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时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思路看国共磨擦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阐明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但以往的研究，或多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分析，或多将论题集中于国共合作。本文拟以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的政策为视角，以三次较为严重的军事磨擦为中心，探讨抗战时期国民党为何一再挑起国共磨擦及其事后的应对处理，以期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进行另一角度的思考。

　　一、从力促国共合并到防共限共

　　（一）力促国共“溶成一体”

　　众所周知，国共磨擦是贯穿于抗战始终的。不过，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融洽的，双方在军事上颇多配合，也几乎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冲突。这种融洽关系与日寇大举入侵、抗战前线吃紧有关，同时，也与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力促国共合并的政策取向不无关系。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方针，却没有令其根本放弃取消中共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意图。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该决议案提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低限度之办法”是彻底取消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传、根本停止阶级斗争等【参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35页。】。而此前数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等四项政治承诺【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85-386页。】。

　　这是中共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原则性让步，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国民党人历来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又不能理解共产党人为民族大义与抗战大局而甘愿妥协的博大胸怀，难免视中共的重大让步与真诚合作为“输诚”【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34页。】。蒋介石在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讲话称：“共产党过去因为不察国情，企图消灭本党，以致遭受许多事实的教训。他们察前思后，一定已经知道他们以往为中国革命造成多少严重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无故受了多少的牺牲，他们当不是全没有理智的，现在中国的环境怎么样？国际形势怎么样？我想他们总能度势识时，履行他们对本党的宣言。”他明确要求共产党“一定是要受本党的领导”，而且要“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8页。】加之这一时期抗战处境艰难，蒋介石便设想将国共两党组织合并，“溶成一体”【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62-263页。】，将共产党完全纳入到其党统和法统之下，通过政治途径根本解决中共问题。

　　1937年6月庐山谈判中，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以达成两党彻底合作。【《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4页。】中共积极回应国民党的合作诚意，建议“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或“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700页。】。不过，中共的建议与蒋介石的想法显然相去甚远，中共注重在合作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蒋介石强调的是“溶成一体”。为此，蒋介石于1938年12月6日、12日及1939年1月19日、20日先后数次约见周恩来等，谈两党合并之事，一再表示不同意用跨党办法来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说：“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5-7页；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269-270、272页。】

　　理所当然地，蒋介石“溶成一体”、组成一个大党的建议被中共于1939年1月25日复电正式拒绝了。

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在重庆

　　（二）国民党人的防共心态

　　就在蒋介石力促两党“溶成一体”的时候，国民党内却有人对中共处处加以防范。1938年6月，国民党人张允荣拟订“今后关于华北共党之对策”四条，提出应“在晋及晋东南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此对日对共均有极大意义与作用”；“在华北受共军摧残而失败归来之将领，应设法优待，以励来者”；宜“深入民间，加强组织，撤散其（指中共–笔者注）外围，纲[网]罗中间人材。对于民间武装，更应加强争取，如帮会之运用，旧日民间武装组织之吸引等……即如现在之冀鲁交界处共党势力尚弱，正宜在此等处所推行此项政策”等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令军令部“就主管范团[围]参考核办”【《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7-8页。】。1938年12月，陈立夫指示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在民运工作中“总以防止共产势力之扩张为主”【《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11页。】。陕西省党部也一直在做防范共产党影响的各种工作【参见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如此防范，显然反映了国民党人对中共的不信任态度。事实上，蒋介石力促国共合并，仅仅是他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中共问题的一个策略。多数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在内，不信任共产党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即使是在抗战初期这一国共关系史上较为融洽的时期。时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几次报告蒋介石，认为中共“一切绝对无诚意，不过藉此扩张其势力”【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蒋介石也深感“共党乘机扩大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转引自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4页。】。这种不信任心理就是在国民党官方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如1937年11月，国民党中央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称，对蒋介石关于今后要对中共“一视同仁”的讲话“敬谨接受”，“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法令，遵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诚能如此……政府当一视同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3页。】。可见，对中共的不信任确是当时国民党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这种心态，当与国共两党深深的政治歧见大有关系。国共之间因信仰、纲领及利益等方面的不同乃至对立而形成的政治歧见是如此之深，长达十年的残酷战争和反共宣传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会在国民党人心中刻下难以磨灭的烙印。时至于此，国民党被迫联共抗日，但国民党人心中这种深深的烙印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动辄以党国代言人自居的国民党人，恐怕难以轻易相信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一夜之间归顺国民党的诚意。

