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七七抗战的国际影响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毅然奋起，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全面抗日战争，史称七七抗战。中国的全面抗战，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步骤，延缓了东西方法西斯结盟的进程，动员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向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方面转化。

　　一

　　中国的七七全面抗战打乱了日本的侵略步骤，制约了东西方法西斯国家的战略配合，成为轴心国家之间结成战略同盟的重大障碍，从而阻碍了日本呼应德国的北攻苏联、南攻英美战略的实施。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沦陷期间，日本对华军事战略是速战速决，企图通过一场有限战争迅即占领整个中国，然后，或北进进攻苏联，或南进进攻英美。中国的持久抗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战略，迫使日本陷入了中日持久战泥潭而进退两难，成为日本实施北进、南进世界战略的巨大障碍。

　　日本的世界战略包括北进、南进政策两个方面。在日本全面侵华初期，北进战略占主要地位，其主要目标是攻占苏联远东地区。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正式把北进、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目的包含有南进的意图，但主要还是为了巩固和扩大以中国东北为主体的北进基地。当时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后来回忆说，东北和华北是一个整体，要想解决东北的“治安肃正”问题，不占领华北是不可能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极力主张在攻苏之前，先给中国一击，以消除北进的后顾之忧。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当局极为轻视中国的抵抗力，乐观地估计只以三四个师团的兵力进行打击，中国就会在短期内屈服。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扬言，只要日本动员的声势一起来，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担心，把数个师团送到华北，兵力被拖住，出兵西伯利亚便成了空话。但首相近卫文麿认为，七七事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决定迅速增兵华北，扩大侵华战争。

　　战争初期，日军虽占有装备和战力上的优势，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受到重创。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使日军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1937年末，在中国关内的日军达16个师团，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武汉会战后，日本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可谓倾巢而出，要想北进攻苏完全是有心无力了。

　　此时在远东，苏联远东军已增加到20个师，而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却只有7个师团，本来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却投入到了中国战场。这种情况使日军统帅部内部发生了争论。以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代表的参谋本部担心，对华战争将会变成长期战争，而无力发动对苏战争，因而主张停止军事进攻，用政略手段来结束对华战争，转入对苏战争体制。以陆相杉山元为代表的陆军省则主张继续扩大战争，用军事手段打垮中国国民政府。杉山认为，只有征服了中国才谈得上北进。近卫文麿支持杉山的意见，决定继续扩大侵华战争。

　　1938年7月，日本朝鲜军在苏联边境挑起了张鼓峰事件，结果以惨败告终。这是日本北进的第一次试探。这次事件使日本感到，不迅速解决中日战争就无法充实军备同苏联相对抗。于是，从8月到10月，日军动用了10个师团的兵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从表面上看，日本战果赫赫，然而从实质上看，日军的战略进攻已成强弩之末。自此以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再也无力进行战略进攻，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18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昭和13(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中指出，“期望早日达到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是不大的”，现在“必须防止日中再战”，“进一步做好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充实军备，“准备下次对苏中两国作战”。这就充分证明，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日军速决战战略彻底破产了。

