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死亡之谜:宋美龄关键时刻下了道“催命符”

蒋介石与宋美龄 蒋介石初期卧病时,宋美龄急切期待蒋介石能早日恢复健康,尽快到“总统府”销假上班。到了1972年9月以后,宋美龄更希望借助物理治疗方法,达成让蒋介石康复的目标,并且能“早一点恢复上班”。宋美龄交代由孔二小姐负责主持的台北天母

主要角色

蒋介石死亡之谜:宋美龄关键时刻下了道“催命符”蒋介石死亡之谜:宋美龄关键时刻下了道“催命符”

蒋介石与宋美龄

 

  蒋介石初期卧病时,宋美龄急切期待蒋介石能早日恢复健康,尽快到“总统府”销假上班。到了1972年9月以后,宋美龄更希望借助物理治疗方法,达成让蒋介石康复的目标,并且能“早一点恢复上班”。

  宋美龄交代由孔二小姐负责主持的台北天母“振兴复健中心”,延请一位从美国医院退休的医师,到官邸专门为蒋介石进行物理复健疗程。同时,“振兴复健中心”还有复健技术员,为蒋介石作全身按摩,活动四肢各个关节。

  复健课程的场地,就在士林官邸大客厅靠壁炉附近的空间。“振兴复健中心”派了复健医师、复健技术员,医疗小组的医师、护士、侍从副官等人在旁服侍。宋美龄也总是在场旁观复健,不断鼓励蒋介石多走几步。大病初愈,蒋介石的四肢关节和肌肉萎缩情况虽然不算严重,却相当程度地影响行走活动,蒋介石虽然勉力为之,巍巍颤颤,战战兢兢,最多也只能走几十步。

  除了走路训练,因为右手萎缩得厉害,病中已无法以右手写毛笔字,更遑论批示公文了。宋美龄强迫蒋介石用左手练写毛笔字,希望他日后能用左手写字办公。

  复健工作持续了好几天,蒋介石毕竟是军人出身,意志坚定,毅力惊人,从复健之初,在有人扶持之下,行走数十步,到稍后可以到户外作短距离散步,观赏园中花木景致。在稳定中见到身体情况一天天进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复元情况理想,竟然想揠苗助长,恢复病前每天下午坐车兜风散步的老规矩。宋美龄这项举动,却引起医疗小组一阵紧张,没人敢拍胸脯保证,在座车兜风的过程中,不会发生致命的突发事故。

  1 强行兜风,“御医”冷汗直流

  从1972年7月以来,蒋介石卧病期间,身上插满了各种医疗用的管子,氧气管、胃管(自行进食后拆除)、点滴管子、抽痰管,以及四五条心电图线路,医师时时刻刻都要监测蒋介石心脏搏动状况。复健期间,作物理治疗,蒋介石必须拔除这些管线下床活动,但毕竟脱离仪器监控的时间不长,顶多半个小时,又会回病床躺下,重新插上这些管线。何况散步地点不出官邸或病房周边,近在咫尺,纵令有紧急情况,医护人员亦可随时应变,风险不大。

  可是,若是搭着“总统”座车到郊区兜风,脱离了官邸和病房的各种医疗器材的监控范围,万一蒋介石的心脏负荷不了,或者发生紧急情事,谁都负不起这责任。无奈宋美龄坚持要蒋介石一块儿去兜风,医疗小组只好奉命行事,请“三军总医院”调来一部最新式的救护车,配属一组医护人员,坐在救护车上待命,车上齐备全新的医疗急救器材,紧跟在“总统”座车的后头,亦步亦趋,全程一路尾随。

  那天是蒋介石病后第一回坐车兜风,久未出门的蒋介石心情格外兴奋,宋美龄也好久没有外出,能再次和蒋介石夫妻同行出游,显得十分开心,交代侍卫长,今天可以开远些,就往高速公路方向开吧。