　　（三）走向防共限共，磨擦日渐激化

　　国民党人的不信任态度及由此导致的防范心理，在中共断然拒绝两党“溶成一体”的建议后，无疑被有力地强化了。此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当然，促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因素，应该说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以八路军为例，1937年8月改编时4.6万人，到年底发展到8万人，1938年底进一步扩展到15.6万多人【参见柳茂坤：《八路军发展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457页。】。其活动区域，由陕北入山西抗战，继而出击河北、绥远，再入山东，在敌后创建了一个个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建立武装，在华北敌后取代国民党，成为除日本侵略军以外最具影响的一支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活动区域一年之间扩展如此迅猛，在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国共合作抗战，中共及其军队自应服从中央，全国政令军令统一；而中共既不愿“溶成一体”，又要独立自主地发展，不受控制地四处扩张，不是恰恰证明了中共对合作绝对无诚意吗？“共产党的企图，（就是）在抗战期间，利用统一战线的口号……尽量发展势力”，【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国共合作不过是其发展势力的一种策略而已。国民党人的不信任态度和防范心理，再一次被大大地强化了，放大了。

　　既然对中共的合作持这种心态和看法，眼见中共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迅猛地发展，国民党人的神经自然高度紧张，蒋介石惊呼：“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发展”【转引自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第14页。】。于是，限制中共力量进一步扩展自然成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了。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转折点。会议初始，蒋介石就基于共产党势力迅猛发展的现实，检讨国民党自身不足，以激励国民党人的自省与发奋，更希望找到抑制共产党的办法。他明确提出，对中共必须“以严正的态度来教训管理他”，希望国民党拿出“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对付他”。 出于对共产党发展的担忧与恐惧，相当一部分代表对蒋介石的建议予以响应，纷纷自省，讨论办法，国民党中宣部还介绍了与中共斗争的经验。【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09-410页。】最后，根据大会代表们的要求，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速拟订《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下发执行，还进而要求各地各部门分别拟具适合本地本部门需要的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于是，军事委员会之《处理河北问题六项办法》、宣传部之《纠正共党不法行为宣传办法》、战地党政委员会之《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西省政府之《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防共限共法规文件纷纷出台。

　　一边是中共力量独立自主地迅猛发展，一边是日渐强化的防共限共措施，“纵因此而发生磨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8页。】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进入1938年以后，国共之间就磨擦渐起了，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地区因出现双重政权而冲突不断，南方因共产党人和新四军留守人员问题也常起纠纷，往往是“一面解决又一面逮捕”【湖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防共限共办法纷纷实行，本就磨擦不断的国共关系不可避免地更趋紧张，由一般性的查没报刊、封闭社团、逮捕人员，迅速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秋冬以后，军事冲突在频繁和激烈的程度上日甚一日【参见费正清著、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17页。】，最终在1939年冬1940年春，在陕甘宁地区、山西和太行山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严重军事冲突。

　　但除了在平江、确山等少数几个地方使中共遭受较大损失外，国民党在它挑起的这场冲突中并没有捞到多少便宜，反而一再兵溃地失。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袭占了淳化等五县，却丢掉了绥德等五县；在山西，阎锡山妄图以武力夺回对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控制权，制造晋西事变，反而使新军大部公开脱离阎的统辖，事实上成为八路军之一部，还丢掉了晋西北的地盘；在太行山地区，石友三、高树勋、朱怀冰等部均被击溃，残兵被赶出河北，退往山东、河南等地。结果，国民党失掉了在华北的优势地位。而后，中共主动提出谈判，阎锡山、卫立煌这一时期的国共磨擦主要表现为“地方性”的。卫立煌、阎锡山分别为第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冀省及鲁北、晋察冀的战事指挥。无奈，分别与中共达成休战协议，划定各自活动区域，国共激烈的军事磨擦告一段落。

