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谈清末新政：无论成败 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远腾报告》是一份日本情报人员给本国政府的情报汇总，远腾久吉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立宪派急于实行宪政的心态：

　　立宪派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

　　张謇是清末宪政改革的坚定饯行者，杨度则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对宪政理解得最为深刻的理论权威。杨度认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他把这种差异归结于人民力量的大小、君主让步的多少。而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国会召开的早晚。所以他主张速开国会：“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另加之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并认为开设国会为“唯一的救国方法”。《杨度集》，第39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杨度直言：“假使人人起来力争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成为普鲁士。”他宪政理论著作《金铁主义说》影响深远，为他自己也为君主立宪学说赢得了大量的信徒，这些追随者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时的很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宪政制度是一种无条件适用于任何社会和国家的政体形式。

　　但是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社会，立宪制度是在商业社会成熟和各派政治力量(包括体制内外的力量)充分妥协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体制创新虽然可以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依托，而在清末新政期间，人们更为关注它的人为设计因素，认为一个社会和国家只要速立宪政，就会立刻达到国富民强。在这个意义上，立宪派中有不少人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的想法相同，甚至比他更为激进。

　　官僚层中也不乏有人持有这样的迫切心境，工部员外郎刘桪的奏折颇有代表性，他是以日本的强国之路作为论据：

　　彼则仿效良法，急取直追，不遗余力。我则审慎迟回。兹所以一有效，一无效也。我国每举一事，必曰试办。若宪法者，泰西行之有效，日本师之而亦有效，圣人复起不易斯制，但当实力奉行，不必故为尝试。譬诸病症已审，方书已具，药力一到，沉疴立起。亦何容稍事疑畏以自误乎?《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第340～34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如果不察发此言论之人的身份地位，单从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位激进者的主张，他认为立宪政治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行政体制，如果再耗时预备试用，简直是贻误战机，朝廷应该当机立断，就可以药到病除。

　　在这里，“每举一事，必曰试办”也成了他对政府批评的依据，“药力一到，沉疴立起”一语一方面显示了这位中央级官员救国强国的迫切心理和坚定信念，以及宪政理念已成社会共识的事实——这是可喜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清末宪政改革的基础十分脆弱，在没有培养出成熟的宪政氛围之后就进入操作层面，必然要面对如此的窘境。

　　这位员外郎的政治主张与杨度的政治主张并没有本质区别，都主张奋身而起，建立较为先进、民主的宪政体制。在他们的言论中，好像宪政的建设程度如何，完全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想法，即决定于一国政府层的主观理念，却没有深层次分析为英、德、日三国宪政程度不同的深层原因——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但从实际操作层面，而且在学理的层面就难以解决当时的中国“到底适合建立怎样的政体”这一命题。

　　而立宪派们跳过这一环节之后，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命运悬于一线，国家处于危机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际，急需某种精神力量来使如同一盘散沙的社会人心凝结起来时，速开国会就可以提供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既然立宪是一味强国良药，那么朝廷又拒绝立即服用，就是讳疾忌医，延误病情，对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

　　立宪派的重量级领军人物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熊范舆等人也都持这种观点。风起云涌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发起的。

　　立宪派所上的奏折中还提出一个颇为奇特的论点，即中国是一个“国大俗殊”的特殊国家，无论任何国家的政治家都没有足够的学识来判断中国的国会应采取何种方式建立，即使把中国学者集中起来讨论也无法作出权威的裁决。所有的判断都不过是随意的猜测，不足以为定论。既然如此，关键就在于朝廷是否愿意召开国会。如果愿意召开，那就“以最捷之法，决然为之，固非甚难”。他们而且认为，实行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完全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两年召开是过于“简率”，那么，七八年召开未必就完密。参见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三联书店，2000年版。

　　谋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是受到多数地方督抚的默许甚至是支持的，这些督抚与立宪派人士在朝廷内外里应外合，这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让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视，对中央政府在立宪问题上作出巨大的让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归根结底，之所以民间立宪派、地方督抚、中央政府三方能够达成一定的妥协，除了政见趋同外，更是因为面对相同的现实压力所致。这种压力首先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外压。