  台湾的“十项工程建设”,是蒋介石亲自批准计划并全力推动的,中山高速公路正是“十项工程建设”相当重要的一环。是时,中山高速公路只有北部部分路段完工,而且尚未开放通车。蒋介石车队是第一批开上中山高速公路的车辆,新建的公路,路面修得非常平整,行驶平稳舒适。座车一路从台北,直奔桃园龙潭;沿途风景秀丽,令人心旷神怡,蒋介石凝视车窗外景致,思及“十项工程建设”已有初步成果,而这两年卧病在床,不能亲身与闻国政,深觉既欣慰又感慨。

  车队到了龙潭,已到当时高速公路通车路段尽头,医疗小组人员考虑到蒋介石恐怕太累,马上调转头返回士林官邸。

  一趟兜风行程不到一小时,已经让整个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捏了好几把冷汗,生怕稍有闪失,蒋介石的心脏要是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谁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救回来。直到“总统”座车和车队安返士林官邸,“御医”们心里那颗大石头才放下来。

  蒋介石重病兜风,固然让医护人员紧张不已,但从宋美龄的立场而言,要蒋介石外出散心,也是一种促进蒋介石康复进度、早日过正常人生活的一种手段。

  宋美龄除了想尽办法,希望蒋介石尽早康复,尽早恢复上班,宋美龄也思虑到另一个事涉观瞻的问题。蒋介石久未公开露面,特别是庆典场合,总是不见“总统”主持,而由严家淦“副总统”代表,难免留给外间种种揣测的空间,是不是蒋介石已经一病不起,甚至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在蒋夫人深思苦虑之下,“政策性”地安排了几次公开场合,让蒋介石出现在电视镜头或是摄影镜头面前,借此昭告天下,蒋介石还十分健朗地活着,外界的谣传,纯属无稽,不攻自破。

  为此,宋美龄一共为蒋介石安排了三次公开露面场合,还有一次秘密露面场合。这些露面场合分别是:孙子蒋孝勇结婚后偕同新婚妻子方智怡,到“荣总”第六病房和蒋介石、宋美龄合照;孙子蒋孝武婚后生了儿子友松,特地抱到病房,让蒋介石享受含饴弄孙之福;国民党全会主席团在中山楼晋见蒋介石;而秘密会面场合,则是和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晤面。

  2 美国“颠覆大使”刺探老蒋病情和马康卫的会面,时间点应是1974年的秋冬之交。之前,美国方面曾经多次向台湾当局“外交部”反映,马康卫“大使”希望在卸职之前,能和蒋介石会面晤谈。马康卫大使人称“颠覆大使”,凑巧的是,许多他驻在国家,在他出使期间,都发生了离奇的政变事件。1970年,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问美国,险些被“台独”分子黄文雄等两名歹徒刺杀,事后亦有传媒臆测和马康卫“有关系”。

  

  蒋、马最后会晤,安排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蒋介石当天的精神状况良好,体能也不错。马康卫进入官邸大客厅,和蒋介石、宋美龄握手客套寒暄。蒋因为腿部肌肉萎缩,只能坐在椅子上和马康卫握手,为免失礼,有关人员曾经事先告知马康卫,蒋介石腿部肌肉不能随意坐立,故只能坐着和马康卫握手,宋美龄也一旁致意说明,马康卫表示他毫不介意,并礼貌性地表达他对“总统”阁下健康的关切。晤谈过程,全部由宋美龄担任翻译。当天会晤时,蒋介石除了开头讲了几句话,之后几乎全由宋美龄和马康卫交谈,蒋介石只是一旁微笑点头。

  马康卫见蒋,有两大目的,其一是向蒋介石表达感谢之意,因为,他即将在第二年春天结束出使任务,返回白宫复命;其二,马康卫显然是要借着这次会晤,亲自探知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向美国当局作第一手的简报。

  马康卫是美国驻台湾当局历任“大使”中,任期最久的一位,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首先,被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视为“义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秘密访问北京,为美中关系破冰,鸣第一枪。尼克松此举,曾引起台湾当局内部强烈震撼,无异于台湾五雷轰顶之打击。蒋介石一度把这项“外交”失利,归咎于台湾当局“外交”人员的办事不力,甚至归咎于孔令侃受台湾当局委托,转赠尼克松选举团队政治献金,没有发挥既定效果。