　　1939年3月，德国法西斯并吞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战争继续向东方发展，苏联面临着德国侵略的威胁，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良机。这时，日本虽然急欲转换到对苏战争体制上来，但由于近百万大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因而无力实现这种转变。在参谋本部制定的1938～1939年度对苏《八号作战计划》中，就已感到力不从心，丧失了对苏作战的信心。同年5月，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发动两次攻势，均遭失败。8月10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诺门坎事件处理要纲》，决定：中国事变正在进行时，只能对苏警戒而不能扩大纠纷，只能主动撤兵、用外交手段解决加以解决，而不许进行“惩罚作战”。这是日本北进的第二次试探，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诺门坎事件表明，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可以说，中国的全面抗战，是日本不能随心所欲实施其世界战略的根本性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全面抗战也是牵制日本与德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战略配合的根本原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企图通过日德结盟牵制苏美英等国，以孤立中国，使中国屈服。1938年6月16日，在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陆相板垣征四郎在《中国事变指导的说明》中指出，必须确认以解决中国事变为根本方针，应该以积极作战解决中国问题。如果这场战争长期化，日本就必然要同苏英对抗，而要同苏英对抗，就必须加强日德意轴心同盟。7月19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迅速强化同德意的关系，建立对苏军事同盟，“以有利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1939年1月19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向德国进行有限的让步：同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根据情况也以第三国为对象；以苏联为对象时，日本进行武力援助，以第三国为对象时，则根据情况而定。3月15日，德国肢解捷克、进逼波兰，激化了同英法的矛盾，于是德国要求迅速与日本结盟，共同对付英法，但日本却陷于中日持久战争的泥潭之中。3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在给驻德大使的电报中指出：日本准备先解决中国问题，进而解决对苏问题，然后积蓄力量对付英法。在中国事变还在进行时，如果同英美关系恶化，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混乱，这将对解决中国问题影响甚大。因此，应将日本的处境告诉德国，取得对方的谅解。由于日本的世界战略摇摆不定，德国只有先与意大利缔结了“钢铁同盟”条约。德国的行动引发了日本当局内部的一场大论争。海军认为不宜过早同英美对抗，因而坚决反对订立以英法为对象的同盟，以免卷入欧洲战争。陆军主张按照德国要求尽快结盟，认为与德国结盟对处理中国事变极为有利。5月7日，板垣征四郎在内阁五相会议上强调指出，目前，日本最重要的国策是处理中国事变，其困难在于苏英对中国的支持。如果与德意结盟，则可把苏英牵制在欧洲，方能有利于中国事变的解决。5月9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在给天皇的上奏中也强调：利用三国同盟可迫使苏英改变对华支持政策，而德意又可同日本采取一致行动对付中国。在世界大战未全面爆发时，利用三国同盟牵制苏英，使中国问题易于解决，当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又能利用同盟对付苏英。尽管陆军方面积极推动，但日本内阁中多数人不愿冒风险。6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未采纳陆军意见，但又向德国作了让步：在德意同苏联战争时，日本予以武力援助；当德意同英法战争时，日本则以战略威胁牵制苏联参战。这一方案遭到德国拒绝。此时，日本深感中国战场牵制之苦，在未摆脱中国战场的形势下，过早地同英国对抗，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8月23日，德国在入侵波兰前夕，突然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推翻了日本对德外交前提——缔结以苏联为对象的军事同盟。8月25日，日本政府下令停止与德国结盟的交涉，宣告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外交的失败。事实证明，日本与德国结盟初期就困难重重，中国抗战是其症结所在，这也是其后德日同盟订立后，双方进行的战略配合徒有其表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中国的七七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牵制了日本的战略展开，延缓了法西斯国家结盟的步骤，迟滞了法西斯国家联手发动全面世界战争的进程，为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二

　　中国的七七抗战促使了美英开始改变对日绥靖政策，终结了二战局部战争时期贫弱国家遭受侵略、被迫抵抗、付出牺牲、最终失败的悲愤命运，推动了中苏美英和世界各国走向合作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进程。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英美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全面抗战刚爆发之时，英美等国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快就要变成第二个埃塞俄比亚，因此，不愿因支持中国而同日本对抗，对日本的侵略也不过是作些“温和的指责”。美国国务院官员一方面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另一方面又不对日本进行制裁。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后来回忆说：“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就得承担最沉重的负担，因为日美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它们在亚洲的领地和印度不计算在内)。而如果经济制裁导致战争，美国同样得承受最沉重的负担。”1937年11月3日至19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美国不愿意参与对日本的制裁，英国外长艾登则坦言，英国将“与美国完全保持一致”。英国首相张伯伦直接表露，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谈论经济制裁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英美的对日绥靖态度使中国面临被牺牲的危险，也使东亚乃至世界面临深刻的战争危机。

　　中国七七抗战逆转了美英远东绥靖政策的走向。中国不仅粉碎了日本短期灭亡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时也极为警惕西方国家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图谋，并对其做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对《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告诫说：“美国之小心翼翼，不欲卷入战争漩涡……但就吾国而言，和平已遭侵略者之魔手所破坏，而美已感受侵略者之影响……妥协与规避，决不能维持和平。”中国抵制英美对日绥靖政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坚决反对1939年英日间的妥协，这也是其后不断制约英美对日妥协的开端。1939年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英国与日本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开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英国此举引起中国朝野的一致谴责和反对。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吁请罗斯福对英法施加压力，“务使此等国家(英、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7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严正警告英国政府：“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要保持你们在远东的利益，维护远东的真正和平，只有坚决的抵抗日本，绝不是与日本作妥协投降，牺牲中国。”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强调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方的态度表示失望。28日，蒋介石致电《伦敦新闻纪事报》正告英国：中国不是捷克，“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中国还加大了敦促美英对日实施经济制裁的力度，特别是要求：“美国所可采用之有效工具且包括下列诸事，即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及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与煤油为最。”