　　　　二、局部剿共政策及对其后果–皖南事变的处置

　　（一）局部剿共政策，致生皖南事变

　　国民党千方百计防共限共，不惜挑起国共激烈的军事磨擦，却导致中共力量更加壮大。这一结果恐怕是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其内心的沮丧与不甘可以想见。于是，晋西事变后不久，在日军攻势已停的情况下，国民党内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蒋介石也跃跃欲试，自信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只是，在一番审时度势后，他明白此时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18页。】。

　　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占优势，国民党难有作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华中地区（主要指江苏和安徽两省）。该区位于中国心脏地带，又系交通枢纽，为国民党历来所重之地。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新四军在这一带迅猛发展，到1940年底，主力部队已近9万人，相较于刚组建时的1.03万人，增长8倍以上【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43、467页。】。国民党人深为恐慌，从1940年春天起就加紧制造军事磨擦，继而在苏北苏中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局面【参见费正清著、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第723页。】。

　　为避免在华中重蹈华北覆辙，国民党想出了一个方案，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并据此拟订了与中共谈判的《中央提示案》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79-80页。。在国民党看来，这一方案既可保住华中地区，又可免去与中共军队杂处致生磨擦，还迫使中共军队与日伪军直接交锋而消耗其实力，可谓一石多鸟。1940年7月，国共两党展开了以划分作战区域为中心议题的谈判，国民党态度强硬地要求中共接受《中央提示案》。中共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却不能接受国民党划定的狭小区域。但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作了一些让步，答应皖南新四军“遵令北移”【《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但对国民党其他要求毫不让步，谈判在秋天陷入僵局。

　　在此前后，苏北接连爆发了两场激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先是在10月间，苏北最主要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发动黄桥战役被新四军一举击溃，损失惨重；旋即，新四军打响了以消灭韩德勤部为目标的曹甸战役，尽管未达到作战目的，却进一步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神经。国民党内以武力“清剿”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占据支配地位。【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24页。】

　　不过，就蒋介石本人而言，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也就是通过政治途径兵不血刃地将八路军、新四军赶过黄河去。因此，他在下达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命令后，又于1940年12月底接见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提到“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劝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我弄得没有办法，天天向他们解释”。“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八路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21-122页。】。

　　但在武力“清剿”已成为国民党内主流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毕竟开始准备军事行动了。在他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后，第三战区顾祝同军开始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为武力驱赶新四军北渡做准备。国民党人没有料到的是，新四军皖南军部在规定的最后期限未到以前，就开始“遵令北移”了。只是，由于担心受到日寇和国民党军的阻击，新四军没有直接向北渡江，而是选择了先向南再伺机向东向北的迂回路线。这条路线与北渡命令在方向上南辕北辙，所以当新四军意外地钻进了国民党军正在形成中的包围圈后，顾祝同想当然地认定“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而是“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于是“决予进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531页。】皖南事变就这样发生了。可见，皖南事变的发生虽有一定偶然因素，但却与国民党的局部剿共政策直接相关，或者说，是这一政策直接导致的后果。

　　　（二）定性军纪问题，处置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蒋介石虽无心理准备，却不得不设法处置应对。国民党高层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于1941年1月17日傍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军委会发言人同时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70、171页。】笔者分析，这一处置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新四军“抗命叛变”，应予撤销番号之惩处；其二，事变的责任在新四军，国民党军“进剿”是维护军纪的正当行为；其三，事变只是纯粹的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涉及共产党，不涉及八路军。这里，蒋介石采取了一种两面手法，一方面刻意表现强硬，撤销新四军番号，打压中共；一方面又不涉及八路军，对事态加以控制，以避免全盘破裂。应该说，这一处置展现了蒋介石老谋深算的政治手腕。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和以党国领袖自居的蒋介石是不可能认错的，板子既然打了，便要证明打得对，所以蒋介石必须表现强硬，强行撤销新四军番号；但他清楚地知道此举有可能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而这是抗战大局所不容许的，因而必须控制事态，是以将事件定性为纯粹的“军纪问题”。