　　东北地区行政改革之后设立东三省，立宪运动在新的行政体制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1910年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与其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实际上把朝鲜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在朝鲜半岛开始了持续35年的高压统治。朝鲜半岛与东三省一江之隔，这一事件对整个中国震撼极大。在东北亚范围之内，中国势力自从甲午一战退出朝鲜半岛以来，一直处于不得已的战略收缩状态，并且自身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而东北人民对此更是有着切肤的痛楚。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东北三省立宪派更是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能够及早实行宪政，挽救现实危亡。

　　1910年底，奉天城。民情激昂，直干云霄。

　　东三省总督府前，一眼望去是黑压压的人群，各界人士一万多人齐集此处，他们用中国最古老也最能表现诚意和期望的方式——双膝跪地——请求总督锡良向朝廷转呈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不少人泣不成声。

　　负责接待的官员劝阻无效后，锡良亲自接见了请愿的代表。刚开始他站在地方官员的立场上，劝告请愿者体谅朝廷难处，他说宪政与国会的设立绝对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容易，说举办就可蹴然举办，以朝廷所规定的1913年召开国会的期限，距现在也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就绪，局势已经非常仓促，因此不宜再提出缩短日期的过分要求了。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下册，第64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请愿者们并没有被锡良言辞恳切的理由所说服。他们认为东三省的危机局势已经容不得三年之后再开设国会。日本所建造的安奉铁路明年就可以完工，对于东北的经济和军事都要产生无法设想的威胁。如果等到1913年，东三省说不定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作为东北人民不能眼睁睁看着故土沦落而无动于衷，必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表示如果按照总督的说法，三年也不大可能筹备就绪，数月也不可条件具备，干脆就及早图之，先下手为强。

　　总督府外甚至有人以白刃割股，表达自己势与东北共存亡的决心。

　　民众“情词迫切，出于至诚”，这位开明的总督明显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他更不愿在他的治下有朝一日东三省“首沦异域”。他在不自觉中也修正了自己的主张，随后向朝廷转呈了东三省的立宪请愿书，并发出电奏，恳请朝廷同意提前立宪期的主张。

　　锡良的同僚们也在面临着相似的民间压力。

　　他们认为，民众的情绪一触即发，帝国要面临失控危机，中央政府没有别的选择。

　　此时老一代的官僚立宪派已经纷纷离世或去职，新一代的官僚立宪派在仓促之中形成形式上的联合。官僚立宪派中态度比较温和的袁世凯、端方，以及瞿鸿禨、铁良等在内耗或外压下此时也退出了权力核心，摄政王在客观上成为立宪缓进派的代表人物。、

　　权臣中大多都主张立宪，更有不少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主张速开国会，如军机大臣奕劻、资政院总裁溥伦、度支部尚书载泽、理藩部尚书善耆等。

　　在摄政王与地方督抚之间，立宪的缓急之争开始显得尖锐起来。

　　在1910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大多数地方督抚赞同速开国会，并要求设立责任内阁。持明确反对意见的仅有两江总督张人骏一人，直隶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陕西巡抚则暂时不愿表态。

　　由此可见，支持政治急速改革的督抚占了大多数。如果把远在新疆的伊犁将军和察哈尔都统等大员算上，主张速开国会的地方力量更为强大。

　　摄政王在权衡之后主张采取折中意见，希望双方共同作出让步。然而，他的让步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政治效果。只有浙江巡抚等少部分督抚同意此决定。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大部分督抚仍持己见，要求一年内即召开国会，并以辞职相威胁。

　　正如上文所言，缩短立宪期限的上谕毕竟下达，民间立宪派中部分人士也已经接受妥协，所以本来存在局势缓和的可能性。但革命派对清政府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压力经过短暂的回落之后，随着民众情绪的被调动，又进一步蔓延开来。

　　单一民族国家在过渡时期，民族矛盾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国家就不用分散这份精力，社会向心力、中央权威就容易得到恢复和塑造，比如日本;在早期就完成了民族融合的国家也不用面临这个问题的困扰，比如由盎格鲁——萨克逊人融合而成的英国;绝对强势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面对的民族矛盾压力也会小一些，比如德意志。