  1972年1~2月间,孔令侃兼程返回台湾,由宋美龄代其争取“行政院长”职位,遭蒋介石峻拒。尼克松对台湾当局态度丕变,突然秘密造访北京,蒋介石盛怒之下,更迁怒孔令侃没有做好对美工作,怎么可能再授他以更高权柄?更何况,在此之前,1971年10月间,因美国政府未尽全力支持,台湾当局黯然退出联合国;而早先孔令侃曾信誓旦旦,能做好美国关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一败涂地,蒋介石对其“外交”系统深表不满,也影响蒋介石对孔令侃之观感。

  从1972年9月到1974年12月1日之间,蒋介石固然仍在病中,但病况大致仍在医疗小组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换言之,蒋介石健康情况仍在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个阶段当中,官方的《蒋介石治疗报告》叙述的治疗情形,也大致还符合实情,并无过分粉饰情事。

  在提及1973年12月22日,蒋介石出院回士林官邸,以至1974年12月1日之前,这近一年之间,蒋介石身体情形,《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蒋介石返回士林官邸后,心情极为愉快,食欲增加,体重亦随之增加至110磅左右,每日在官邸庭园中游览数次。在返回士林官邸休养的一年之间,每日仍接受物理治疗……但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仍不时发作,每次仍赖服用各种抗生素药剂始能控制,因血管硬化所造成之心脏肥大,虽经休养及医治,偶仍有心律不规则发作。”

  但是,官方版的《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中谈及1973年12月22日至1974年12月1日治疗情况时,若干关键字句,隐隐约约地间接透露了日后在医疗决策上,出现重大问题的伏笔。在这一阶段的《蒋介石治疗报告》中指出:“医疗小组因感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时发时愈,此对蒋介石之健康有极不良影响,又蒋介石之血管硬化及心脏肥大症,亦可随时产生并发症,因此曾邀请国内外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这段记载中所谓:“曾邀请国内外泌尿、心脏等科专家会诊,几经商讨后,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除非是明了蒋介石晚年医疗过程实况的“御医”,此外,没有人会意识到上述《蒋介石治疗报告》这段文字,正是攸关蒋介石生死之谜的关键字句。

  3 1974年12月1日,成为蒋氏身体状况的分水岭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呢?且听娓娓道来。

  

  蒋介石神智清楚尚能视事时,有关岛内事务,无论巨细,僚属们总要问过蒋介石的意思之后,方能拍板过关。官邸事务,蒋介石向来尊重宋美龄,鲜少过问。至于政务,蒋介石向例不允许宋美龄插手,惟独对美“外交”事务例外,蒋介石相当尊重宋美龄的意见。等蒋介石卧病在床,医疗事务则由宋美龄一把抓。当上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尽管接掌了大多数的政务,士林官邸内的事务绝不轻易碰触,更不敢过问宋美龄的决议。

  蒋介石卧病昏迷期间,官邸重要事务惟宋美龄马首是瞻。宋美龄宠信外甥女孔令伟,溺爱有加,孔二小姐和孔令侃并称为宋美龄的两大金童,孔令伟地位如同宋美龄亲生女儿。官邸人当面称她“孔总经理”,背地里称她“孔老二”或“孔二小姐”。此人天赋异秉,鬼灵精怪,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似乎什么都懂,颇有点小聪明,又老爱做怪。孔二小姐的外行硬充内行,难免捅出许多纰漏来,宋美龄非但从不追究,而且深信不疑,溺爱有加。

  孔令伟每出馊主意,宋美龄深信不疑,动辄铸成难以挽救的错误决策。

  1974年11月间,根据历次肺部X光摄影显示,蒋介石肺部积水仍然未见改善,但是,蒋介石病情既未见恶化,也未因肺积水感觉任何不适。当时医疗小组的说法,截至1974年12月1日以前,蒋介石已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蒋介石心情极为愉快,食欲也不错,体重也随之增加到一百一十磅左右,每天都会在官邸的花园里散步好几趟。加上每天接受物理治疗,蒋介石肢体体能颇有进步,不但行动较为敏捷,而且还进步到能自行梳洗、洗澡的地步。这证明直到1974年的12月1日以前,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有显著起色。

