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记民国四大高僧之印光法师

文：魏东月

编者按：民国时期，佛门有四大高僧，分别为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弘一法师、太虚法师。四人之德高望重为海内外所公认，且皆以大半生之光阴操持苦修、传道布教。其功德无量，令世人传颂。

民国四大高僧，皆有所长，派别各异：虚云法师历坐15个道场，重兴6大祖庭，是“一身而系五宗法脉”的禅宗泰斗；弘一法师则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成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太虚法师深研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论著，是佛教改革的倡导者；而印光法师，不仅与虚云、太虚皆为好友，更得弘一拜其为师，只因他一生弘扬净土宗，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被后世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竭诚自可转凡心”

印光法师是陕西人，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生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2年）。自幼跟随兄长读书，颖悟非常。少年时，赵绍伊多读程朱、韩欧之作，虽是大儒之书，然而他却从中感受到佛学的精义。15岁后，赵绍伊病困数载，据说是眼疾，几乎导致失明。于是他心无旁骛，一心念佛，遍读经书后始悟前非，后来眼疾竟然痊愈。光绪七年（1881年），21岁的赵绍伊至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道纯和尚处出家。次年，到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法师座下受具足戒。从此，佛门又多了一位高僧。

印光法师终其一生都在弘扬净土宗，相传是有一个契机。年少时，印光法师曾在湖北竹溪县莲化寺晒经，偶然间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始得念佛法门之妙。所谓，“平生自行化他，一心净土为归”，即肇端于此。后又因仰慕净土宗开山祖师——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又自号继庐行者。自此，印光法师走上了弘扬净土一脉的传奇道路。

印光法师书法

能成就一代佛教宗师，大多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都走了很多路，读了很多书，然后才能闭关悟道。

印光法师也是如此。出家后不久，印光听闻红螺山资福寺（北京红螺寺）是专修净土的道场，在1887年辞师前往。次年，进念佛堂，后任香灯、寮元及藏主等职。在此期间，印光除念佛之外，都在孜孜不倦地研读大乘典籍。

三年后，印光到了北京龙泉寺当行堂，苦行培福、潜修密证。1892年，印光法师又在圆广寺修行，期间有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京迎请《龙藏》，需要协助，遂跟随化闻和尚南下，居法雨寺藏经楼。此时，陕西人的刚劲坚毅、木讷质朴，在印光法师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法雨寺一住数年，励志精修，唯念弥陀。

1895年，34岁的印光佛法有成，应众僧邀请讲《佛说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讲毕即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到寺外住于茅棚之中。

法雨寺大雄宝殿

1905年，印光法师到温州头陀寺请藏经，事毕北归，仍住法雨寺藏经楼，读经不辍。不久，外面的世界已从大清变作民国，印光法师出家已有三十年，后人称其“终清一世，始终韬晦”。

也正是这段时日，印光法师与尚是少年的太虚法师成为了朋友。1909年，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到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教导山中的小沙弥，并与年过五十岁的印光法师初次相见。两年后，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转往普陀山度夏，再度和印光法师见面。印光法师对太虚的诗文颇为赞许，两人一谈便是数小时。这一老一少，于此时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年后，太虚法师推动整顿“僧伽制度”时，印光法师则不以为然。

“人皆可以做佛”

印光法师的佛学精神现于世间，并因此开启弘法的征程，离不开两位著名的居士。

尚是清末年间，著名佛教居士、旅行家高鹤年到法雨寺吊化闻老和尚之丧，与印光法师相识，此后就常到普陀山探视印光法师。后来上海的狄楚青居士创办《佛学丛报》，高鹤年向印光法师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当时署名为“常惭”，因此世人还不知道印光之名。

后来，在北京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的文章，甚为叹服，于是向人打听常惭是谁。最后知晓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1914年、1916年，徐蔚如两度到普陀山求见印光法师，要到了几篇信稿，带到北京印发，题名曰《印光法师信稿》。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了二十多篇信稿，重为印发，题曰《印光法师文钞》。这以后一再增印，在商务印书馆出了铅印版，在扬州藏经院出了木刻版，后来又在中华书局排印，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此后，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一印再印。这部《印光法师文钞》就此风行天下。

