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为何同盟会地位不高的宋教仁能总揽大权？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

　　同孙中山相比，宋教仁虽然也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并以政治家自许，其实却更多的是个书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后，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却参加得比较少(留日6年间只去过一次东北，建立辽东支部，不久就回日本了)。“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徐天复：《宋先生传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8、70页。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其他人多，实际经验却少一些。这是宋教仁区别于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特点。

　　武昌起义后，“先生以破坏既始，建设必须随之，亟为建设新国家之谋”徐天复：《宋先生传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8、70页。。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这段时间内，他的贡献主要在这一方面。

　　蔡寄鸥曾扼要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曾经提出这个主张，议会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会的会员，都表示反对。孙中山也认为形格势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张未能实现。”《鄂州血史》，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第208、209页。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虽已是内阁阁员，但显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7月初，唐内阁辞职，他也随同辞职。同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1912年夏季大会，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他在这次大会上突出强调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并且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同盟会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410页。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是建立在“议会政治”基础上的，很有点学理的色彩。对西方国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并且几乎全部接受下来。他深信：只要组成强大有力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实力强大的政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

　　他在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不顾蔡元培等人的反对，立刻积极地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合并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被推为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处于总揽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样积极地组成国民党，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议席。8月11日，他在五党合并的正式筹备会议上明确表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02页。这一来，不仅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种主张，同志只要钻进国会去做议员，不必在党里革命，不啻为本党民元以后因政客嚣张而失败的一部分写照。”《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234、1236页。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马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致辞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重读宋教仁这些豪言壮语，真觉得它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革命是忠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广州参加“三二九”起义时对于右任说：“成则救四万万人，败则送我一个头颅，值得值得。”《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他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他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社会生活，换得的常不是设计者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当他写下5年如何、10年如何那段兴奋的话时，谁能想到，离他的惨死只剩10天了。如果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为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远生遗著》，第6页。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事实的确是这样：“任有何种法律”，对袁世凯说来，到时候都可以“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能是虚幻的梦想。

　　那么，为什么宋教仁的主张当时能在党内风靡一时，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这时却特别引人瞩目，一跃而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这同那时整个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有关，也可以说是民初特定局势下的产物。我和胡绳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还曾这样写过：“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度外，他们确实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万灵良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时已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着袁世凯赏与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额薪金，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金冲及、胡绳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页。

　　宋教仁的惨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宋教仁的主张把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于说他不赞成发展实业，也不能说他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便放弃了民生主义。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首先强调的固然是：“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但在解释国民党政纲时也说道：“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宋教仁：《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46、447页。第二天，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他虽然说：“兄弟对于此道未尝学问，不敢多说。”但仍声明：“兄弟亦曾与闻其事，并极力赞成。”宋教仁：《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同孙中山在如何建设民国的主要着眼点虽然显有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

　　除孙中山和宋教仁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同盟会内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黄兴、蔡元培、戴天仇(季陶)等人的主张。

　　黄兴是同盟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他在领导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时，出生入死，艰苦卓绝；在平时，待人谦逊宽厚，遇事勇于负责，因而享有巨大的威望。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投身革命后一直奔忙于组织武装起义的实际活动，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较少独立而系统的主张。他自己曾坦率地说：“鄙人奔走革命，十载于兹，艰险备尝，于政治未遑研究。”《在湖南政界欢迎会上的演讲》，见《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5页。胡汉民也这样评论他：“克强先生平时于社会科学等不很留心。他认定破坏是革命党同志所长，建设是革命党同志所短，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他便主张找若干非同志来办建设。他所谓非同志而能建设的，乃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老官僚之类。因此，当时政府中，便很有几个这样的人。对于人才的选用，能够兼容并包，固是克强先生的长处，同时也正是他的短处。”《现在学陈英士先生什么》，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350页。当孙中山北上会见袁世凯时，黄兴因袁非法捕杀张振武和方维，延迟前往。但9月10日他在国民党天津支部欢迎会上又说：“改革以后，建设甚难。”“兄弟对于现在进行，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在天津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黄兴集》，第255页。

　　对振兴实业和实行政党内阁两个方面，他都表赞同。

　　对振兴实业，他曾这样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然不速建铁道，则实业决难发展。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络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铁道杂志序》，见《黄兴集》，第252页。这些言论，同孙中山几无二致。在孙中山就任全国铁路总办后，他也就任汉粤川铁路督办。