　　中国的抗战意志促使了英美高层有识之士重新思考远东政策。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就主张“全力支援中国”，“经济制裁日本”；他还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议以经济制裁制约日本的侵略行径。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认为：“美国的重要利益要求是不让日本控制中国……对我们来说，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应是向中国提供援助，并阻止有助于日本的物资出口，以延长和增强中国的抵抗。”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日军“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州进军”。因此，美国务必要援助中国。1938年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5月31日，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抗战促使了美英远东政策的微妙变化。1938年1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了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希望中国继续抵抗”，“不愿中国丧失领土、放弃任何权利”的意向。6月，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即桐油贷款)，并于次年2月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约。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随后又决定贷款500万英镑。当时《文汇报》社论认为，英美对华贷款，“足以表明英、美已确切认识中国抗战力之伟大”。1939年1月，英国对日本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论调进行了反驳。此后，英美渐渐打开了对华援助的大门，这对中国抗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在外交上，更表现着孤立……现在英、美正在商量，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日本)一下……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1939年11月7日，美国对日本策划建立的汪伪政权也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罗斯福政府还开始关注中国抗战得以坚持下来的原因。1938年间，罗斯福派埃文斯•卡尔森上尉考察中国抗战情况，选取了中国抗战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游击作战方法”，“生动叙述了他在共产党人当中发现的‘奇迹’。他们没有外援，但他们已经组织了一支以广大农民的支持为基础的游击队”。美英的这些变化缘起于中国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战和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迫使英美重新进行战略选择，逐步将维护自身利益与中国抗战相连接，从而推进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

　　中国在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争取国际援助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和它的侵略野心，认为灭亡中国不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运用“北守南进之海洋政策”、“南守北进之大陆政策”，达到“独霸东亚”才是其最终目的，而这些都会与英美苏发生尖锐冲突。正因为如此，中国屡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中国始终坚信，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因此，始终致力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努力。自身的国情也是推动中国提出结盟主张的一个内在动力。中国政府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之能幸存苟全，实由列强各自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厚利益，不容某一强国独享所致。如有某一强国，企图独占中国，必然引起环伺中国的列强干涉或支援中国。因此，如果能同在亚太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国家结盟，则必定会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正是以上基本的考虑，推动着中国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进行积极的努力。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7月29日，在南京政府举办的庐山谈话会上，社会科学家吴康提出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外交总方针的建议，还主张联络法国，中立德国和意大利，以巩固中国在国际上优胜的形势。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战时外交方针明确规定，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中国在与相关大国结盟抗日的方针下，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马上派人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及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一事，并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率先援华。当时的法国报纸评论中苏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上的一支火箭”沈。关于中国抗战对苏联的战略价值，1938年初，斯大林对访苏的中国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坦言道：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这如实地说明中国全面抗战形成了东亚制约日本侵略的全新格局，进一步构建中苏相互支撑的战略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与长远意义。中国还在争取英美远东政策转化的同时，积极争取与英美建立战时同盟关系。1939年，中国政府敏锐注意到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后进一步南进太平洋区域的趋势，多次向美方提出加强中美英法军事合作，一致对付日本侵略的建议，并在4月14日的中国驻美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出详细的合作原则与事项。中国这种主动姿态反映了中苏美英开始形成互动的战略关系。

　　纵观中国七七抗战对苏联战略和美英东亚政策的影响，可以看到，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起始于中国全面抗战。围绕中国抗战，东亚国际格局发生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全新变化，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主要大国走向联盟的总体趋势，而这正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之所在。

　　三

　　中国的七七抗战震惊了世界，鼓舞世界人民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之中，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初期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精神动员。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10月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中所指出的：中国抗战“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中国全面抗战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赞扬中国抗战“反映了中国抗日情绪的巨大高涨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意志”，并预言“日本军队在一夜之间能够占领几十个城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29日，《真理报》文章指出，“八路军的斗争及其丰功伟绩，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俄文每日新闻社在1937年8月16日致宋庆龄的信中谈道：“我们正在准备与中国携起手来，和中俄之敌人斗争。”“中俄亲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携相助。”苏联许多青年表示：“假如中国需要自愿兵，只要一下命令，保管一天之内，就有十万人去报名。”苏联援华空军将中国抗战事业当成自己的责任，苏联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说：“说实话，我像体验着我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物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 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援华抗日，对日本实行“群众制裁”。法共《人道报》载文说：“中国民族为保卫领土，维护生存与悠久文化，俾勿受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蹂躏起见，兹已一致奋起，决心抗战。全世界进步分子咸向之表示同情。”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1937年8月21日登载英共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并主张由工会通告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货和英国输出日本的货物；还敦促英国工党采取援华措施。日本共产党于1937年8月15日号召日本士兵不要充当法西斯的炮灰，并热情赞扬中国抗战。

　　世界各国自发组织民间团体声援中国抗战，很多外国友人亲赴中国投入战斗。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在贷款和打通印支援华路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有一百多名议员参加。法国记者蕾那1938年8月21日向世界广播，介绍“在中国所见的一切”，告诉世界中国的团结统一、日本正处于危机、中国抗战热情高涨、日本在中国的罪行及中国长期抗战的胜利趋势，并呼吁世界及法国人民，对中国不应再袖手旁观，应对侵略者采取有效制裁，积极援助中国抗战，认为“救中国即所以救世界，援助中国人民即所以救助自己”。