世人评价称，其文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抉择法门难易、发前人所未发。

也正因这番印书的契机，印光法师离开居住了25年的普陀山。

起初，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因人地生疏，遂约高鹤年陪他同去。在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印光法师在高鹤年的帮助下在太平寺住了下来，随后开启了创社布道的生活，此时已是1930年。

当时，印光法师之名在上海极为响亮，待到上海的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后，一时间门庭若市，居士名流问道的、善男信女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纷乱的环境让印光法师不堪其扰，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辗转到了苏州的报国寺闭关。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级佛书，前后多年印送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余帧。

印光法师在苏州报国寺闭关留影

弘化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于刻印流通了大量佛经佛书、净土宗典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印光法师亲自指导主持下的一个真正的佛教经籍出版流通机构。其影响所及，不限于净土宗，也护持了中国近代佛教；不仅传承了佛教，也传承了东方传统文化。

这份创社布道的工作，印光法师以75岁高龄出而自任，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并且一直坚持到1940年圆寂。

“只缘净土是君家”

净土宗，亦称“莲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始于东晋慧远大师，祖庭有江西庐山东林寺和陕西西安香积寺。到了近代，中国佛教包括净土宗皆陷入衰颓；与此同时，历代祖师的著作都出现于世。

后人皆称印光法师乘愿而来，应运而生，得以全面继承和弘扬中国历代祖师的净土教义，集净土教之大成。其中最重要的是选定《净土五经一论》，确立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此前，历代净土宗祖师在弘扬净土法门的过程中，形成了“净土三经一论”，三经是《无量寿经》二卷，此经叙说阿弥陀佛因位的愿行和果上的功德；《观无量寿经》一卷，此经说示往生净土的行业；《阿弥陀经》一卷，此经说示净土的庄严和执持名号证诚护念的利益。一论是《往生论》，此论总摄上三部经正明往生净土的义旨。另外《楞严经》中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也为此宗所重视。

清末，启蒙思想家魏源曾将《普贤行愿品》列入形成“净土四经”流通，按照自己的意见用各种译本的《无量寿经》取代曹魏时期康僧铠的《无量寿经》译本。此举遭到了印光法师的反对，他提倡应该流通原译本。他说，“楞严五卷末，大势至菩萨章，乃净宗最上开示。只此一章，便可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五。”

1932年，居士郭辅庭精刻印光法师选定的《净土五经》，初次流通。次年，印光法师正式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往生论》勘定为《净土五经一论》，作为后人持诵的范本，并由弘化社刊印一万部。

《净土五经一论》正式形成，印光法师先后作两序阐明五经的要义。此举意义重大，是近代净土宗振兴的一大成果，重新明确了《无量寿经》（曹魏康僧铠译本）、《观无量寿佛经》和《阿弥陀经》的正依地位，《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选入则充实了净土法门的念佛方法。此外，印光法师的《印光法师文钞》前后三编共计一百余万字，也是净土修行人的指路明灯，被誉为“小藏经”。

除了勘定《净土五经一论》外，印光法师对净土宗的贡献还有创建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1940年印光法师与灵岩全体执事合影 （前排居中者为印光大师，前排右二为妙真和尚）

苏州近郊吴县木渎灵岩山寺原是东晋时就创建的古刹。以后屡有发展，屡有兴废，至宣统年间成一荒寺，经当地士绅挽请普陀山真达和尚接收，由真达和尚出资修葺一新。但是真达法务繁忙，无暇管理。后由印光法师应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之请，移住灵岩。

印光法师为灵岩山寺制订了五条规约，以期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这五条规约是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1933年，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将此五条规约申报吴县政府，刻石立碑。如今，这块刻有印光法师手订的五条规约的石碑，仍还完好地保存在灵岩山寺。

1940年12月2日，印光法师预知时至，端坐念佛，安祥圆寂，时年八十（虚岁），戒腊六十。次年茶毗（火化），得五色舍利无数。印光法师一生的事业，就是一部净土宗的振兴史。古德云：“人心弘道，非道弘人。”此语在大师身上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

弘一法师称其：“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太虚法师则曰：“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解行双绝者，印光大师也!”

（文章小标题摘自印光大师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