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枪声来自何方：国民党元勋廖仲恺被刺案

1925年8月20日上午，盛夏的广州笼罩在一片湿热之中，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突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前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凝重的空气被扰动了，随着人群的尖叫和血腥味的弥漫，廖仲恺倒在血泊中！

廖仲恺，身兼国民党党政军财十多个重要职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血案发生时，廖仲恺正偕同夫人何香凝驱车赴广州中央党部参加会议，当汽车到党部大门前时，廖仲恺先下车，在门前登至三级石阶时，突然跳出两名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内也有暴徒同时开枪，共射20余发。他身中4弹，俱中要害，当场倒地，不能做声，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与世长辞，享年48岁。

这桩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轰动广州城。20多万人自发为他送葬，泪洒羊城，史上罕见。但是，这样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不正常死亡最后竟然不了了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然而，总有一些蛛丝马迹不会被淹没，忠诚者的鲜血，总会引导我们发现那神秘的枪声来自何方……

神仙眷侣携手革命路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1877年4月23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父亲廖竹宾年轻时流落到香港，被卖身为猪仔，远渡重洋，到美国做劳工。其父一生含辛茹苦，终至致富，成为汇丰银行分行的职员。1893年，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廖仲恺陪同患病的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原籍广东省归善县鸭仔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惨遭北洋水师被歼的大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廖仲恺决意放弃旧学，学习西学以寻求救国图强之路。1896年，在叔父的资助下，廖仲恺赴香港，进入英国殖民当局所办的皇仁书院读书。

1897年底，廖仲恺在广州与何香凝结婚。二人的结合得益于“天足”缘，未经自由恋爱，属门当户对的旧式婚姻，却是难得的神仙美眷。原来，廖竹宾亲历了旅美华侨在异域遭受的种种歧视与不公，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按照客家人的规矩，他临终前留下遗嘱：“今后儿子娶亲，必须讨一个大脚天足的妇女为妻。”在当时19世纪末的中国，妇女几乎都裹小脚，大脚妇女极为罕见，上层社会中更难寻觅到不缠足的名门闺秀。

何香凝，原名谏，又名瑞谏，别号双清楼主，广东省南海县（今南海市）棉乡人。其父何载，是一个破落商人之子，后到建埠不久的香港经商，从小杂货店发展为家资百万的大地产商。

何香凝在何载的12个儿女中排行第九，人称“九小姐”。她自幼喜欢读书，但在旧式封建家庭中，父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何香凝多次请求到邻近的女书馆读书，但仅读两年家里就不让她读了。何香凝只好在闺中自学。由于她天资聪颖，学识不断长进，竟然还可以写作诗词。

何香凝从小喜欢听亲戚和长辈们讲述太平天国反清革命故事，对太平军中天足的女兵非常向往，幼小的心灵中萌生出向她们学习的想法。所以当母亲坚持为她缠足时，五岁的她进行了顽强的反抗，每天晚上都用剪刀把缠足布剪掉，次日虽遭母亲的训斥和责骂，但仍不动摇，缠而再剪，再缠再剪，终不屈服。最后感动了宠爱她的父亲，不再强求她缠足。后来，当何香凝赴日留学时，进步的留日学生都为她有一双天足而惊异，亲昵地称她为“何大脚”。

经媒妁之言，香港富商之女与旅美华侨之子喜结连理。二人情投意合，由于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住在廖仲恺的哥哥廖恩焘家中。为避喧嚣和减少与嫂子的矛盾，廖仲恺夫妇在屋顶晒台上搭建了一间小屋，以斗室作为新房。

在这里，他们白天评诗论文，晚上赏月观星。一次中秋佳节，皎月清辉，何香凝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还把这间陋室命名为“双清楼”，并自号“双清楼主”。二人在此生活了四五年之久，直到廖仲恺赴日留学。

为了帮助丈夫赴日留学，何香凝变卖妆奁，资助廖仲恺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两个月后，何香凝变卖家当，毁家去国，追随廖仲恺留学东瀛。他们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名之为“觉庐”。不久后何香凝也考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廖仲恺则在早稻田大学政治预科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专攻政治经济学。廖仲恺后来在财经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学习。