　　然而，中共坚决不接受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置。正在忠实执行北移命令的新四军不但被无情剿灭，还被诬为叛军，中共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为抗战大局，中共选择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策略，发动了政治大反攻，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与重庆1月17日命令针锋相对的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并向国民党提出以“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为核心的“十二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1、775页。】，同时，揭露事变真相，发动舆论攻势，组织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中共的政治攻势很快奏效。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下，中共的宣传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但在国民党内部、民主党派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令蒋介石倍感压力。剿灭黄河以南共产党军队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参与其事，其余多不知情。被中共揭破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张治中等或致函致电，或上书陈词，对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失策表示不满，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对时局表示忧虑。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也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甚至提出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议。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国际上，不仅苏联反对，美英等也不满，尤其是美苏两大国先后出面干预，美国甚至表示美援与国共合作互为联系。【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575页；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这是蒋介石最为顾忌的，因为美苏特别是美国的援助是国民党抗战胜利的寄托，美苏的支持又是蒋介石提高自身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筹码。总之，来自各方的不满与压力汇集到一起，令蒋介石陷入到“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的狼狈境地【《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29页。】，加之日军也在事变后突然发动豫南战役，向汤恩伯部队发起打击，客观上牵制了蒋的反共政策，不得已，蒋介石只得设法尽快了结。

　　其实，前述蒋介石对事变的处理考量就决定了他在惩处新四军之后，必会设法息事宁人，确保国共合作不破裂。他正是这么做的。1月18日，周恩来通过《新华日报》刊出“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蒋介石不仅在第二天就释放了被抓的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还下令不准以武力进入新华日报社。23日，国民党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三青团中央团部受命指示各相关单位，对事件的说明要严守范围，“此次事件……乃纯粹军纪问题，决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此次违抗命令，破坏军纪者，只新四军。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中国国民党中宣部等颁发制造皖南事变宣传要点电》（1941年1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552页。】。国民党官方舆论《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也为1月17日命令作解释，称为“斩马谡”【转引自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甚至蒋介石于1月27日亲自发表讲话，公开强调“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遍。”“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现在新四军番号既已取消，这个问题自然是完全解决，再没有其他问题了”【《皖南事变》，第239、245页。】。蒋介石要中共接受既成事实，就此了结。但中共拒绝就此了结。

　　此时，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3月1日）在即，因会期恰逢皖南事变后的政治敏感期而具备了检验国共关系的特殊功能。蒋介石当然明白这一点，故希望“求得个妥协办法”将国共裂痕敷衍过去，以期就此顺利收场。

　　不料毛泽东早已洞穿蒋介石心机而先着一步，展开新一轮更强大的政治攻势。2月25日，中共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之“十二条”，声言“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皖南事变》，第211-212页。】。为表“仁至义尽”，中共作出重大让步，于3月2日又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中共这一击恰中国民党要害，因为中共如不出席参政会，不但不能如蒋所愿弥合国共关系，反而将国共裂痕昭示天下，国民党将承受更大压力。国民党立即行动起来，动用一切力量，软硬兼施，压中共参政员出席。蒋介石一面厉言中共如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一面开出将周恩来列入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这一在黄炎培看来“往时求之不得”的“优厚”条件，还请出第三方面名流黄炎培、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等充当说客往返斡旋。【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23-24页。】

　　但中共顶住了压力，终未出席。因为，中共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0页。，揭破事变的政治性质。结果，“蒋被打得象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的讲话”【《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5页。】，并于3月6日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表示他“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而且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蒋中正：《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孟广涵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886-887页。】。参政会还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董为驻会委员。蒋介石终于无计可施，无奈“退兵”了。

