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曾击落中国民航客机

抗日战争之中,日本侵略军的航空兵不仅仅肆意空袭地面平民目标,还多次公然袭击中国民航客机。当时的飞机速度较慢,攻击使用肉眼进行观测,战斗机长距离追逐,并且用机炮攻击时,视野之中不可能看不到民航客机的机型和航空公司标示。于是当时的历史时期,

主要角色

  抗日战争之中,日本侵略军的航空兵不仅仅肆意空袭地面平民目标,还多次公然袭击中国民航客机。当时的飞机速度较慢,攻击使用肉眼进行观测,战斗机长距离追逐,并且用机炮攻击时,视野之中不可能看不到民航客机的机型和航空公司标示。于是当时的历史时期,日军航空兵飞机对于中国民航客机的攻击不存在“误击”的可能,是故意袭击平民的行径。

  以下2例是抗日战争时期有影响的日军袭击客机事件:

  1938年:日军击落“桂林”号民航客机

  1938年8月14日,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客机由香港飞往重庆,途经广东中山县上空时,遭日军战斗机袭击而迫降,落入了水中。

  据中方的史料记录,日本战斗机竟又以投弹的方式袭击已迫降的客机。在没有击中的情况下,丧心病狂的日本军机“竟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飞机上一名妇人和2岁的子女,“全身中弹凡数十处之多”。

  当时报纸记载机上共十九人,其中乘客十五人、机组人员四人。史料记录只有三人(美籍飞行员活士、报务员罗某和乘客楼兆念)得以侥幸生还,其余全部遇难。机上遇难乘客之中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兼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图1)、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图2)、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等名人。

图1:胡筠图1:胡筠 图1:胡筠 图2:徐新六图2:徐新六 图2:徐新六

  8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桂林号事件发表声明,发言人愤慨的说:

  “中国航空公司为一商业性质之运输机关,所载人员,除公司职员外,余均乘客。且该公司之成立,远在中日战争之前,其航行路线与飞机机帜,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残杀无辜企图造成恐怖之一动机外,敌机实无任何藉口对之施行袭击,敌人自大举侵华以来,尽量发挥其兽性,不顾世界舆论,蔑视国际公法,对于非战斗人员与非军事目标残杀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近复变本加厉,袭击此商务运输性质之飞机,其违法与残暴实造成世界未有之卑污纪录。”

  外交部声明里最后要求“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此人类公敌”,“群起制止”。

  蒋介石为抚恤胡筠和徐新六而指出,“两君抗战以来,对于后方金融,尽力襄助,不辞劳苦,裨补至多”。可见,他们俩的遇难,是抗战时中国金融业的重大损失。

  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为此惨案而悲愤写下:

  “因国难而捐躯,识与不识,同声一哭;为鬼雄以杀贼,死如未死,赍恨千秋”。

  1940年:日军击落“重庆”号民航客机

  1940年10月29日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号客机,由重庆飞往昆明。14时30分,在云南省沾益附近上空,该机突然遭到日军战斗机包围且被反复袭击,机身多处中弹坠地焚毁。

  根据史料记录,美籍正驾驶肯特(W.E.Kent)、随机服务员鲁美音、机航组办事员黄琦和乘客六人(包括一名婴儿遇难)。仅有副驾驶徐鑫、报务员林汝良及另一名乘客共三人侥幸脱险。

图3:钱昌淦图3:钱昌淦 图3:钱昌淦

  遇难者之中有中国著名建筑师钱昌淦(图3),他曾主持了上海东亚营造厂多年,参与过多项著名建筑的施工建设。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也有他的功劳,此前曾有报载,“钱塘江大桥之完成,钱先生实出大力”。全民族抗战时期,钱昌淦担任了国民政府交通部技术厅桥梁设计处的处长,在大后方进行桥梁建设。在他的组织下,滇缅公路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有钢加劲桁的公路悬索桥。该桥有“滇缅公路咽喉”的美誉,让抗战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运进中国。为了纪念钱昌淦先生,这座桥的名字定为“昌淦桥”。

图4:悼念鲁美音的文章图4:悼念鲁美音的文章 图4:悼念鲁美音的文章

  此次遇袭事件里殉职的“空姐”鲁美音,是一位才女,在担任“空姐”的同时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且曾在文学刊物发起的征文里,以一篇投稿从685篇征文稿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六名。她遇难之前曾说:“这几个月来,每次飞行所得的经验真不少,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写成一大本书!还有日常生活之中,我觉得处处有材料,人人是小说中的人物”。日本侵略军袭击平民的罪行里,这位有望成为未来女作家的女孩英年早逝,让文学界为此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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