追随孙中山投奔革命

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神田神保町中国留学生会馆，廖仲恺夫妇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以后，廖仲恺又几次去拜访孙中山，并决心加入革命行列，从事革命工作。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再次赴日，准备组建统一的政党，经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反复磋商，决定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反清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治纲领。8月，何香凝在自己的寓所内，由孙中山主持，举行加盟手续，成为最早加盟的女会员。廖仲恺则在从香港筹措留学费用返日后的9月1日，把孙中山邀至寓所，由何香凝、黎仲实二人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工作，任外务部干事。

l909年夏，廖仲恺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返回香港。他想取得清政府功名，以便“入清廷握其政权以为革命之工作”，于是同年偕友人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之后，他被清政府派赴东北，帮助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会办大臣吴禄贞办理吉林省建吉地区回归祖国的交涉事宜。在此期间，廖仲恺结识了受孙中山指派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的林伯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月9日，广东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成立军政府。胡汉民担任都督，廖仲恺应胡汉民的邀请，从吉林返回广州，担任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想方设法使一切经济来源控制在军政府手中。

此时，何香凝已在日本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毕业，未等举行毕业典礼，就携儿女梦醒、承志返回香港。

12月间，廖仲恺被南方革命政府派去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他的哥哥廖恩焘跟随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参加这次会谈，廖仲恺则与南方首席代表伍廷芳随行，兄弟二人参加同一个会谈，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袁世凯派，一时成为新闻。

1912年4月，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应陈炯明请求，南下协助领导广东工作，廖仲恺升任为军政府财政司司长，主管财政。

当时广东的财政非常困难和紊乱，广州市以外的税收多为驻当地的民军截留，市内的房捐等已奉军政府命令一律豁免，又没有清代的部库拨款和各省协饷接济，库空如洗。

在廖仲恺的努力整顿下，广东财政工作不久便井然有序，收支不仅平衡，还库储有余。当他于1913年8月初解职离开广州时，省库中存有现洋700余万元，另有纸币数百万元。

1913年3月20日夜晚，廖仲恺与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和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同行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刺杀，成为民国初建后的第一桩政治血案。以刺宋案为导火线，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前，为了争取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赴北京策动议员反袁。廖仲恺的秘密活动被袁世凯的密探侦知，遂被列入捕杀的名单。廖仲恺得知后，星夜离开北京，经天津返回广州。

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失败，廖仲恺与何香凝分头携带子女，仓促逃离广州，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

1914年，孙中山决心改组同盟会，成立新的政党。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宣布成立，廖仲恺被选任党的财政部副部长。由于财政部部长张静江体弱多病，实际上工作重担完全落到廖仲恺的肩上。

1915年12月间，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4月底，廖仲恺随同孙中山由日本乘“近江丸”轮起程回国，5月初到达上海。25日，廖仲恺被孙中山派往山东青岛，慰问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他先后到山东潍县、即墨、寿光、高密及诸城等县，连续十多天深入部队和地方慰问和视察，对做出特殊成绩的东北军第2师及高密县的民政部门，给予鼓励和表扬，并奖授了孙中山手书的匾额。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黎元洪只是“看印总统”，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孙中山对于段祺瑞的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1917年7月，廖仲恺和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及部分国会议员，随同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准备以广东作为革命斗争的基地。孙中山联合了桂系军阀的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等，于8月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出任大元帅，扛起“护法”大旗，以维护民国元年颁发的《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来反对段祺瑞的反动政府，以“树立真正之共和”。

在护法运动中，廖仲恺奔走于上海、广东之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力量，并亲自深入海军舰队，动员北洋海军彭东原部南下参加护法运动。

9月24日，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次长，不久又特任为署理财政总长，专职管理财政，再一次担负筹措革命经费的重任。为加速筹款工作，他向海外侨胞广泛宣传护法的意义和目的，号召华侨在海外竭力筹款，以济军用。然而，孙中山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强的革命武装，军政府的军事实权都落到西南军阀手里。

1918年春，陆荣廷、唐继尧等与北洋军阀勾结，配合政学系在非常国会中提出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职，而代之以总裁合议制，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孙中山不得已地辞去了大元帅职务。5月21日，廖仲恺跟随孙中山黯然离开广州，再次回到上海。

