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让包养情人的张道藩执掌立法院?

台湾的选举由下到上,几乎都栽萝卜式选举,在党组织内是如此,在政府和议会也是如此。当基层参议院选举逐渐完成的时候,基层的代表选举出来后,最高层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任期问题就第三次被提了出来。 在构筑“中华民国”政权机

主要角色

蒋介石为何让包养情人的张道藩执掌立法院?蒋介石为何让包养情人的张道藩执掌立法院?

    台湾的选举由下到上,几乎都栽萝卜式选举,在党组织内是如此,在政府和议会也是如此。当基层参议院选举逐渐完成的时候,基层的代表选举出来后,最高层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任期问题就第三次被提了出来。

    在构筑“中华民国”政权机构的五院当中,数“立法院”最让蒋介石和陈诚棘手和头痛。

    这倒不是“立法委员”如何的讲法和不讲法,而完全是“立法”之外的问题。

    1952年初,蒋介石就为“立法院”的危机而亲自出面协调解决事端。

    当时“立法院”的危机不是一重,而是至少两重大危机,一是“院长”缺位的危机,一是“立法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的危机。

    事实上,这两个危机于1951年底就已提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院长危机”源自于上次蒋介石强推就位的“立法院”院长刘健群的行为“不检点”。

    1950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撵走陈立夫去美国后,12月,刘健群如期当选院长。但是,事情还真如当初CC系当初强烈反对的那样,复兴社特务头目出身的刘健群主持“立法院”,并不得力,驾驭不了院里的“大炮”们不说,并且他本人还在台湾和“立法院”如此艰难的时期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于是终于自己把自己撵到下台的悬崖边缘了。

    二陈的CC系残余势力立即毫不客气地出手了。

    由于蒋介石亲自打压,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得CC系陷于崩溃边缘。原来那些金刚级的骨干们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但也有的不甘心就此沉沦,暗中积蓄着东山再起的力量。因此,从表面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一落千丈,但作为一个当初全国性的派系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人数庞杂,而且势力仍然不可小觑,甚至仍然强大。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CC系党棍被甩到了一边,但精明的张道藩、谷正纲等人还是被蒋介石不得不保留,并且安排要职。

    CC系庞大人员像陈立夫本人那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极力维护国民党统治,但被政坛边缘化后,便开始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在大陆时极为保守的CC派(曾坚决反对国共和谈),在区区一年时间内,就转变为政治开明派。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诤、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白云梯等元老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因此,CC系虽然因陈立夫出走而减弱,但犹如百足之虫仍然在政坛中活跃着,势力不可小觑。尤其在“立法院”,虽然刘健群在蒋、陈支持下当上院长,但CC系“立法委员”仍占据多数。周宏涛当初建议蒋介石联络200票的高招,事实上即使陈立夫离开了台湾也没有达成目的,严格地说,蒋介石仍不能完全控制“立法院”的每一次表决。

    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在台湾去世,更加激起了CC系的激愤。闻讯陈果夫过世,CC分子如丧考妣,于是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迎陈立夫回台湾任“立院院长”,继续领导CC系。经过近一个月的串通,他们联合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针对刘健群当院长这几个月内“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进行揭露,并准备进行弹劾。随后,“立法院”还组织了院务调查委员会。没过多久,该委员会便提出长达四万言的调查报告,将刘健群院长期间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种种劣迹挖了出来。

    刘健群手脚确实不干净,不可辩驳。在铁的证据面前,为避免被弹劾,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决定辞职。10月19日,他在“立法院”获准辞去院长之职,由院长改为委员,由副院长黄国书代理主持院务。

    刘健群当院长10个月,还差3天,就被CC系赶了下来,亦可见CC系力量的强大。

    但是,蒋介石并不愿意看到CC系势力继续膨胀,因此坚决不同意陈立夫返回台湾。CC系撵走了刘健群,在迎回陈立夫之事上并不能如愿。获益的,只是副院长黄国书。

    但是,蒋介石也不愿意黄国书执掌“立法院”。一则他当院长资历不够,在大陆时期最高职务不过副军长,难以在“立法院”服众;二则他是台湾新竹北埔客家人,本地意识强烈,执掌“立法院”不利于中央集权;三则他大陆时期在军界驰骋,虽然战功赫赫,但对立法诸事,知之并不深。因此,蒋介石只能另选他人。

    在众人之中,蒋介石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启用张道藩。

    张道藩既是CC系元老,又与陈诚、蒋经国关系密切,大陆时期出任过交通部、内政部、教育部次长,会写能画,还能编戏剧,有蒋介石的“文艺斗士”之称。他现在是中央改造委员,且兼任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中华日报》董事长数要职,负责文化领导工作。选用张道藩当“立法院”院长,则是蒋介石的一种折衷办法,他的“两边亲”的处事风格可以缓和CC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12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找到张道藩,悄悄透露这个好消息,说:“总统希望你去接任立法院长。”

    他本是事先报告喜讯且探探对方口风的,谁知张道藩反应十分激烈:“不成不成,我绝对不能当!”