  而 《蒋介石治疗报告》 也巧妙地以1974年12月1日,作为蒋介石身体状况的分水岭。

  医疗小组分析,蒋介石肺部积水的肇因,是心脏功能较差而引起。左右肺叶有三分之二浸泡在积水里(浸润现象),医疗小组拿不出更好办法,肺积水一时之间不易改善。医疗小组认为,肺部积水问题,短时间里不致威胁蒋介石性命,惟一麻烦的,因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肺脏正常运作,势必二十四小时插上氧气管。尽管肺部有浸润问题,身体及生命现象均称稳定。医疗小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不宜贸然抽取肺部积水,以免节外生枝。此即《蒋介石治疗报告》 中所谓“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此时,号称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却向宋美龄鼓动,声称她和哥哥孔令侃在美国找到了一位世界名医,又是一个洋华佗,可以抽出蒋介石的肺部积水,让蒋介石身体快速复原。宋美龄听孔令伟把这洋医师说得如此神奇,大感兴趣,如果蒋介石能迅速康复,即刻上班,“第一夫人”的权力方得确保。当下命令孔令侃、孔令伟兄妹赶紧把这位旷世名医请来台湾。

  1 孔二赤脚顾问,越洋礼聘“华佗”

  1974年11月底,孔氏兄妹把这位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哈医师风尘仆仆刚到士林官邸,宋美龄待他宠若上宾,和他促膝长谈。宋美龄一相情愿地认为,与君一席谈,胜过医疗小组三年的病榻旁苦心照顾。

  哈医师看过蒋介石一长串病历表之后,提出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如此一来,才有康复希望。

  宋美龄一听,康复有望,焉有不喜出望外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丈夫久病卧床,作太太的焉能不心浮气躁?宋美龄急望蒋介石赶快痊愈,甚至明天就复行视事,重掌权柄,使得“总统”的权力光环能普照夫人。

  但是,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过激之治疗方法”,对治疗只会适得其反,使病人发生不可预测的危急后果。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没有人赞同哈医师的见解。医疗小组只和哈医师开了一次会,中国医师们不但提出反对意见,期期以为不可,私底下尤其议论纷纷;可是哈医师依旧坚持他的专业判断,认为抽出肺部积水是蒋介石康复的惟一机会。

  医疗小组在王师揆医师领衔之下,力持反对之议。医疗小组成员甚至打了一个比方,说明他们的主张:蒋介石肺部积水中的病菌,就好像是一群盗匪,眼下全都集中在肺部,好比盗匪全躲在土匪窝里,医生们天天给蒋介石注射消炎药剂(各种新式抗生素),一如官兵围剿盗匪。医疗小组提出警告,把肺部积水抽出,这套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际操作穿刺抽水过程中,无法控制细菌不扩散,稍一不留意,很容易因此造成严重的感染,恶化病情。这就好比官兵把强盗赶出了土匪窝,使盗匪四处奔窜,为患更烈,病况恐怕再也难以挽救与控制。

  2 远来和尚会念经,十年“御医”不如一朝洋医医疗小组成员认为,他们长期照顾蒋介石病情,非常清楚他的体质和病史,现有的治疗方法固然不能很快让蒋介石痊愈,但持续善加保养,尚可维持病情稳定一段时期。如果一旦使用过于急切的治疗方法,恐怕欲益反损,得不偿失。这也正是《蒋介石治疗报告》中强调“咸认为不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的主因。

  心心念念认为“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医疗小组的医师们担忧,宋美龄如果尽信洋医师,怀疑且推翻医疗小组原本稳健而安全的治疗方法,势必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