他们回到上海后，孙中山深感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之苦，因而想从制造革命舆论入手，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所以，廖仲恺便以极大努力辅佐孙中山创办报刊，加强理论宣传，从事理论建设。同时，廖仲恺还积极协助孙中山策划打倒南方桂系军阀，夺回广东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5月下旬，廖仲恺代表孙中山赴四川会见川军将领熊克武等人，以谋共同坚持护法的办法。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来，廖仲恺和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又先后两次去福建漳州，敦促陈炯明率粤军回师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

1920年8月，陈炯明在廖仲恺、朱执信的催促下，在漳州誓师，回粤讨伐桂系军阀。10月，顺利驱逐了陆荣廷等桂系势力。11月，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军政府。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决定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大总统，于5月5日宣誓就职。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后，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当时，筹集经费绝非轻而易举的事，财政来源都控制在陈炯明和其他军阀手中。这些军阀并不同意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处处刁难，北伐军饷的筹集工作极度困难，廖仲恺四处奔走，全力筹款接济，才使部队经费勉强维持。当时，廖仲恺被人们赞誉为孙中山的“钱荷包”。

在枪林弹雨中坚持革命

陈炯明率军打回广东后，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变成了新军阀。廖仲恺对其多次劝阻，没有结果。当时陈炯明身兼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构成极大威胁，他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阴谋联合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

6月14日，陈炯明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到惠州。廖仲恺虽觉察到陈炯明居心叵测，但打算再做陈炯明的工作，于是冒险前往惠州。他刚到东莞县石龙就被陈炯明扣留，后被押送到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监禁。陈炯明从廖仲恺的皮包内搜得孙中山有关联俄、联共的密函三封，即交给香港的英国报纸，以此攻击孙中山接近共产主义，是“过激党”。随后，陈炯明又从廖仲恺的财政部保险箱里，取走了有关孙中山和列宁的所有“亲笔信”及桂林会谈革命问题的材料。陈炯明命令把这些材料刊登在各个报纸上，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的证据。

6月16日晚，陈炯明趁孙中山从北伐前线大本营韶关回到广州之机，公开发动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办公的孙中山在左右护卫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出叛军的包围，转移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号”）上。

何香凝历尽艰辛，找到孙中山和宋庆龄以后，又去设法营救陷入虎口的丈夫廖仲恺。此时的廖仲恺被监禁在石井兵工厂一座小楼的暗室之中，三道铁链把廖锁在一张铁床上，陈炯明准备随时杀害他。

面对死亡威胁，廖仲恺曾挥笔写下多首诗篇与何香凝和儿女诀别，怒斥陈炯明，悼念老战友，《金缕曲》词中“地老天荒浑不管，空谷苍松独啸”正是他本人的生动写照。

得知廖仲恺被囚禁的地点后，何香凝把儿女送到香港，自己四处奔走，设法营救。8月18日，何香凝冒着滂沱大雨，爬上广州白云山粤军总司令部去见陈炯明，她当面厉声责问陈炯明：“廖仲恺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为什么要囚禁他？”

陈炯明被何香凝逼问得哑口无言，一面佯说是误会，是部下背着他所为；一面又要把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来。何香凝据理力争，当面予以揭露，迫使陈炯明同意释放廖仲恺。

当时，韶关的北伐军已离开粤北，构不成对陈炯明的威胁，粤军对廖仲恺又素有好感，慑于多种原因，陈炯明踌躇再三，勉强释放了被囚62天的廖仲恺。

深夜返家后，何香凝害怕陈炯明会反悔，凌晨3点，与廖仲恺逃离家门，乘船赴港。果然，19日上午，陈炯明派军队又来捉拿廖仲恺，扑了个空。

陈炯明叛乱事件，对孙中山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孙中山接受了李大钊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建议，决心同共产党人合作，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重新组织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和强大战斗力的国民党，把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为深入商议联俄、联共问题，准备同苏俄全权大使越飞作进一步会谈。