　　在近代中国，中央政府权威需要重塑、民族向心力需要打造，但是这一问题一直干扰着近代化进程。清王朝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在此时受到强烈的怀疑和挑战。当时的中国存在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非同质”问题，而被统治的民族恰恰又占人数的绝大部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文化理念深深浸染着这个国家的被统治民族，同时满族出身的权贵本来就处于人数上的弱势地位，有着很强的自卫心理，并且由于近三百年的汉化过程，也接受了这种文化观念。二者长时间的对立使彼此之间很难达成互信。

　　汉族出身的督抚们之所以愿意同清政府合作，是因为他们之间是利益共同体，也因为他们深知一个新政权的创建需要付出太大的历史代价，在同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认同并强化了满汉一体的国家理念;民间立宪派们对中央政府尚有信心，也是因为他们反对流血冲突，认识到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需要革新的是人们内心的落后观念——它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包袱，而不是简单地把满族皇帝驱逐就可以完成近代化事业，如果国家分裂，外敌入侵，他们不可能会是受惠者，他们相信只要上下同欲、戮力同心，满清皇帝也可以转变为类似于明治大帝一样的开明君宪皇帝，甚至有朝一日可以被改造为严格意义上的“虚君”。

　　但是大多数革命派人士并不认同，或者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在刻意回避这一可能性。

　　章太炎在革命理念的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鼓吹作用。他认为光绪皇帝的出身注定他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开明的改革皇帝，他讽刺这位皇帝是个“小丑”。对于新政变革，他认为作为汉人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政权的政绩的好坏与否，“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参见章太炎：《中国立宪问题》，《江苏》1903年11月第6期。

　　参与刺杀载沣的革命派人士汪精卫对新政变革这样看：“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册，第116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汪精卫的这番言论之所以在当时受到极高推崇，是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合乎逻辑，且对比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张謇的奔走呼告，更加浅显易懂，即使村氓野夫也能做到过耳不忘。由此可见，要去鼓动大众，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是地道的门外汉，而只需要说出最简单明了的话，摆出他们眼下能够看得见的利害即可。但是汪的言论，也暴露出这位革命党人先辈在并不理解宪政真正含义的前提下，就直奔美式共和主义的理想国度去了，这就注定此类人一旦当政，他的灵魂仍驻足在宪政之前的时代——专制主义时代。其实不论任何民族出身的皇帝，他一旦坐上“宪政改革”的战车，想轻易下来是不容易的，宪政的本质之一就是对专制的限制和毁灭，清末宪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即是消弭民族裂痕，尽管许多满族权贵横加阻挠，但只属历史大潮之逆流。即使一般法律，一旦颁布就是一把双刃剑，即可规制被统治层，也不可避免地要对统治者形成重大制约。更何况是“宪政”这样系统工程，其双重制约特征更为明显。

　　而当时的日本非常愿意看到革命派这种言论的扩散。在日本民间，很多日本人满怀热情地同热血沸腾、除旧布新心切的中国年轻人们谈论“扬州十日”——据记载这是一段发生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的中国内战惨剧，他们对汉族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出莫大的同情和理解。日本朝野历来注意搜集古代中国的孤本善本，一时间，记录满汉相残的历史著作通过不同渠道从日本被带回到中国。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军方就开始在被占中国领土上声讨满族统治者的历史罪恶。

　　由政府主导的新政改革在一步步深入，但是社会境况并没有变得更好，对普通人来说，反而变得要更差，于是满汉对立、官民对立的情绪进一步加剧。

　　实际上，即使被认为较易变革的教育事业，也不可能产生出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位从事现代化研究的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较高深的教育对于落后的社会并不能像人们预先期望的那样，产生稳定而渐进的效果。”教育革新尚且如此，政治框架的变革更非易事。

　　但是，由于外压日渐加剧，民变风气云涌，改革败笔不断……国家四面危机，立宪派人士们将这些造成危局的原因仍旧归咎于宪政改革的不够深入，他们要求立即开设国会;革命派们则进一步得到了宣传革命的证据，他们指出这正是立宪欺骗性的最有力体现。

　　整个帝国大厦的裂缝越来越大。

　　从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清政府所面临的危局不但没能得到缓解，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前文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极大热情，人们在抱有高度期望值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的冲突一旦得不到控制，就会激变成大规模的对抗行动，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裂缝。

　　咨议局的成立使得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政治利益团体。当政府已经答应缩短召开国会的期限时，增强了一部分激进人士的信心，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压以获取更大的政治成果，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请愿行动就会更具悲壮色彩，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甚至包括体制内的部分官员，并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从而导致现行政府陷入孤立。