　　加拿大民间建立援华委员会、中国战时救济基金会、医药援华委员会、反战大同盟等组织，进行援华宣传与募捐。1938年1月 ，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加美援华流动医疗队到中国，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筹建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奥地利工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拒运军火赴日的斗争。一些不满法西斯侵略暴行的先进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战。在淞沪抗战中，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于1937年8月27日代表上海全体德商向上海市长捐助17510元法币，以救助中国难民。

　　另外，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士、瑞典、印度、马来亚、菲律宾、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古巴、墨西哥、阿根廷的各界人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援中国抗战、反对日本侵华的运动和活动。在华朝鲜、越南的抗日组织和武装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华日本进步人士也建立反战组织。援助中国抗日的声浪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国家、地区。此外，国际群众组织如反侵略运动总会、国际工会联合会、世界学生联合会、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青年大会等组织也都积极开展了援华运动。1937年9月8日，国际工会联合会发表宣言称，“中国为遭强暴者不断威胁，不得不起而抵御，以期打破其侵略之迷梦，跻世界于和平”，号召采取有效办法声援中国，制止日本侵略。

　　1937年12月13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名发表宣言书，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并勿与日本合作，藉免助长该国侵略政策，同时当以全力支援中国，直至日本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并放弃侵略政策为止。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到武汉失守这段时间，英美等国人士访问陕甘宁边区形成高潮。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使节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记者霍尔多•汉森、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力普•贾菲、摄影师哈里逊•福尔曼、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以及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的英国人詹姆斯•柯乐满、加拿大人雷克难、美国人莫莉•雅德等人相继到访延安。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解放区建设和敌后战场的抗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访问后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询问美国人向日本提供作战物资是不是属实，谁对这种行为加以宽容，谁又对此进行过谴责。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他还积极支持和掩护中国爱国青年的抗日活动。1938年斯诺和妻子海伦•福斯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捐出自己全部私人积蓄，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美国合众社记者依斯雷尔•爱波斯坦七七事变后在华报道战争真实情况，1939年汇集成《人民之战》一书在英国出版。

　　中国抗战唤起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并敦促美国政府和国会改变对日妥协纵容政策，特别是停止售日军火。美国各阶层民众通过召开集会、向报纸写信以及组织各种群众团体采取行动。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勃劳特发表声援中国抗战的演说：“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晓得，即使一个非常和平的民族能备受驱迫，但最后他们总要转变而起来保卫他们自己。”他热情地赞扬中国抗战“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一页”，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他说：“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并给美国种下祸根。”“我们再也不能让美国被日本用来作为进攻中国民众的根据地……为着美国的尊严，为着美国的利益，为着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割断美国与日本的一切经济关系，直到日本的军队退出中国国土。”美国上层有识之士也敏锐地看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世界性后果，并认为中国的抵抗成功与否不单纯是中国自身存亡的问题。七七事变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主张美国应放弃孤立主义政策，修改中立法案，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他于1938年5月发起组织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开展禁止美国军用物资输出日本的运动。

　　七七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热切关注和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当时全世界约有800万华侨，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了各种不同方式捐款，购买中国政府向海外发行的各种公债。华侨商人纷纷回国开矿建厂，服务抗战。据中国国民政府侨务部门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初，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的各种物资总数达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战时回国服务的各类华侨团体有数十个。参加中国空军的归侨有数百人，不少人血洒蓝天。南洋华侨带头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日矿的大量华工纷纷离矿罢工。美国华侨多次掀起阻运废钢铁到日本等援华运动。纽约华侨和援华组织发起抗日援华的“中国周运动”，参加和响应者达百万人之多。欧洲英法等国的华侨纷纷加入当地援华组织，参加各种大型国际会议，协助中国使节开展抗日外交等活动。不少华侨青年克服重重阻力，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为敌后抗日战场和解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鉴于国际援华道路被切断的严峻局面，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在1939年至1941年动员了3500多名技术熟练的机工回国参加抗战，到滇缅路抢运战略物资。华侨总会还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滇缅路上的华侨司机打出的标语是：“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文汇年刊》曾统计马来亚、菲律宾华侨自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募捐情况，指出，到1939年“华侨对捐助抗战之热烈，现在仍有加无已”。华侨总会组织海外华侨捐献大量药品，组送一批批医疗救护队回国效力。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华侨在抗战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所有这些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1939年1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认为：“海外侨胞为抗战建国力量之源泉之一……抗战期间，其重要性尤倍于往日。”

　　总之，中国抗战的开启和坚持引动了遍及全世界的声援浪潮，反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共同愿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准备了雄厚的民众基础，而七七抗战鼓舞人类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力量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格局终于形成。中国的七七抗战率先打破了世界法西斯侵略的坚冰，开通了反法西斯大联合的航路，鼓舞了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心，昭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