    他为什么不当?张其昀知道他就是典型的CC系,以为他不迎陈立夫回国,自己接任院长,怕遭到众人的反对,特意强调告诉他说:“总统坚持要你去出任。”

    “不成不成,我绝对不能当!”说罢,张道藩还补一句说,“就是总统本人来找我,我也不会当的,此事绝对不行!”

    为了避免蒋介石亲自找他谈话,月底,张道藩未雨绸缪,抢先致函内政部,要求自行辞去“立法委员”职务。

    他辞去“立法委员”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脱离“立法院”,避免被推举为院长人选。

    其实,张道藩也不是什么绝对的不当官之辈,否则,他也不会上到如此高位。然而,这次他为何如此决绝?除了这次驱赶刘健群本意是迎回陈立夫的原因外,张道潘本人也有刘健群这样那样的可能被“立法委员”赶下台的“潜在毛病”。他最大的毛病不是刘健群那样的“贪”,而是“好色”。

    张道藩年轻时留学英法学习美术,后来才“学画不以画为业”,一脚迈进了政坛,为蒋介石负责领导文化工作。自古文人多风流,张道藩也不例外。学画的时候,他就支持刘海粟的裸体艺术。在重庆时期,他把好友、著名诗人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魔法般变成自己的情人,直接导致1945年12月徐蒋离婚。而张道藩本人一直有法国籍妻子素珊和孩子,却过着包养蒋碧薇的金屋藏娇生活。现在,素珊和孩子被张道藩送到千里之外的澳洲法属新克利多利亚岛,他表面上一个人在台北当裸官,其实住在台北温州街96巷6号他为蒋碧薇置办的家里。这是一座日式平房独院,入院后正房三间,右边门牌挂着“张道藩寓”,左边挂着“蒋碧薇寓”,两人公开同居一院,再次成为台湾媒体热衷的绯闻。“立法院”里“大炮”奇多,说不定哪日哪位“大炮”拿这事“开炮”,他张道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立法院长”肯定干不下去。古话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张道藩决定现在不去沾“立法院”院长这腥儿,免得届时身败名裂。

    但是,他给内政部的信函送去后,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下落。

    孰不知,他的这个坚决拒绝姿态,反倒让蒋介石很喜欢。因为这表明他张道藩没有政治野心,无意追权夺利啊。蒋介石更加不放他了,先后两次召见谈话,不准他推辞。但是,在情场上如履薄冰的张道藩还是坚辞不就,被蒋介石逼急了,脱口而出:“我这是去飞蛾扑火啊!”

    “这个工作非要你去干不可。”蒋介石说,“今天国家到这样地步,就是要你去牺牲,你也要去牺牲。我们就这样定。”

    张道藩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1952年2月,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内定张道藩为“立法院长”候选人。随后,蒋介石以“总统”身份提请“立法院”议决。

    3月11日,“立法院”举行大会。500多名“立法委员”聚集一堂进行投票,多数票支持张道藩。

    张道藩当选“立法院长”后,黄国书交出“代院长”职务,仍回任“副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7日,张道藩走马上任。

    上午接事,行礼如仪。随后,他没有按以往惯例宴请“立法委员”们聚餐庆祝,再说一些感谢、希望配合的客套话,却拉上大陆时期文化运动委员会时的老部下唐仁民径直去了沅陵街,私自掏钱购置几束鲜花,直奔泰山祭奠陈果夫去了。

    张道藩正式上任后,接受前任刘健群的教训,成立“立法院”经费稽核委员会,由院会推选委员负责经费审核。并且,他对外声称:“本人不问金钱,机关事务委托秘书代拆代行。”准备做一个超然的“三不管院长”。“立法院”的CC派同仁立即恭维说:“新张大庆,大道之行,破除藩篱。”

    但是,陈雪屏听到这把“张道藩”名字都嵌入其中的恭维话后,公开在媒体记者前批评张道藩道:“且乐且悲,亦文亦侠,多才多艺;非佛非仙,是庄是谐,不老不少。论品行私德,还不如席儒(刘健群)呢!”暗指张道藩那些见不得人的风流事。