　　毛泽东说：“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0页。】果然，参政会闭幕不几日，3月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不再提及中共军队北移问题，只是表示“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以缓和对立空气。随后，中共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5-236、240页。】不久，双方恢复对日协同作战，中共也参加了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国共两党因皖南事变而剑拔弩张的关系终于逐渐缓和下来了。

　　三、重回政治解决之途

　　（一）国共方案，差之千里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一度相信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已无可能。还在二届一次参政会期间，蒋介石就曾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训话，言明“国共总要分裂，不必惧怕”，“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只能“政治防御”【《（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会议日志》，孟广涵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第834页。】。此后，蒋介石开始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试图阻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限制其发展，而对早已封锁的陕甘宁边区，更是构筑碉堡，以为将来推进之准备。

　　不久，国际局势大变，苏德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蒋介石和国民党深感庆幸，倍感释然。在他们看来，苏德战争使苏联自顾不暇，也意味着中共失去了国际靠山；美国参战，为牵制日本，加强了对中国援助，国民党力量大为增强。两党力量，一消一长，中共在短期内不再可能危害国民党了，国民党的地位从此无虞矣。

　　蒋介石进而对中共转变态度产生了些许期待，因为一直在苏联治病的林彪突然回国并大谈国共合作。确实，国际大势的剧变同样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国共关系，社会主义苏联与一贯反共的美英结成反法西斯联盟，预示着战争可能很快结束，中共必须考虑战后不得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同时，苏联为确保日本不会从东线发起进攻，也急于促使国共缓和关系，推动中国抗战。加之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在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封锁下极度困难，中共开始考虑转变对国民党的策略。

　　这样，国共两党于1942年7月恢复了接触，双方均反应积极，高度重视。蒋介石于7月、8月两度接见周恩来，并约毛泽东会晤。毛泽东甚至一度决定去见蒋介石，因党内反对，改派林彪前往，而林彪重庆之行也在表面上缓和了两党关系。【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在这种氛围下，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又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政策考量范围之内。1942年10月，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中共当然希望政治解决。1942年12月24日，周恩来、林彪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中共的谈判方案，要求共产党合法化、军队给予编制、承认边区现状等。然而，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坚持以《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谈判遂拖了下来。

　　国共两党都抱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开出的条件何以差之千里？原因就在于国共双方对“政治解决”的理解或者说期待是不同的。中共着眼于战后争取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关系，重点在缓和两党表面上的关系，重开谈判大门，因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问题。【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第548-549页。】

　　这当然不是自认为局势对己有利的国民党所希望的政治解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就中共所提条件向蒋介石呈报了书面意见书，认为中共所提四项，“系根据本党所示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过诚意。”而“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做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1）中共不应有军队，其军队须……编遣整训……不得再自立系统及保留变相武装；（2）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组织须一律取消……（3）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第552-553页。】。稍后，1943年3月，蒋介石在其出版的新著《中国之命运》中明确表示：“我是始终主张国民政府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和各种纠纷，都要用很宽大的态度来容纳，和很合理的方法来求得解决。”“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但是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办法了。”【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平津支团部，1946年，第146-148页。】尽管军令部的意见书和蒋介石的“主张”在表达方式上不相同，但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中共交出军队、撤销边区政府，然后给予中共合法地位。这就是国民党政治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

　　显而易见，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国民党的希望相去太远，没有讨论余地。尽管蒋介石注意到1941年以后中共根据地极端困难，不过他意识到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仍未成熟，乃仍以《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藉以拖延，以待时机。