廖仲恺为了避开特务的侦察，以参加侄女承麓和许崇清在东京的婚礼为由，于9月下旬赴日本。当时，廖仲恺的兄长廖恩焘担任北洋政府驻日本代办。廖仲恺抵日本后，便住在东京中国公使馆中。廖仲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秘密地展开了和越飞的会谈。他们详细交换了中苏合作的初步意见，为后来《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做好了准备。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宣言标志着联俄政策的确立。

宣言签订后，廖仲恺奉孙中山委派，陪同患足疾的越飞去日本，准备再次会谈，商量合作的具体问题，以便把联合宣言具体化。他们于2月1日抵达日本。为避开特务的侦察，这次会谈在日本著名温泉伊豆山海滨的热海饭店秘密进行，廖仲恺和越飞“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廖仲恺从谈判中了解了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政治制度、内外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开始理解和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从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廖仲恺也因此更加得到孙中山的信赖，得到共产党人的尊重。

这时，叛军陈炯明在滇军、桂军的进攻之下，被迫退出广州。

1923年2月，孙中山复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成立大本营，重建广东革命政权。2日，廖仲恺被委任为大元帅大本营的财政部部长。

广东革命政权重建之后，孙中山和廖仲恺在组织武力讨伐叛逆的同时，加速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5月7日，孙中山调廖仲恺任广东省省长，以加强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领导。10月25日，廖仲恺接受孙中山的特别委派，在广州财政厅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特别会议，讨论改组问题。

廖仲恺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改组的理由：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12年中，国民党“多在失败地位”，究其原委，“皆因根本不巩固”，并进一步指出“其故实由于组织尚未严密，今日必须改组，根本整理，本党方有起色。吾国如是之大，要改良政治，必先有严密组织之团体”。

与此同时，廖仲恺和谭平山、胡汉民、杨庶堪、陈树人、林森、邓泽如、孙科、吴铁城9人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另有李大钊、许崇清、汪精卫、谢英伯和古应芬5人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0月28日，廖仲恺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为了取得改组工作的经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先在广州市试点，按照新章程草案改组广州市党部。廖仲恺、林森、邓泽如、孙科、谢英伯5人负责改组广州市党部的工作。

由于廖仲恺的亲自主持和努力，广州市党员登记及有关的组织会议都按照计划开展起来，截止1924年l月l2日，广州市“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党部”，党员登记者激增至8218人。

此外，鉴于形势发展很快，廖仲恺在广州发起组织了国民义勇军。之后，稍加操练，使之成为了一支保卫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

11月29日，廖仲恺赶赴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并召集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和戴季陶等5人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机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举行了上海7个区的分区会议，成立了各区分部，并投票选举了上海市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3名代表。

廖仲恺受命主持或积极参与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办理了全国代表大会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党纲草案、组织义务军案、筹办国民党军官学校案等，胜利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幕，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亲自担任大会主席。

廖仲恺被指定为广东省三个代表之一，并担任了大会的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中起了重要作用。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1月30日，国民党“一大”胜利闭幕。国民党从此被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中的巨大贡献，除孙中山外，是无人能够超过的。蒋介石曾说：“当时如果没有廖先生，如果没有他那样的决心和热诚来辅助总理。恐怕十三年本党的改组，难得有那样的彻底精神和伟大的结果。”

在“一大”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当时，既没有经费，又缺枪械，更没有教官。蒋介石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于2月21日提出辞呈，擅自离粤返回原籍。孙中山不得不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建军校。

廖仲恺领命后，四处奔走，克服了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所存在的极大困难。蒋介石得知廖仲恺已克服重重困难，军校建设工作基本完成，在得到廖仲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的保证后，于4月下旬返回广州。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任军校校长，廖仲恺任驻校国民党代表。

初期的黄埔军校，枪械弹药奇缺，教学器材不足，一天三餐的伙食难以为继。当蒋介石讲到困难情形与廖仲恺商量时，廖仲恺总是安慰他说：“你尽管专心去教育学生吧，经费的事我来办。”

当时，广州市的财政由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控制，他们自恃打走陈炯明迎回孙中山有功，以枪杆子包烟馆赌场抽税。为了解决军校的经费，廖仲恺拿着孙中山的批款条去找刘、杨二人协商，往往深夜才能回家。