    孰不知陈雪屏维护的“席儒”,在抗战时期因为失恋,也曾一度出家做和尚。因为前后两任院长都是“爱情”上的风流人物,坊间便有人称“立法院”为“风流院”。

    这让张道藩知道后很生气。在“立法院”第一次院会上,他不得不澄清道:“中华民国是法治国家,立法院就是法制的渊薮,是由高尚人士组成,岂可与花柳妓院堪比!以后此类言论如果发现,一定重究。”

    张道藩当院长了,“立法院”开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负责的文化领域“立法”。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台湾《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根据这个规定,4月11日,“行政院”下令停止报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得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从而开始了台湾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舍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过。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称这个退步。但由于张道藩等人的坚持,反对意见一概被排除之外。

    CC系的张道藩成功当选“立法院长”,还让陈诚土木系不舒服。他们再次反击,在“行政院”出手,揭露CC系的内政部部长余井塘、经济部部长郑道儒的“失职”和“舞弊”行为。

    4月24日,陈诚主持“行政院”院会,进行内部人事调整。内政部部长余井塘提出辞呈,辞去内政部部长职,专任政务委员;其内政部部长由政务委员黄季陆继任;经济部部长郑道儒提出辞呈,由前度激烈批评台湾外汇制度弊端的财政部政务次长张兹闿继任。

    随后,蒋介石明令对诸人进行任免。

    陈诚对CC派的这个还击,使得两派再次达到平衡。就这样,由去年10月份以来的院长危机总算过去了。

    第二个危机就是“立法委员”的任期危机。

    按照当初南京行宪时制成的宪法中立法委员任期三年的规定,1951年5月,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期已满,依法应宣布“立法院”解散,并于解散前三个月内选出第二届“立法委员”。可“国民政府”只剩下一个台湾省,但若真这么办,则第二届“立法委员”只能在台湾选出。这样,就无法具备全国代表性,国民党的法统立告中断,“中央政府”也就无“中央”可言。

    这当然是一条走不得的死路。

    对于这个由于“立法委员”的任期引起的法统危机,1950年12月,“行政院”就呈请蒋介石咨商“立法院”,议决同意由第一届“立法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延期时间暂定为一年。而到1952年年5月,延期一年就到期了。虽然张道藩出任院长,“立法院”有了掌门人,但依照宪法,“立法院”却在一个月后就要解散了,第一届“立法委员”也要卸任散伙了。怎么办,张道藩只好找蒋介石想办法。

    蒋介石哪有什么好办法?只好照葫芦画瓢,再次违反民主程序,下令张道藩仿照前次办法,继续议决延期一年。

    5月2日,张道藩召集院会,不费多少口舌,才令众“大炮”同意蒋介石的咨商,决议本届“立法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一年,使得张道藩的“院长”和立委身份又“合法”了。

    然而,在台湾地方选举完成后,12月1日,张道藩又来到了“总统府”,向蒋介石再次提出说:“立法院第二次延期,明年5月份又到期了,必须早早作出准备。”

    这年年延期,一延再延,致使“立法委员”和“立法院”的合法性广受外界质疑,李宗仁、毛邦初等人就是利用“延期”的不合法性,一次又一次地对蒋介石“总统”身份发难,像胡适这样的人,也一再反对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做法。这种窘境,也使得张道藩和众“立法委员”不敢细想自己的职位是否是正当,领着薪水和举手表决时,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有的委员干脆公开说:“再不从法统上落实,这宛如给人家当小三似的委员,不当也罢。”

    为此,张道藩说:“必须采取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

    但是“国土”只剩下台湾一省,这个选举范围比当初对日和约的适用范围更难以解决。因为没有大陆地区选举出来的委员,就根本不可能代表大陆,“中华民国”就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

    蒋介石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只好回复说:“尽快开会研讨。”

    随后,陈诚提出一个建议,对《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修法”,即把不利目前现状的种种条款都进行修改,剔除,这样一切难题都可以解决。

    于是,蒋介石找来张道藩,下令他组织“立法院”修正《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以图彻底改变这种年年延期、年年让人指责的做法。张道藩本来就是御用文人的品性,受命后就回到“立法院”,找来副院长黄国书:“修法,修法!”

    “修什么法?”黄国书莫名其妙地问。

    “总统要求我们修正《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委员们采取年年延期的方法,得改变。”张道藩说,“因此,希望你请专家和委员们进行研讨。”

    年底,“立法院”召开院会,对修改两部组织法进行讨论。会上,“大炮”们各抒己见,吵不得不可开交。这给1953年的立委不需要延期之事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似乎修法的方法也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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