　　被草率推进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样。它让督抚与地方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结成新的政治利益集团，督抚们为了本省利益或本人私利，甚至会支持地方咨议局针对中央政府的抗议行动。如果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上看，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不利。中央政府就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政治形势要求它必须满足地方诉求，因为他的统治需要督抚和精英们的支持;如果无力疏导这一诉求，就会诱发出对其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

　　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时代，由于统治者还具有很强的专制惯性心理，再加上对局势发展失控的恐惧，它往往会采取暴力的方式平息这种对抗。此后，如果是一个权威尚存的政府，它尚可以用非常手段保持局势的暂时平静，在后继阶段如果又能抓准时机推动稳健改革，该政权仍旧具有获得革新成功的可能性。但是1910年前后的清政府，中央政府一旦对政治请愿付诸暴力，将造成彻底的离心离德。如果说此前艰难支撑危楼的还有三根支柱——以摄政王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以汉族督抚为主的地方官员、以地方精英为主的民间立宪派，但是在中央政府诉诸武力镇压之后，第三根支柱会在顷刻间撤走，地方督抚们也会随之而去，这座庞大的危楼就再也没有丝毫存在的可能性了。而就在它崩塌的瞬间，某派活跃且强大的体制外力量会立即登上废墟的最高点，插上一面刚刚缝制好的旗帜，宣称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具有对这片故土的合法领有权，但是不等他们站稳脚跟，外部列强就会蜂拥而至，射箭为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四周用钢铁和士兵筑起坚固围墙，剩余的领土也被形形色色的本土实力派所分割，他们没有足够的钢铁和士兵，就会伸手向实力雄厚的列强筹借，当然需要付出必要代价。所谓的新政权，也只是名义上的，群“雄”割据时代，它实质上只是一方诸侯而已，一场更为惨烈更为旷日持久的混战在所难免。

　　清政府推行新政时期，日本政要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走向尚不明朗的邻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能够得到较好的庇护，但如果清政府严重抗议，日本也会将某个革命党领袖驱逐出境，他们认为还需对清政府保持“友好”姿态。

　　这个时候，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分析认为，在清王朝新政过程中，除了立宪派各派别相互争夺权势外，主要的危险还在于，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由于中央政府已经被削弱得十分可怜，咨议局会议还将进一步削弱督抚们的权力，这会使得受到咨议局沉重压力的地方督抚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不再去依靠朝廷，而是迎合地方立宪派，反而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结果是“总督们在同北京的任何争执中，无疑地支持当地的咨议局。”(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第3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同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够运用它们，必须要有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在能够吸收理解它们以前，对于这些制度还没有作过足够的准备工作。”他警告说：“中国现在走得实在太快，会出毛病的。”

　　面对处于失控边缘的政局，以摄政王为首的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让步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不接受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认为这样的要求太不现实;但他最终还是做了让步，只是没有完全满足立宪派的要求。

　　武装暴动已经四处起火，虽然规模不大，但革命党人在冲突中舍生忘死。帝国政府的镇压也更加残酷。

　　当然，这个时候除了政治改革的推进，实业投资也在扩大，新事物和新气象也出现了不少。贯通全国的铁路需要修筑，铁路建设也被推向新的高潮。

　　张之洞在世时就主持收回了一条由美国人承建的铁路的筑路权，但数年之后，帝国的政府和商民却没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建造这项工程，时间到了1911年，主持交通建设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认为事不宜迟，提出利用外债，认为这是所有试图崛起的传统国家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摄政王认可并支持了他的主张，将委派商办的筑路权又一次收归国有，打算求助于西方财团。

　　但摄政王的政治资本太过单薄，外压越大，他越是认为只有血缘亲贵才会真心支持他的改革事业，于是所谓的“皇族内阁”出笼，这是一个满人占多数的准责任内阁，虽然这些满人绝非无能之辈，但是他的反对派们并不这样看。

　　很多人都预料到时局将大变，民间盛传着要改朝换代的预言，连日本的伊藤博文也预言：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但是张謇一直到王朝崩溃前一时刻都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体是君宪制度，孙中山的革命派则在海外各国宣传自己的排满主张和共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