何香凝开始还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天天这么晚才回家？”廖仲恺叹着气回答：“我一晚上都要坐在他们抽鸦片的床边，等他们过足了瘾，高兴了，才能要一点钱回来！”

张治中将军在《黄埔精神和国民革命》一书中也说道：

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讲起筹款时的种种辛酸，他几乎落下泪来。有时一天出去，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还没得着一个子。他只好跑到一批军阀的公馆里去，这些军阀斜靠在烟榻上抽大烟，根本不予理睬，要等他们抽完大烟后高兴时才能提及钱的事。而且只能讲有一个紧急用途，根本不能说是黄埔的经费开支。每要一笔钱，廖先生的心里就要滴一次血。

就这样，廖仲恺忍辱负重，为黄埔军校奔走操劳，为革命军队的建立打下基础，奠定了统一广东、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军事力量。

廖仲恺的言行感动了所有军校同志，无论是教职员工，还是青年学生，都把廖先生看成“黄埔慈母”。这一美誉，廖仲恺当之无愧。

身陷政治旋涡或成死因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抱病北上共商国是，行前以大元帅名义任命廖仲恺为大元帅大本营参议，留守广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北京与世长辞。病危时，何香凝赶往北京，亲历了孙中山病逝前后的全过程，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

国民党自成立起便派别林立、政见分歧，其前身同盟会就是一个反清的松散政治联盟，内部存在诸多帮会和派别。孙中山只是在名义上被公推为领袖，而无法统一他们的意志。孙中山的逝世极大地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制衡，国民党陷入一种群龙无首、数雄角逐的局面。比较有资格和实力的分别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汪、胡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都属于元老派，而许崇智是军界泰斗。汪与胡比较而言，虽说两人政治资格难分高低，但汪精卫手中没有兵权，胡汉民身边却围绕着不少军队头目，尤其是粤军将领，如李福林、梁鸿楷等都倾向于胡汉民，所以汪、胡两人相比，胡占优势。至于许崇智，虽说权倾一时，但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介武夫，他本人对夺取政治上最高领导权的愿望也不是太强烈。

剩下的只有一直跟随孙中山并成为国民党左派代表的廖仲恺，无论是从社会威望、革命资历，还是从军事后盾上，胡汉民与廖仲恺都是不分伯仲的，如果胡汉民想爬上权力顶峰的话，遇到的最强劲对手便是廖仲恺。于是，广州国民党内出现分裂，形成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和廖仲恺为首的左派三派分野的局面。

6月，由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廖仲恺坚决予以支持。当部分香港工人回广州后，廖仲恺下令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封闭了广州一些赌馆、烟馆和闲置的祠堂、会馆，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他还敦促广州革命政府拨款以解决罢工工人的伙食。在廖仲恺的督促下，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每月拨款一万元作为罢工工人费用。这样，罢工工人深受鼓舞，仅半月之内，人数激增至二十五万人。6月22日，廖仲恺主持召开广东各界对外协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如抵制英、日货，不向英、日出售粮食原料等，并发表通电声讨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和英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也开办贫民医院和小型生产合作社等，创办“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引导革命。

23日，广东各界和省港罢工工人举行集会，廖仲恺欣然参加大会，并宣读了《国民党中央告全国人民书》。集会后，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但当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英、法帝国主义者突然开枪向游行队伍扫射，造成死52人、伤100多人的大惨案。

廖仲恺为保护群众，减少伤亡，指挥群众撤退，并下令参加游行的黄埔学生军掩护群众，尽快疏散撤退。回校后，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身份，率军校全体师生通电全国，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电文中表示“生为帝国主义之死敌，死为抗击帝国主义而死”。

沙基惨案后，从香港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激增至十三万多人。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斗争，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廖仲恺被聘为顾问，他鼓励工人：“诸君此次奋斗，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吴什么都大，其目的就是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的运动，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事。”

廖仲恺按照孙中山的《遗嘱》所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各种革命措施，成为中外反革命势力的极大障碍，他们称廖仲恺是“共产党工具”。

