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故纸堆中还原民国历史“牛”的理由：每年，他都要花费几乎半年时间，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台北历史资料馆、日本和英国的档案馆等，埋首摘抄名人日记、档案，研究民国历史。因为保存在那些地方的大量史料至今尚未公开，而他作为学者，力图还
吴景平：故纸堆中还原民国历史
“牛”的理由：
每年，他都要花费几乎半年时间，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台北历史资料馆、日本和英国的档案馆等，埋首摘抄名人日记、档案，研究民国历史。因为保存在那些地方的大量史料至今尚未公开，而他作为学者，力图还原一个立体的、真实的历史。20年坚持，他成了最早揭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神秘面纱的人。
从宋子文档案到蒋介石日记，再到上海民国时期的金融史，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吴景平教授，已经花费20多年时间沉醉在民国历史和民国人物的研究上，“上世纪80年代读硕士时，我对民国历史和人物的认识，只有一个来自历史课的结论。20多年研究，我发现史实远比结论更丰富，也更有意思。”面对越来越多史料的披露，吴景平说。
各国档案馆中完成历史拼图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时代档案内容各有千秋。”因此，每年寒暑假吴景平几乎都在海外档案馆阅读文献资料中度过。熟悉的人都知道，到了国外，别跟吴景平教授谈去哪里观光，他的选择从来都是唯一的——一头扎进档案馆。和吴景平谈论研究以外的话题，他也很少有兴趣，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礼节性的回应。而一旦谈起他所研究的民国历史，以及保存这些史料的档案馆，那境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近年来吴景平每年都要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还要定期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近代中国名人档案部、台北的档案馆，以及日本、英国的档案馆。说起这些档案馆保存的史料，吴景平如数家珍——“台北保存的档案主要与国民党历史有关；在日本的档案馆里，民国档案都是当时与日本有关的人物档案，或者是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政治、经济资料，还有在华日本机构的史料，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各种机构和团体的史料。”吴景平说：“关于蒋介石，就能在日本的档案馆里找到他早年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在日本学习语言和军事的记录，甚至还可以找到蒋介石当年在日本高田地区军队里实习的资料，有文字也有照片。”
而最著名的胡佛研究院，则囊括了“四大家族”的档案。宋氏家族的档案近年来已逐步解密。2006年，吴景平就因出版《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等著作，享誉学界。在这些著作面世前，吴景平已经在故纸堆里泡了10多年。在他眼中，这些民国人物已经超越历史人物的意义，成为他最熟悉的朋友。
接下来吴景平要做的，就是引进蒋介石日记大陆版。据胡佛研究院统计，单单过去一年被查阅最多的10份档案中，就有4份跟中国有关，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蒋介石日记。近年来，全世界学者纷纷赶到斯坦福大学，抄写蒋介石日记以作研究和出版之用。
在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得最多的是顾维钧、张学良等人的档案。据吴景平介绍，那里顾维钧的档案和日记共有200多盒，详细记录了中国的外交史料和国民党当时所有的对外交往情况。现在这些资料正逐步开箱，“几乎每次开箱，我都要想办法第一时间赶过去。那里同时可以关注的，还有张学良日记和与他整个家族有关的史料。”
孔祥熙档案在胡佛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都有保存。吴景平说：“这是因为孔祥熙本人生前曾捐赠过一部分录音和谈话记录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而他去世后，所有的日记等资料都由他的家人捐赠给了胡佛研究院，近年也在逐步开箱。”
最早揭开四大家族神秘面纱
“民国史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历史，也是对中国人来说留下深刻烙印的一段历史。还在念硕士时，我就很想知道，众多史料中究竟有哪些支撑了我从教科书中获得的结论。也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好奇，促使我花费大量时间在民国史料研究上。”而这也是吴景平推出三十卷本《中华民国史》(包括大事记、人物传)的动力。现在，大陆整个历史学界都在为推进民国史研究而努力，越来越多民国档案的解密，名人日记和其他资料文献的大量出版，将会推动学界对民国各领域的专题研究。
公众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情况尤其关注。吴景平在接触到宋子文档案后发现，虽然宋子文过去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但他却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过去都知道‘宋子文有亿万家产’，其实这并不确切。最简单的例子，宋子文晚年在美国时密切关注股票动向，每天都要拿小本子记录股票上上下下的价格，这是只有散户才有的心态。”吴景平说。
吴景平2005年多次赴胡佛研究院，阅读抄录收藏在该院的宋子文档案，并且和宋子文长女冯宋琼颐建立联系，促成了冯宋琼颐在阔别中国大陆60年后的首次回归。吴景平根据这些资料编纂的《宋子文生平资料与文献集》等三部著作，全部使用胡佛研究院所藏宋子文档案以及宋氏家族提供的图片资料，成为首位揭开“四大家族”神秘面纱的学者。
现在，1949年前的蒋介石日记成为吴景平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要研究1949年之前的历史，蒋介石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吴景平说：“这部分日记分量非常重，内容很丰富，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研究时间。可以进行对照研究的，首先是保存在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其他名人日记、档案不少，除了宋子文档案，胡佛研究院的孔祥熙、张嘉璈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陈光甫档案，已经出版的《王世杰日记》、《翁文灏日记》乃至《周佛海日记》等，都可作比较阅读和研究。”