　　对政党内阁，他谈得也很多。由于他强调“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在北上同袁世凯会见后，他特别热心于奔走劝说包括袁世凯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内的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10月4日，黄兴和陈其美联衔邀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籍议员、国民党本部职员和各报记者100多人举行叙别会。黄兴在会上演说：“本党惟一宗旨，愿在扶助政府。然使政府与政党不相联属，扶助之责容有未尽，曾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端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今于濒行之夕，约各界诸君宴叙，并以代表本党欢迎加入本党之国务员诸君。”《在北京叙别会上的演讲》，见《黄兴集》，第278页。他甚至“竟想把袁拉进国民党来”。这件事做得实在有点滑稽，以致连袁世凯也觉得好笑，对杨度说：“皙子，你看我像不像一个革命党？”赵秉钧倒算是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乘此放出空气说：“新任赵总理是国民党人，又是黄兴亲口提出来的。你们瞧，国民党所提倡的政党内阁不是已经实现了吗？”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4页。孙中山比黄兴先从北京回到上海。他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看来，“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主要实出于黄兴的主动。

　　蔡元培在同盟会中的声望也很高。他在前清做过翰林，又曾留学德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至袁世凯任总统后的唐绍仪内阁时期，他都担任着教育总长，因此发表的言论以教育方面为多，对全局性的主张谈得不多。他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强调的是：革命党人所作所为原是为国民谋利益，现在民国既已成立，当不应再存权利之争。他到北京就任唐内阁教育总长后，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次长，并且诚恳地对范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按：当为同盟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他随同唐内阁辞职而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时，所抱的仍是这种“以国家为前提”的态度。他说：“统一政府既成，甲、乙两派之主张，常致两歧。”“以致两三月来，政府毫无大政策发表，朝令暮改，无非琐屑之端，不速挽救，于大局万分危险。”“与其两派混合，致政治不能进行，不如任何一派主持国务，犹得实行其政见。”“各方面有责谓不以国家为前提者，不知正以国家为前提，故如是也。”《在临时教育会议谈话会上的谈话》，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6页。

　　但蔡元培并不主张无原则的调和，他是个外柔内刚的人。他反对政党之间的权利之争，但对个人信奉的原则却历来持之甚坚，并不随人摇摆，也不轻易妥协，因此对将同盟会和其他党派合并成国民党很不赞成。这年7月21日，他在同盟会北京本部夏季大会上演说：“我同志何故而须结集此团体乎？盖先有宗旨而后成团体，并非先有同盟会而后造出宗旨去装做的。所以同盟名目，万不能改，不能舍己从人，只抱定三大主义做去，务以达到民生主义为目的，虽招反对，亦所弗恤，是亦希望于我同志者。”《在同盟会北京本部夏季大会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71页。

　　还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民国既已成立，厌恶党派之间的权利之争，要求重新出国学习，以备将来为建设民国服务。“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做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继起的袁世凯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们更没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甚至连汪精卫当时也标榜要“自力于学”，“思为社会有所尽力”。“自南北统一后，决志不入政界，一洗争权攘利之颓风，远引留学巴黎。近闻大总统授与勋二位，尤力辞不受”。雷铁崖：《汪精卫高洁可风》，见《雷铁崖集》，第410页。

　　在民初的同盟会人中还有一个特别惹人注目的人，那就是戴季陶，通常写文章用的名字叫“天仇”。他所以惹人注目，是由于他的言词特别激烈。在《民权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一类语言：“国民公敌之袁世凯”，“以暴易暴，惨无人道”，“专制魔王之毒辣手段，至今更别开生面矣”。他甚至把要杀袁世凯、杀黎元洪等列为文章的题目。这在当时是颇为罕见的。

　　他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抨击，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揭露，确也常能一语中的，发人猛醒。例如他在一篇题为“失败之革命”的文章中说：“革命成功矣。革命者，革除中央政府之专制政治、顽固人物，而易以新政治、新人物也。今则中央政府之已革去者，不过大清帝国四字而已。革命之起，起于地方。革命之终，亦终于地方。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而遂标榜革命成功，是失败耳，何成功之有！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呜呼！”《失败之革命》，见《天仇文集》，“单刀直入集”，上海民权报发行所1912年版，第1页。这些尖锐泼辣的言论博得很多读者的好感是很自然的。