1925年5月，一些别有用心者在广州和香港大造舆论，散布革命政府“赤化”、“共产”的谣言。

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作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一旦不继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

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开始蓄谋用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7月初，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邓泽如、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在胡汉民家中聚会，一个月间开会11次，秘密协商清党的办法。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曾因用不正当手段谋选广州市长未果而被廖仲恺查办，心怀仇恨，极力主张对廖仲恺实施暗杀。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通过广州买办商人周殿邦的关系，与港英当局勾结，以200万基金收买亡命之徒，准备对廖仲恺下毒手。

进入8月，广州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朱卓文等人也的确商议了用炸弹机枪狙击廖仲恺等人，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当听到自己已被列入暗杀名单时，廖仲恺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暗杀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要是用机枪，却是新鲜得很！”

何香凝劝廖仲恺道：“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应该多增加两名卫兵加以防备才是。”廖仲恺回答说：“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要去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要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者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8月18日，廖仲恺参加国民政府会议，坐在旁边的汪精卫写给他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廖仲恺耸耸肩笑道：“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无所顾忌！”8月19日，又有人将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事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这天，他照常去工会演讲，到黄埔军校处理工作，工作到深夜才回家。

廖仲恺家居东山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双清楼”。1925年8月20日早上，他约了建国潮梅军军长罗翼群来家中商谈军饷问题。公事谈完，已经是快9点了，廖仲恺还没有吃早餐。因为预先接到通知说上午9点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何香凝便催他说：“快点吧，开会时间到了。”廖仲恺匆忙吃了几口稀饭，便和何香凝出门。刚出门，恰遇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广州国民日报》编辑陈秋霖，廖仲恺便邀他同乘一辆轿车直奔中央党部。

汽车到达中央党部后，廖仲恺、陈秋霖、何香凝依次下车，准备朝门里走去。这时，正好有一位妇女部的女干部刘家桐叫住何香凝谈话，廖仲恺和陈秋霖先行进去。

两人登至门前第三级台阶时，只见平时戒备森严的门前空无一人，突然从骑楼下窜出两名歹徒，朝廖仲恺、陈秋霖一阵猛烈射击。

与此同时，大门铁栅栏后也有歹徒配合，连射20余枪。只听得如同爆竹声响，廖仲恺仰面倒地，血流殷红，陈秋霖则踉跄地向前挣扎几步，痛楚地倒下。

何香凝正与刘家桐谈话，她身边的卫兵也被击中倒地，何香凝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快些捉人啊！”一面不顾一切地冲廖仲恺跑过去。当她俯身抚着廖仲恺时，又是一阵枪响，子弹“嗖嗖”地从她头上掠过，何香凝不顾危险大喊捉人。

平时中央党部都有警察站岗，这时却不见一人出来捉拿歹徒。何香凝和赶过来帮助的刘家桐一起，把廖仲恺和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广东大学公立医院抢救。廖仲恺伤着了要害，途中气绝身亡。陈秋霖也于两天后不治而死。

如此大案“不了了之”

廖仲恺遇难，广州顿时陷入一阵恐慌和惊乱之中。案发当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以朱培德、陈树仁、甘乃光、周恩来、陈公博、岳森、吴铁城、陈孚木、李福林9人组成的“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并组成审判委员会和特别法庭。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紧急召开联席会议，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被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以及应付时局。

案件很快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他们多次在胡汉民家中聚会商讨倒廖，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等20余人。出面组织和收买歹徒行凶的是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

案发时，廖仲恺的卫士虽身上负伤，仍奋力开枪打倒前面的两名行凶歹徒，其中一死一伤，伤者被捕，其他行凶歹徒乘乱逃逸。

在医院，何香凝和法医意外地发现，击中廖仲恺的四枪中有三枪是大口径的手枪射击，致命的一枪却是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小口径左轮手枪。凶手用的均为大口径手枪，无一用左轮手枪者。显然另外还有人从隐蔽处朝廖仲恺开枪，何香凝怀疑是从中央党部里面射出的。根据调查，当天国民党右派头目、广州大财阀邓泽如一反常态，一大早赶到中央党部，何香凝怀疑那致命的一枪即是邓泽如的卫士从楼内窗口射出的。