为认识历史寻找新的维度
“虽然蒋介石的日记只是他个人的记录，未必能够全面反映史实，但是日记的面世将为我们认识历史增加一个新的纬度。”吴景平说，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中国在处理中日、中德、中英以及中苏关系时的选择，国民党统治失败的原因以及国共关系的演变等。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是否与日本接触？吴景平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主流部分是与日本谋和、秘密投降的，从蒋介石的日记和日本保留的记录来看，蒋介石以及代表蒋介石的宋子文、孔祥熙，也确实都与日方有大量接触，但矛盾的是，蒋介石一直通过情报人员对宋、孔二人与日本的接触采取监控。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孔祥熙有一次对蒋介石表示，要与日本谋和，但蒋介石坚持要抗战，双方都火冒三丈。因为孔祥熙当时主持行政院工作，除了军事以外，什么都管。他说，中国处于外交艰难和财政糟糕之极的状况，大家对战局都很悲观。他建议，这不是投降不投降，只要蒋介石保持沉默，不反对就可以，一切由他出面去办。但是双方的谈话不欢而散。而在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蒋介石关照宋和孔要尽量拖延，争取时间组织汪政权的出笼。汪政权出笼后，他又指示宋子文和孔祥熙要尽量阻止汪政权被承认。
从蒋介石的日记还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但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而对照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日记，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的时候，往往是蒋介石要求宋子文给他财政拨款而被拒绝的时候。在某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对宋子文大骂，翻看那天行政院的记录和宋子文的日记，发现蒋介石又一次要求宋子文拨款，结果宋子文回答说：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不就撤我的职吧。说完拂袖而去。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言辞恭敬，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保留的，尤其到了后期，他已不愿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从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蒋介石日记是一个失败政权的领袖所写的日记，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国民党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吴景平说，“其实在1943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本党完矣。’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国民党内部大量贪污、腐败的事实，以及他无能为力的无奈心情。”
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在最初也有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但是后来由于不尊重大众的基本利益，逐步走向衰败。“对这些问题，过去我们的历史都有阐述，但是认识是有缺失的，也没有第一手的‘当事人’资料。或者说，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全面。而蒋介石的日记显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作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吴景平说，研究民国时期的史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和全面地了解历史。比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出二战胜利时他的矛盾心态——以中国的国力，既要保持主权，又要保证领土不被侵犯，很难做到。因为当时盟国战胜了，但是中国既没有能力打到日本去，也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投降，所以当时是由前苏联和美国共同接受日本的投降。这是当时国力积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当时中国国力强盛，那么接受日本投降就不会有前苏联和美国的共同参与。
不过，吴景平也认为，蒋介石日记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真实的历史，因为这只是他个人记载的历史。而且新的史实的披露并不会颠覆我们已有的认识，因为现有的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不是谁可以轻易改变的，也不是某些人记录的历史可以改变的。“蒋介石日记的面世将有助于海峡两岸求同存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吴景平说。
吴景平的课题组现在还在进行民国时期上海金融史的研究，他们从10数万卷的金融史料中发现，无序的金融业在当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了解历史，不能使我们充分吸取有益的可借鉴的东西。”这位已经研究了半辈子民国历史的学者说，“这些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仅仅关系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更关乎我们是否能够把现在的事情做下去，是否能够正确地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一切，而且更关乎我们的下一代是否能够客观地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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