　　但抛开他那些激烈的词句，细看他提出的实际主张，又会发现：他的思想远不像粗看时那样激烈，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超出前面列举的其他同盟会人所提主张的范围。

　　在经济方面，他主张的还是振兴实业。他说：“吾国今日贫弱极矣。虽然，所以弱者，贫为大因。欲救弱先救贫，则须先发达产业。”《资力集合论》，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27页。那么，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实业政策呢？他说：“国家对于实业之政策不外四端：限制、提倡、保护、奖励，如是而已。应急举者则提倡之，既成之业则保护之，人民兴业之气弱则奖励之；外货侵淫，豪富跋扈，则限制之。”他同孙中山一样，认为这才是当前中国的根本问题：“国事之纷扰极矣，国力之疲弊极矣，夫今日各种政务，以现状论，实无一可言进取者，何也？言改革政治必先计财政之充足，而欲计财政之充足，则必图国民经济之发展，此根本问题之解决也，吾言之屡矣。”他又说：“在今日而言，振兴实业，中国国民之资力不足也，合海外侨民之力而为之仍不足也，是不能不假外资，故开放主义在今日中国之经济状态，实唯一之方针。”《产业发展策》，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97、198页。这些言论，也同孙中山相仿。

　　在政治方面，他所主张的同样是政党内阁。他说：“若欲调和各党之政见而折中之，以定进行方案，则其政见必无系统，是使全国政治上失敏捷之效，而增紊乱纷扰之度者也。”“故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14、117页。他自然期望由同盟会来组织这种政党内阁，说：“同盟会者，轰轰烈烈之政党也。民国开国之重要机关也。虽然，破坏既终，建设在即，同盟会既成破坏之功，尤应负建设之责，此吾人今日所极希望者也。”《赵秉钧与同盟会》，见《天仇文集》，“单刀直入集”，第31页。这些言论，又同蔡元培相仿，甚至同宋教仁也相近。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要求自由和秩序的统一：“共和国民，人人有自由，然秩序为自由之界限；共和国民，人人当守秩序，而自由又为秩序之精神。”《自由与秩序》，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138页。这同孙中山的历来看法也相吻合。他在《民权报》上虽然发表很多激烈的言论，但目的并不在鼓吹再次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改变专横独断的做法，谋社会之幸福，以免革命的再次发生。他说：“世界之真理和平也，非残虐也。革命之事，不得已而为之耳。”“吾甚希望世界之和平而人人享自由之福，吾更希望世界之政府及资本家，毋以掠夺为能，而招革命之祸。盖人民而出乎革命也，则政府也、资本家也、平民也，皆未有不受至惨痛苦者。”《公论与人道》，见《天仇文集》，“国际问题”，第1页。

　　综合这些方面来看，戴季陶内心的实际社会政治方案，远不像他使用的言词那样激烈，仍是和同盟会人中的主流思潮相合拍的。

　　历史的教训

　　从前面所作的简单考察中不难看出：民国初年同盟会人的种种社会政治方案，尽管有的着重点放在发展实业上，有的着重点放在政党内阁上，有的言词激烈，有的态度温和，而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相通的。

　　他们的共同认识是：中国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需要开始建设，包括政治和经济建设。于右任在《民立报》上说：“昔日未破坏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先以建设自任。”《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7页。他们设想中的建设，事实上是以西方国家的模式为榜样，如振兴实业和政党内阁、议会政治。连已经看到西方国家某些社会弊端的孙中山先生，这时一再强调要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参考了德国等政府实行的一些社会政策而提出的。这并不奇怪，也无需苛责。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先进的，它们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可供学习的实际榜样。

　　在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如果革命真的成功了，重点自然需要转移到建设方面来。问题在于：革命是否真已成功，建设是否已可开始。同盟会内部对这个问题认识虽有差别，但大体上都持肯定的态度，没有多少异议。