  3 宋美龄践踏医师专业,“御医”找蒋经国评理医疗小组的医师本于专业职责,和对蒋家的一片忠心,苦口婆心,仍然拗不过一意孤行的宋美龄。这群台湾的“御医”们,迫于无奈,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要蒋经国帮忙劝阻宋美龄独断独行。医生们衷心表示,美国医师并不清楚蒋介石的病史,而且中国人的体质、体型比较纤细,明显和白种人不同,如果美国医师光是凭着阅读蒋介石的书面病历资料,骤下诊断并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是相当危险的。医疗小组也一再向蒋经国抱怨,宋美龄屡屡偏听孔二小姐的非专业意见,洋大夫又执意要抽取蒋介石肺部积水,万一有个闪失,恐将严重危及蒋介石健康与生命安全。  

  蒋经国乍听之下,也大吃一惊。心想孔令伟又在搞什么花样,她闯的祸事还不够多吗?万一真给医疗小组不幸言中,让那个洋医生骤然抽肺部积水,抽出了毛病,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任呢?

  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敬禀”、劝告。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去了士林公馆,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地抱怨,迎面而来。宋美龄告诉蒋经国,她完全是希望蒋介石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最好过完圣诞节和阳历新年,就能恢复正常上班,处理当局事务。这个美国医生,是孔家好不容易从美国以重金礼聘来台湾的,在美国,哈医师可是大大有名的外科权威医师,在美国的手术行程已经排到明年了,这次费尽唇舌请他破例从美国飞来台湾,到国外“出诊”,费用高得吓人哪!孔家预付了好多美金,动了好多唇舌,才请动哈医师的啊!

  赞扬完哈医师的医药专业,宋美龄开始数落蒋介石身边的医疗小组:“经国,你自己回想一下,从‘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到今朝,搞了两年多了,先生的病时好时坏,他们医疗小组的确很辛苦,但是先生仍未恢复健康却是事实,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哈医师的抽积水手术呢?哈医师给我作的简报,十分专业,我们的医疗小组就该学习他的专业,要服气人家,更要尊重哈医师的专业,不要动不动就质疑人家。”

  宋美龄扬起嘴角,很笃定地说着:“经国,我看就这样子,哈医师只能在台湾几天工夫,我马上就要召集医疗小组和哈医师一起开会,经国,你也一同来参加,等你听过哈医师的意思,就明白我的苦心。经国啊!我同你一样,也希望你阿爹早一点好起来,我们医疗小组太过保守了,要靠他们治病,不知要拖到几时啊!”

  4 蒋经国无能为力,宋美龄强渡关山1974年12月1日(恰逢礼拜天)中午,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一起开会的人将近20人,在士林公馆的大客厅开会。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赞美了哈医师一番,宋美龄发言大意是说哈医师来一趟台湾不容易,他在美国的行程都排满了,在台湾停留的时间有限,马上又要赶回美国,蒋介石的病情紧急,医疗小组要多听哈医师博士的专业意见,争取时间,为恢复蒋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着,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医师的个子不高,讲话时面无表情,只顾重新讲解一遍他的抽积水理论,哈医师讲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谈话的内容一大半部是医学名词,以蒋经国的英文能力,普通谈话闲话家常还行,遇到讲些比较抽象或是稍微专业一点的话题,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边了。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哈医师讲的医药专业术语,根本无从判断眼前这位洋医生究竟高明到什么地步,更难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脏积水存在什么风险。

  哈医师讲完话,会场一片沉寂,没人敢发言顶撞,或者发表不同的意见。宋美龄很清楚,在场的中国医师没有人会赞成肺部穿刺手术。她马上发言补充,她夹杂着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话说,哈医师讲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积水,任由蒋介石的肺脏恶化下去,身体怎么可能变好。这积水里边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细菌,不把它们赶出身体,先生怎么可能好得起来?现在,蒋介石的肺叶有三分之二泡在这毒水里,每天靠氧气输管过日子,再不想办法把细菌抽出来,有再好的药也不成。

