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1911：张元济陆费逵新中华教科书的较量

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并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不久陆费逵“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宛若为新成立的中华

主要角色

简介

　　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并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不久陆费逵“遵教育部通令”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宛若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献礼。

　　辛亥之后各地学堂改制，这套中华版新教材来的正是时候。它内容新颖适应形势，一下占领了原本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市场，让陆费逵和中华书局赚取了第一桶金。从此改变了中国文化市场的格局，让陆费逵与张元济能平分秋色，让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

　　提携

　　辛亥这年陆费逵刚刚才25岁，此前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商务是晚清以来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其掌门人张元济25岁即中进士，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康有为同日受到过光绪的接见。变法失败后的张元济绝意仕进，把所有的心血投入了出版事业，使得商务成为近代文化重镇。

　　作为一家文化单位的领导者，张元济向来能广纳贤良，蔡元培、高梦旦、蒋梦麟、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等很多名流先后被延揽，可谓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陆费逵是在1908年秋天，被张元济当做人才引进。

　　当时高梦旦代表商务去参加书业商会，与尚在文明书局当普通职员的陆费逵相见，几次谈话下来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为经营书业编辑、印刷、发行相互联系，但往往发行人员不懂印刷，印刷人员不知发行，能编辑的又不知发行和印刷，陆费逵既能操笔编书，又对发行印刷有所研究，所以佩服之极的高梦旦把这样的人才向张元济举荐。

　　张元济果然慧眼识人，重金聘请才22岁的陆费逵。陆进入商务先任编译所国文部编辑，1909年年方23岁就升为出版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在人才济济的商务，这么年轻这么神速担当大任，可见张元济对其青眼有加。

　　张元济的确没有看走眼。陆费逵出身名门，五世祖曾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他本人也非等闲之辈，18岁出门远行，1903年到湖北便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组织日知会并成为骨干，会章便是他所写。翌年他与同学凑钱在武昌开了一家新学界书店，主要销售《警世钟》、《革命军》等革命书籍。

　　1905年陆费逵参与日知会所创办的《楚报》，发表很多鼓吹革命言论。后因战友冯特民在报上著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报社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陆费逵被迫逃往上海。他到上海后在文明书局任职，不久被张元济不拘一格纳入麾下。

　　抵牾

　　1911年初，废私垫、兴新学的呼声此起彼伏，各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作为老日知会会员的陆费逵，与革命党人一直有往来，他清晰地认识到革命潮流奔腾浩荡不可遏止。

　　具有远见卓识的陆费逵预料到满清政府必会被推翻，原来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老课本必定要和这个王朝一样成为过去。他预感在这一改朝换代之际巨大的出版商机，找到商务当家的张元济，劝说要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之后的教科书。

　　张元济虽远离庙堂之远，但是对大清还是充满着依恋之情。在1911年年初，他还向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上了手折，希望能从教育入手力挽将倾的大厦。奕劻受摄政王之托让学部尚书唐景崧成立了“中央教育会”，任命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为副会长。6月时，一场旨在“教育改革”的“中央教育会议”由张元济主持召开，在各派吵吵嚷嚷中达成12项决议，包括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

　　大清摇摇欲坠，张元济对革命却一直悲观，商务编辑蒋维乔回忆说：“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头。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在张元济眼里，清室有着二百多年基业呢，革命党小打小闹难成大局，陆费逵这样“80后”的话无疑是稚嫩的，所以新教材之事如杞人忧天。

　　这样的决定符合商务和张元济一贯作风，他向来是保守主义者，就连身份敏感者著作也一律不出版，甚至拒绝过孙中山的《孙文学说》。1919年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时没想到被拒，因为张元济觉得此时孙中山是敏感人物。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以严厉批评了张元济为“保皇党余孽”。

　　对手

　　遭到张元济泼冷水后，陆费逵认为自己明珠暗投。他认准目标不放弃，在辛亥革命来临前几个月开始邀集戴克敦、沈知方、陈协恭等几个商务同事，每晚在他家里商讨编书事宜。几个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挑灯夜战着手编写一套不同以往的新教材。

　　武昌首义一声枪响，整个大清如摧枯拉朽般，一个新时代很快到来。早不甘心寄人篱下的陆费逵终于迎来机会，他辞职与同事自立门户开创新事业。1912年元旦，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上，说明书局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他广而告之自己半载以来和同志编辑的教科书，小学已经初成，中学师范正在进行。

　　新政府成立后果然立马把新教科书编写提上日程，被任命为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是老商务人，他刚从国外回来就去找张元济。拉走了商务的蒋为祥去商讨，于1月19日颁布了新课本大纲。

　　然而，此时商务很显然慢了半拍，直到1912年五六月间教科书才编好。而此时中华版《新中华教科书》早就用作春季学生课本，由于内容适合当时政体大受欢迎。中华书局在陆费逵的主持之下，一跃仅次于张元济的商务之后。

　　辛亥前全国小学生110万，辛亥后是230万，这个数字每年以百万递增。在这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上，张元济的《共和教科书》为了争夺，不惜血本对折跟陆费逵竞争。双方不仅在教科书竞争，在工具书、古籍、杂志上也激烈角逐，你出《辞海》我则推《词源》；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我则创办《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八大杂志。陆费逵与张元济在出版、印刷、发行、投资等各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两人还因为一本书不惜对簿公堂。

　　其实张元济对陆费逵多少有提携之恩，而且这对文化对手是不折不扣的老乡，一个是海盐人一个是桐乡人，同属于浙江嘉兴地区，无奈商场如战场。两人都是近代文化史上巨擘，他们影响了近世社会的阅读风尚。如今为了纪念他们对文化的卓绝贡献，他们家乡的图书馆分别以他们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