事发前，鉴于刺杀廖仲恺的传言颇盛，何香凝曾找到公安局长吴铁城，请他预为防范。身为“廖案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吴铁城置之不理，事发后也不肯继续追查，对受伤被捉的歹徒还予以优待。对此，何香凝气愤至极，曾质问蒋介石。蒋介石加以搪塞，把吴铁城拘押，不久又把吴放了。

受伤被捕的凶手陈顺是一名无赖，被人重金雇用行刺。从他身上搜出红十字会会员证一个，枪照一张，阜康押店当票一张以及分钱的单据。说明此人前几天穷得在典当行典当衣物，几日后骤得大笔来历不明的钱财，显然系被人收买。由于他生命垂危，廖案检查委员会边抢救边审问他，昏迷中他连呼“大声佬”的名字，这是朱卓文的诨名。临死前他供出：“香港有200万元打共产党，有几十万元打猛人。”

粤语“猛人”指有名声者。追问他：“猛人是谁？”他回答：“廖仲恺、谭平山。”

当时，谭平山在广东国民政府中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是政府官员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在凶手身上还搜出同谋者名单和美制曲尺子枪一把。经验证，子弹由广东石井兵工厂配发，枪支登记证上的持有人为郭敏卿，郭敏卿是朱卓文的未婚女婿，由此推断行刺由朱卓文一手布置。随着调查的深入，同谋者渐渐浮出水面，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赵公璧（胡毅生的妻舅）等人，后来又牵连到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别委员会本拟8月24日对主谋犯胡毅生、朱卓文发出通缉令，胡、朱等人闻风逃遁香港，逍遥法外。

一年后，朱卓文发表《致海内外同志书》，宣称：“廖仲恺遭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供认廖仲恺确为国民党右派所谋杀。

9月18日，本已缉拿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竟越狱隐匿。

有重大嫌疑的胡汉民曾仓皇躲藏，对此，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各怀鬼胎，许、蒋急于铲除政敌，坚持主杀，汪精卫则力保胡汉民不死。9月23日，汪精卫以派胡汉民赴俄考察为名，将其逐出广东。

粤军第1军军长梁鸿楷事发后企图发生军事政变，8月25日被缴械，亲信部队被改编，李济深取而代之。

开枪行刺的几个凶手大多不知所终。郭敏卿则被抓获后正法。

从历史发展看，廖案的最大获益人为蒋介石。胡汉民受牵连出走，许崇智因涉嫌此案，被蒋介石借机监视起来，并秘信劝其离开。汪精卫也落井下石，逼许崇智下台。为形势所逼，许崇智无奈离穗赴沪。蒋介石铲除两大异己，吞并部分粤军，攫取大权，一跃成为广东国民党中最有势力的人物。

此后不久，在蒋介石的示意下，轰动一时的“廖案”不了了之。躲在策划者等人幕后的主谋元凶是谁？香港出重金者又是谁？至今还是历史悬案。

廖仲恺遇难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着令全体文武官员及士兵，一律臂缠黑纱一周为廖仲恺志哀。国民政府“特颁治丧费1万元，将予国葬”。中共中央致唁电国民党中央，高度评价廖仲恺的一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是中国革命中的闯将。”

8月25日，国民政府为廖仲恺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党政军机关、要员和各界团体、民众集会，纷纷以祭文、挽联、诗词、花圈等多种形式沉痛悼念廖仲恺。

9月1日，廖仲恺出殡。灵柩从越秀南中央党部推出，缓缓地向沙河顶驷马岗临时墓地推进。所经道路和附近街道人山人海。送葬队伍有党政军官员和各界民众，计20万余人。其中省港罢工工人、黄埔军校师生、各地农民协会、国民革命军的骑兵队最为显眼。行列之浩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悲壮，为广州史上罕见。

与廖仲恺相濡以沫、患难大半生的何香凝悲恸欲绝，为丈夫泣作挽联云：

致命本预期，只因难党纷，赞理正需人，一瞑能无遗痛憾？先灵应勉慰，使完功继事，同魂齐奋力，举家何惜供牺牲！

廖仲恺的遗体暂居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墓左侧，1935年9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