  宋美龄一边替哈医师助讲,眼神往会议桌边每个人脸上一扫而过。当宋美龄掉转她的眼神的瞬间,医疗小组几位“御医”不约而同地看着蒋经国,他们深切地期盼蒋经国能在此时发言,及时制止宋美龄一面倒的意见。只要能及时帮蒋介石避开一场性命豪赌,哪怕是出言不逊,“御医”们也愿意冒死直谏,但是,关键必须由蒋经国先开口,他只须在会议桌上讲一句话:“是不是请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发表意见。”只要蒋经国发第一枪,他们就会同声响应。

  就在这几秒钟时间,宋美龄眼神梭巡会议桌一圈之后,回过头来问蒋经国:“经国,你有什么意见?”蒋经国已经被哈医师一大套英文医学名词,搞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蒋经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回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听完蒋经国这句“一切请母亲决定吧”,医疗小组明白一切已经没有指望,连蒋经国都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只能坐着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宋美龄以半洋文半上海话高声说,“我认为外国医生的意见很好,既然经国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请哈医师博士为总统施行肺部手术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医疗小组并不认同哈医师的“高见”,却完全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在宋美龄强势作为之下,她强制性作出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会议结束之后,医疗小组成员个个心灰意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怕宋美龄怕到这种程度,抽肺脏积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手术在台湾很少对80岁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况蒋介石曾经一度昏迷,心脏机能又是如此脆弱,医疗小组的医师们个个摇头叹息。

  “国危思良相,病笃思良医。”这群蒋介石的“御医”们,想起蒋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特地派了卢光舜大夫,到美国敦请华裔心脏名医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考试,出国深造。毕业后任职于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不久便成为科主任。他生长于中国备受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时代,深切体会到这一代中国人负有振兴华夏的重责大任,余博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良医救人的使命感。卢光舜医师远涉重洋,到美国找到余博士,当面说明蒋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台湾为蒋介石治病,余博士当下答应接受这项任务,放下手边的医疗工作,远涉重洋,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

  从此,余博士经常往返美国、台湾两地,到台湾,短则停留几个礼拜,长则停留好几个月。每天一大早,“总统府”派车到余博士下榻的圆山饭店,载他上“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几个小时,为了照顾蒋介石病情,他日以继夜,无怨无悔,拿的酬劳也不过是工作范围的应有报酬,从未借机勒索敲竹杠。

  医疗小组成员大家心里有数,余南庚是咱们中国人,他为蒋介石治病,是基于一份民族意识,不是为金钱。但是,哈医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据说,宋美龄透过美国的孔家,花了好多钱,才把他礼聘到台湾,为蒋介石开刀。哈医师毕竟是外国人,你们的“总统”生死存亡,干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给专业意见,只管动手术刀,台湾当局付钱埋单,开完刀,哈医师拿钱走人,不会像余南庚带着任何一丝丝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专业知识,赢得了蒋介石医疗小组医师们的一致激赏与认同。在医疗小组成员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准和德性,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余南庚博士,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悦诚服,但是,对这个哈医师,医疗小组成员打心眼里难以服气。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1  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

  “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2 宋美龄两套标准,严责钱如标,放过孔令伟

  原本极力吹嘘洋医师医术高明的宋美龄,以及对外号称是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这下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时之间全慌了手脚。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医疗小组“御医”们早就警告过宋美龄、蒋经国,所谓背部穿刺手术的高度风险,可惜,宋美龄始终置之不理。“御医”们自始就认定背部穿刺手术“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侍卫人员心里都有数,决定肺脏穿刺手术,抽出肺部脓血积水,确实出自宋美龄一片善意,却无疑也是蒋介石生命快速终结的催命符。宋美龄和“女儿”孔令伟内心是否歉疚自责,外人无从得知。

  宋美龄对戳破蒋介石肛门的钱如标,恨之入骨,关他禁闭还难消心中之气,每每提及,嘴里还不停臭骂,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这一回,宋美龄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伟引介了“洋和尚”哈医师,搞什么穿刺手术,吹嘘可以“大有进展”,结果,不但没让蒋介石“早一点好起来”,反而数度让蒋介石病危。对孔氏兄妹,宋美龄格外“施仁”,从不责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当然,宋美龄心里明白她和孔令伟两人闯了大祸,可又碍于面子,不敢自承错误。“医疗总顾问”总算搞清楚,医疗小组医师们不赞同抽积水的道理。“医疗总顾问”暂时收敛了好一阵子,再也不敢提议延请“西洋神医”的馊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错已经铸成,悔时已晚。