　　（二）“闪击延安”，企图迫中共就范

　　1943年5月，共产国际突然宣告解散，国民党人大受鼓舞，不少人认为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已然到来。蒋介石也不免幻想起来，在作出日军很快将会进攻苏联的判断后，即提出应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5月27日，军委会党政军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之态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59-360页。】。6月7日，张治中与周恩来、林彪谈话，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究对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共交出军队、政权，组织合法化；一是同国民党合并，现等中共意见【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69页。】。6月13日，张治中再次与周、林谈话。蒋介石又通过张治中，请即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林彪带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能到重庆来“当面谈一切问题”《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685页。。国民党宣传部门还受命鼓动其主持下的各种社会团体群起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与武装，统一到国民政府军令政令之下。至8月中旬，“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军事上，蒋介石也部署起来，于6月29日指示早已准备伺机夺取囊形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胡宗南“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66页。】。一时之间，政治军事，多管齐下，其势甚猛。看起来，蒋介石确实打算乘共产国际解散的大好机会彻底解决中共问题。

　　孰料事机不密，“闪击延安”军事行动计划在7月初被中共侦知。中共当即予以揭穿，在政治上“迎头痛击”。短短几天时间，中共几番电报质问、开群众大会通电全国，还借助美英苏等国际力量施压，全国上下、国内国际很快形成“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强大舆论压力，这令以爱国抗战相标榜的国民党不能不有所顾忌。尤其在国际舆论和外交方面，外国记者纷纷起而质问，美苏等国的舆论也多有抨击；美英苏各大使紧急开会，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参见张培林：《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策动与夭折》，《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82 页。】这一切，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烦恼异常，不得不“竭力否认，尽量敷衍”【《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9页。】，改变计划，7月10日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中共谓无意进攻，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

　　然而，中共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稍示和缓”，它决不会就此轻易罢手，“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9页。】乃决定加大政治火力，以蒋介石新作《中国之命运》为靶子，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大批判运动。

　　中共对蒋著的激烈批判，依蒋之个性，其恼怒不难想见。不过，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蒋介石决不会凭一时冲动鲁莽行事，必然反复权衡掂量。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开幕（9月）前后，蒋介石对“中共问题苦思甚切，以其关于各方面甚复杂而重要，不容丝毫疏忽也”，最终决定不用武力，而是“采取守势，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为宜”【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482-483页。】。他在全会上正式表态：“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强调“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关于反共问题的指示》（1943年9月13日），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1937-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7页。】

　　客观地说，从蒋介石对军事行动紧急叫停，到下定决心“对共不用武力讨伐”，除了中共政治攻势对其造成内外一致指责的压力外，从根本上说，乃是这时蒋介石的基本方针仍是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在提出争取使共产党“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的同时，曾特别指示：“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78页。】国民党军委会党政军联席会议的讨论意见也主张政治解决，尽管在解决的具体方式上有所争论。蒋还认为，“共产党之宣传攻势……乃奸党内部动摇，故造作谣言，希挑起战争，以促其党内之团结”，他们“是决达不到目的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59、363、369页。】也就是说，自己是决不会上中共的圈套的。从蒋介石的行动部署来看，其主要目标在于压迫中共在政治上就范，军事行动和舆论宣传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否则，就不必找周恩来、林彪，又是谈话又是带信。而中共对蒋介石的心思也看得很明白。5月3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蒋有幻想，可能对我们又要采取组织上的溶共政策。”6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估计国民党可能“抓紧时机采取政治解决办法，辅之以军事压迫”。【《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第568-569页。】“闪击延安”行动曝光后，毛泽东也指出：“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9页。】总而言之，应该可以断定，蒋介石在这时确实没有军事解决中共问题的打算和准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事机泄露、中共痛击、天下指责的情况下蒋介石“竭力否认，尽量敷衍”，并最终让中共问题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的原因。

　　中共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作出了积极回应，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6页。】。这样，双方逐渐恢复接触，重启谈判。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集中表现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再也没有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和磨擦了。

　　四、国民党人的无奈与纠结

　　纵观抗战时期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的政策思路，从力促两党合并，到防共限共，乃至局部剿共，最后重回政治解决途径，其间虽有摇摆，但基本上还是以政治解决为主，而且始终没有打出“剿共”招牌，即便是在皖南事变前后国共激烈对抗的时期。这是因为，抗战时期，民族危亡，军事解决的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抗战大局不许，国人不许，外交不许，就是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也不会允许。国民党被迫联共抗日，但两党的政治歧见丝毫未曾化解，中共仍是国民党心头大患，必欲解决而后快。无奈之下，只有政治解决了。

