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总以民众素质低为由反对民主诉求

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区农民以各种方式投身于解放战争，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保证了长期的、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图为山东解放区的支前小车队。(资料图片)

原标题为：解放战争中的民心向背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之际，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是国强共弱，但仅用三年多的时间，中共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取得了在全国的执政地位。这其中自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中共赢得了民心。早在1946年7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就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正是这种“人心归向”与“人心不顺”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成败。那么，中国共产党靠什么赢得了民心，本文试图择其要者，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得到物质利益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建立农村根据地就成为走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中共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就必须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参加革命与否，不是靠几句动人的口号，讲一通革命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其切身利益。

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生活贫穷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短缺，因此，中共自建立农村根据地之后，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个政策本是符合农民意愿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起初由于照搬苏联土地国有的做法，提出“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后来虽然改变了这一做法，但到了土地革命后期，又照搬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肉体消灭富农的政策，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人为造成他们对革命的激烈反抗。不但如此，在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再开展“查田运动”，旨在查找出漏网的地主富农，结果将许多的中农、甚至普通的贫农，也查成了地主富农，导致了农民的强烈不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过“左”的政策导致根据地民众对中共的疏远，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中共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其中将土地革命时期执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这是一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们的要求，但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不给其一定的物质利益，其抗日的积极性便难以激发，即使激发了也难以持久；对于广大地主富农而言，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中国人，多数人也是不愿当亡国奴、卖身求荣去做汉奸，他们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但如果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延续以往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政策，又会使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受损，以至于打消其参与抗日的愿望。减租减息的政策则既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得到了物质利益，也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根据地的民众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虽然为争取和平民主作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国共谈判中作了许多的让步，但蒋介石一意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国共双方都清楚，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下决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经过八年抗战，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自卫战争，需要他们继续参军参战，支持这场战争，而他们能否支持这场战争与否，关键看中共给他们以新的物质利益。各解放区经过抗战中较彻底的减租减息之后，仅靠这一政策已不足以调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他们希望中共能满足其土地要求。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已很难在不损害地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手中没有可供分配的土地资源，已不可能找到一个既使地主根本利益不受损又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而没有占解放区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的支持，中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由此启动了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诚然，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特别是1947年的土地复查和平分土地运动中，一些地方曾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左”的偏差，如乱打乱杀、侵犯中农与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从1947年底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进行纠“左”工作。尽管如此，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军参战热情。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共各级组织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此外，解放区有300万至400万人参加了游击战和民兵。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长期的、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底，单是战争的最初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了120万个民夫，用了3320.8万个工来支援前线。(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289页。)在淮海战役前后，仅山东省就动员16.8万名青壮年入伍，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淮海战役期间，各相关解放区前后方共动员民工五百多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1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出动担架22万副，大小车85万辆，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方的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刘瑞龙文集》第四卷，第113页、115页。)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中写道：“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可能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于与这个政权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这是对土地改革意义的最好注解。

中共关于民主问题的理论阐释

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解放区农民经济上的“翻身”，那么，实施广泛参与的民主选举，则是解放区农民政治上的“解放”。它不但争取了解放区农民对中共领导的高度认同，而且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自1940年代以来，中共关于民主问题作了大量的理论阐释，强调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曾讲过这样的话：“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1944年6月12日)。)

在人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必定是苏联式的民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也是十分赞赏的，甚至提出了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认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这种对美国民主的推崇，固然有出于当时改善与发展同美国关系的成分，但也看出中共当时对资产阶级民主并非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是仍有其进步性的。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名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在这里看到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一生蓬勃的现象，觉得你们实行的政策是切实有效的。但我也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在我六十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在创业之初，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成功之后就逐惭松懈腐化，难免出现“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律)，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忪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9页。)这就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窑洞对”。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民主问题的本质———人民监督政府。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来执政之后，才能真正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就民主问题发表过看法，他对黄炎培等人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惟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黄炎培日记》第8卷，第277页。)二者对比，国共两党孰是孰非就显而易见了。

广泛参与的民主选举

那时，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民主的宣传，并将之作为打倒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武器，而且在根据地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是较好地发扬了民主、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例如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普选制，在1940年晋西北根据地的村选中，一般村庄参加选举的村民达到80%以上，甚至高达95%以上。为了便于不识字或老弱病残的选民参选，各根据地还创造了诸如“划圈圈”、“点豆子”和由选举委员会派人背选举箱上门等办法。有亲历者回忆：“适合群众文化水平低的投票方法很有创造性。有的是在每个候选人名字下放一小盆，赞成谁就在谁的盆里放一颗豆子。有的在候选人面前放一小篮，赞成谁就在谁的小篮里放一支筷子。有的在候选人名字下放一张大纸，赞成谁就用点燃的香烟头在那人的名字下烧一个小孔。”(《胡绩伟自述》第一卷，第306页。)

这种选举的方法虽然十分原始，但它所产生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贝尔登在《中国震憾世界》一书中写道：“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如果一个五百人的村子是由一个一百五十人的农民协会发号施今进行管理，而不再是由一个有权势的地主任意统治，这当然应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什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中译本]，第107-108页。)

中共在解放区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让普通百姓用自己的选票选出各级干部，这确实是亘古未有的新事物，这也使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从而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人们从内心里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呼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其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统治，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并总以“民智未开”、老百姓文化水平低等理由，迟迟不兑现其曾经表示的“宪政”的承诺，根本不理会国统区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这就使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在同一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心的向背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