  蒋介石施行肺脏穿刺手术,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个月后,蒋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孔家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陆”,台湾当局缺少一笔钱购置一批新式、尺寸较宽大的LCM-A(一种可以搭载美造M-24型战车的登陆艇),当时,孔祥熙还在世,接到蒋介石希望他捐输购买武器经费的函电,慨然同意捐献好几亿新台币,并就近在美国购置LCM-A登陆艇。

  1949年前后,蒋介石受孔家贪腐形象之累,屡屡受人怨谤;之后,孔家却大方捐输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议做肺部抽积水手术,又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出的馊主意,宋美龄是最后拍板定案者。

  手术后遗症,确实为蒋介石的晚年生命,笼罩着一层阴影。虽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提议追究责任,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3 蒋介石死亡之谜,蒋经国了然于心恶化的病体已经难以回复原点,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且逐步走向生命终点。医药和身体的事情,谁都没有把握。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也不敢追究这两位“女强人”的责任。

  

  1975年1月1日,纵使接班态势底定,蒋介石的卧病不起,使得蒋经国内心愁苦不已,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而这段期间,也正是哈医师为蒋介石动过抽肺脏积水之后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蒋经国在一年伊始的日记中,开宗明义写道:“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蒋经国说的“父亲在睡眠中”,时间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脏抽水手术之后的30天,因受手术后遗症影响,蒋介石仍处于高烧昏睡(迷)状态。

  1月9日的日记写着:“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之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月11日,蒋经国日记记录:“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有了起色,体温开始下降。”这段记载,说明了蒋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积水手术后,一直发高烧,最高纪录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断施打高剂量的抗生素及铺用冰毯,才开始降温。

  蒋经国所谓“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应该就是指肺脏积水抽除手术引发的高烧昏迷后遗症。

  1月14日,蒋经国日记说:“坐于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

  1月17日,称:“傍晚探父病,父亲答以笑颜。”

  2月7日:“父亲病情稳定、好转。”

  2月10日,是那年的农历除夕,蒋经国在日记中说:

  “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蒋介石身体情况有急转直下之势,日记里说:“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余宿于病房中。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

  蒋经国对这段时间蒋介石身体状况的记录,充分说明蒋介石已经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道路。不到两周时间,蒋介石终于撒手人寰。诚如一位侍卫官员叙述,肺部抽水手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影响先生迅速走向死亡。”“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先生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积水之后,蒋介石身体已相当孱弱。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不敢再加隐瞒,故而叙述称:“(1974年)12月27日,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复发,同时发现膀胱内出血,脉搏增快。当即为蒋介石输血急救。……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时,蒋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医生发现蒋介石之脉搏突然转慢,瞬即降至每分钟不到二三十跳,于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脏药剂注射等急救,数分钟后心脏即恢复正常跳动。”至于被抽掉积水的肺部,《蒋介石治疗报告》说:“肺部炎症,终无法完全治疗,因此蒋介石时有轻度之寒热,所有之抗生素,对造成肺炎之细菌,皆不发生作用,医疗小组只能采用支持疗法。期能增进蒋介石之体力,使其体内产生抗力,而自行控制传染。”

  肺部感染严重、心脏功能衰退、血液循环不畅,再引起体内器官积水,好几种病灶相互牵引,恶性循环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时50分,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失望地放下电击心脏急救设备,正式宣告蒋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画下休止符。

  1969年的车祸,形成蒋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场大灾难,严重撞击心脏部位的内伤,使得蒋介石健康情况直线下降。蒋介石告诉严家淦:“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假如不是那场车祸,蒋介石不致卧病,假如不是宋美龄独排众议,执意赞同美国医师的意见,动抽取肺积水手术,原本尚称平稳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变,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为天命抑或是气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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