　　就拿言词最激烈的戴季陶来说，不仅实际主张仍是温和的，他还说过一段明确的话：“革命功成，破坏告终，建设之事，类能言之。而民国初建，政府之人则仍肆其压制手段，在野政客则仍肆其争权夺利之所为。欲不再肇第二次之动乱也得乎？故吾以为不欲奠安中国也则亦已矣，苟所谓政客者尚有仁心，而欲使此四百兆之炎黄子孙，不尽沦为饿，二万万里之土地不尽为外人之逐鹿之场，则应为此一般人民之衣食住问题计，而一稍注意也。人民之衣食住足矣，则工商竞争也、军事整理也、外交进步也、财政改革也，种种问题皆可由此而得一改革之希望。若徒于政治二字死力相持，民生问题置之不问，则国之亡也可坐而待，尚何权利势位之与有乎？”《今日之国是》，见《天仇文集》，“国家与社会”，第39、40页。他虽然看到民国成立后“政府之人则仍肆其压制手段，在野政客则仍肆其争权夺利之所为”，但他并不希望看到“第二次之动乱”，而且认为：“若徒于政治二字死力相持，民生问题置之不问，则国之亡也可坐而待。”

　　很有正义感的著名报人于右任也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他解释《民立报》的态度为什么同光复前“迥然有异”，说：“当弟在京时，每遇各党新闻记者，必进忠告。谓吾辈丁此时代，无论如何，断不能以国家根本利益供政略之牺牲。今日新闻记者之心气平一分，则国民幸福增一分。盖争小意见而昧大体，吾恐辛苦所得之言论自由，国之不存，将随光荣之历史以俱灭。因思既以励人，必先自励，此《民立》之态度所以与光复前迥然有异也。”正因为这样，他同意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说：“中山之言曰：‘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至哉此言，吾实佩之。”他主张“先消灭南北恶感”，“尤冀同心协办，以救垂危之祖国”。《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38、240页。

　　事情确实相当复杂。同盟会人这些想法是天真的，但在当时也有合理的地方：第一，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它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兴奋，认为革命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也就带来松一口气的感觉，以为从今以后破坏的事业已经告一段落，可以把全力转向建设。这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愿望。第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尽管已有许多令人愤慨不满的表现，包括戴季陶所说“仍肆其压制手段”，但当他表面上仍表示效忠共和、各种矛盾没有充分暴露时，多数人仍对他寄以期望，并不想再次看到重大的社会动荡。这不是几个人的认识，而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像于右任所说：“今者，国民盼休养生息之日切，人人厌乱。”《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243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党人就大叫大嚷要发动“二次革命”，立刻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且不说他们自身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即便他们要这样做，也只会脱离社会的多数，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可是，革命所要求的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对中国政治体制以至社会意识形态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这场革命是远不彻底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因此发生多大变化，中国的旧社会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又决定了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虽然搞得好像很热闹，其实不少只是徒具形式，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袁世凯是中国旧社会势力的总代表。他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他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但袁世凯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他看清一个事实：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冲刷后，中国的旧社会秩序已被冲乱了，原来集结在清朝政府这个中心周围的旧社会势力已被一下打散了，把他们重新在自己周围集结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对革命派的全面反扑，也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作好种种准备，这些都需要时间。

　　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10年内建20万里铁路，甚至让国民党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政府南迁以及让国民党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宋教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袁世凯却并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49、50页。接着，就派兵南下，用政治收买和武力讨伐相结合的办法，迅速扫平国民党人被迫发动的“二次革命”，控制了南方各省，并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屠杀。

　　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说孙中山10年内建筑20万里铁路的美好设想顿时化作泡影。更可怜的是，经过那场热热闹闹的多党制的议会竞选，仿佛“国民党之势力磅礴于内外，远非彼三党(按：指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所能颉颃，故其议员之当选，众议院占269名，参议院占623名，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谭人凤：《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页。可是，这场“极一时之盛”的议会大选胜利，不但没有带来什么“政党内阁”理想的实现，而且就是这一个民国议会，只要袁世凯动用一点武力来胁迫，竟然投票选出袁世凯做正式大总统，随后又被袁世凯一脚踢开，宣布解散。多少头颅和鲜血换得的竟是这样的结果，实在太富有讽刺意味了。

　　留给革命党人的最大教训是什么呢？并不能要求他们在民国元年就高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那是不切实际的苛求，在前面已经说过。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复杂国情了解得实在太肤浅，对那些盘根错节的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和手段估计得太不足。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在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后过于兴高采烈，沉浸在种种美好的幻想中，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他们提出的那些合法主张能顺利实现上，而没有同时作好另一种准备，就是应付旧社会势力可能用最阴狠凶残的手段突然反扑过来。结果，当这种可怕的局面突然出现时，旧势力已悄悄地作好相当充分的准备，革命势力却几乎一无准备。不仅惊慌失措，而且内部也陷入一片混乱和争吵之中。于是，最后的结局只能是那样地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