　　中共始终是欢迎政治解决的。然而，国共双方对政治解决的理解或者说期望相差千里。中共期望的是民主合作与平等协商；国民党的方案，不同时期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到共产国际解散后的“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无论是军令部意见书，还是蒋介石本人在《中国之命运》中所表达的“很宽大的态度”和“很合理的方法”，其基本精神始终是一致的，即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而“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一门心思要解决中共的政权和军队。【参见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第548页。】双方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如何弥合？政治解决的结果只能是政治无法解决了。

　　既不能军事解决，又无法政治解决，耳听中共独树一帜的言论，眼见中共迅猛发展的力量，蒋介石与国民党人不免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终至坐卧不宁了。若任其“实力坐大，危险愈甚”【《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77页。】。然又不能军事解决，万般无奈，还是得在政治解决的轨道上设法。乃根据局势变化，或以许多名目限制中共力量发展以待将来，或以各种手法逼压中共“政治解决”。于是，《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了，《中央提示案》提出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下达了，闪击延安军事行动秘密部署了，磨擦与冲突也就无从避免了。

　　由此可见，不断地挑起两党磨擦，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人在面对中共力量迅猛壮大情况下，想要解决中共问题却又不能有效解决、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一种极度焦虑、矛盾与纠结的心态。它明知应以抗战大局为重，联共抗日，却又害怕中共在抗战中壮大最终危及自己的统治而不断发动反共磨擦，以限制和削弱其力量；然而日寇的疯狂进攻又使它意识到不能发动内战，必须联共才有可能取得抗战胜利，因而又不愿意国共完全破裂；蒋介石和国民党还要把自己打造成民族领袖与抗战先锋，当然不能背负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名，所以它在发动军事磨擦时总要挂上其他招牌。一句话，国民党扛着联共抗战的鲜亮招牌，干着防共限共反共、破坏团结抗战的不光彩事体，打着既限制消耗中共实力、又不背负破坏团结抗战罪名、还不要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如意算盘，执行着奇怪而矛盾的两面政策，从而使它在制造磨擦时总给人一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欲“反”还“罢”的感觉。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民党以山西新军“叛变”为名发动晋西事变、在失去对大部新军的控制权和晋西北地盘后却没有对中共大肆讨伐；为什么将皖南事变定性为纯粹的“军纪问题”、软硬兼施要中共出席参政会并不得不“保证”以后不再有“剿共的军事”；为什么闪击延安行动先是“极端秘匿，毋得声张”，继而“不得不竭力否认”并最终决定“对共不用武力讨伐”。这也是当国民党图谋被戳穿后，反而使自己一再陷入到“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的尴尬境地的原因所在–它在中共和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面前输了理，它的所作所为和中共处处以民族大义、抗战大局为重的博大胸怀形成了鲜明对比。仅此一点，便注定了国民党挑起的一次次磨擦最终只能是枉费心机。而造成上述焦虑、矛盾与纠结心态及两面政策等等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复杂化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始终把维护它的专制独裁统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这是其全部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当然，无论磨擦的程度如何，得失怎样，国共磨擦毕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国共关系仍要受抗战大势制约，国共双方最终都要暂时将自身的阶级利益服从于抗日的民族利益。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所以，尽管国民党内心存“剿灭”中共想法者大有人在，但在发生严重的磨擦时，国民党不能不对自己的行动加以控制，甚至着意防止事态恶化；同样，中共在遭受巨大损失后，也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仍在抗日这个事实而尽可能地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国共磨擦无论激烈到什么程度，最终都不能不走向妥协，双方在确保合作不破裂这一点上是有着政治默契的。这在对皖南事变的处置应对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正如日本学者片冈彻也所说，如果像黄桥之战、皖南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国共军事冲突都没有导致对日和解与全面内战，那么，这恰恰不是统战的结束，而是对它的效果的基本证明【转引自费正清著、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第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