不利战局,命陈诚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东北大刀阔斧,引起东北国军将领的非议。
1948年1月,陈诚发起公主屯战役,导致国军新五军被歼。愤怒的蒋介石亲赴沈阳开会,追究战败责任。2月初,陈诚胃出血,飞回南京,随后到上海住院治疗。5月1 日,国大结束之日,陈诚由上海返回南京。
5月13日,陈诚请辞,其参谋总长即由顾祝同接任。当时国民党内要求惩办陈诚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陈诚的处罚只是表面的,其海军总司令一职到8月才由桂永清接任。
陈诚是个知趣的人,在“国大”期间以养病为由不抛头露面当然是最为合适的。能否在“全家福”中露面,或者站的位置是否靠前,这对于陈诚来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得到蒋介石的信任!6月,陈诚在上海手术,切除大半个胃。10月,陈诚迁到台湾阳明山养病,不久即被委以重任,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坐稳了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交椅”。
参军长薛岳
副总统竞选押错宝,退而遮丑
薛岳是抗日名将,早年参加粤军,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1947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一职,在1948年“行宪国大”中入选主席团,并担任第十四次大会主席。薛岳在副总统选举中,却押错了宝。
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之争如火如荼,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不久,薛岳等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孙科竞选败北,薛岳脸上也无光。
《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上,薛岳名列其中,但却没有参加随后的“全家福”拍摄,这其中应有原因,可能与薛岳的性格及人缘有关。
薛岳自恃能战,看不起同是名将的白崇禧,与桂系不和。薛岳虽能征善战,却非黄埔系,因此受不到蒋介石真正青睐。加上前述的与李“副总统”才产生过矛盾。参军长之职虽名义上处中枢,却没有多大实权,薛岳也因而常叹。薛岳与陈诚颇有私交,而此时的陈诚正处颓势。由此可见,薛岳没参加这次“全家福”,是有原因的。
“国舅”宋子文
经济问题缠身,能躲就躲
宋子文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及院长、外交部长等要职,1947年3月因“黄金风潮案”辞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南京舆论中口碑不佳,两人借扬子、孚中两公司,套走了当时国家外汇的88%。
走下政坛的宋子文闭门谢客,半年之后,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其个人在中国建设公司及其他公司中的股份全部捐出,并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接济那些在抗战和内战中死难的党员家属。
1947年9月18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自己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捐献出来,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这1800亿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在他捐款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蒋介石的“力挺”下,行政院以9票对8票一票之差,通过了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府主席、行营主任、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5月20日上午,宋子文参加了在国民大会堂举行的“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据当时记者报道:“宋子文借坐在国大代表席间,穿藏青色西装,东张西望,对于四周景物,似在捕捉回忆”。
宋子文低调参加在国民大会堂仪式后,与薛岳一样,也出现在《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中,但也同样没出席“全家福”的拍摄。这其中,可能与当时仍有严查他的经济问题呼声有关。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也辞去广东各职,移居香港,同年5月赴法国,后与貌合神离的蒋介石彻底决裂,到美国做了寓公。
其他没有在“全家福”上露面的要员
陈果夫早年患有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病情加重,加上政坛失宠,就在上海专心养病,并力保弟弟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但当时反对“二陈”的人有不少。1948年5月15日,立法院的一部分委员发表意见书,推选傅斯年为副院长,反对陈立夫。次日,陈立夫招待立法委员,正式宣布竞选立法院副院长。5月17日,陈立夫以343票,击败236票的傅斯年,当选副院长。
立法院在当时《宪法》中是有实权的,在得知弟弟陈立夫如愿当选立法院副院长这一要职后,陈果夫当然不必抱病去出席什么“全家福”,以加深大家对“二陈”的反感。
当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等一些军界要人因战事均未能出席“全家福”。在这张盛装的“全家福”后面,涌动的是惶恐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