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下命令父亲动手

1963年1月,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在松山机场的合影,父子一别,竟成永诀。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在台湾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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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下命令父亲动手白先勇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下命令父亲动手

1963年1月,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在松山机场的合影,父子一别,竟成永诀。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

  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故而,在海那边,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笔,是以小说为开端的。翻开《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献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馆,但其灵魂和情感或储存、或消失在了从前。继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说《孽子》里,对台湾新生代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细心人则可发现,14篇文章的篇首,均写有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为什么要重复引用?这不属于个人偏好,应该说,这首古诗承载着白先勇心灵的重负。七百年前,西晋王朝从洛阳东迁至建康;几十年前,民国政府从金陵(即南京)东迁至台北,世代交替,历史轮回,思之,怎不令人伤怀?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若问:这种心情是什么?我答: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当你已经或即将进入“老,病,死”的人生阶段,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这是很残酷的一问,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样乐呵呵打发余生。早已跨过中年的白先勇,觉得这不仅仅是性命或寿命的问题。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适。送医院及时手术,才捡回一条性命。白先勇觉得是上苍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业需他完成。其志有二,一是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写白崇禧传记。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一曲歌,一出戏,于他都会生出莫名的感动和许多思绪来。“美到极致,都有些凄凉。”这是他的一句名言。正是这种天生的性灵,使白先勇从水利系的高材生转到了文学、戏剧和电影。“二三更,千万声,捣碎离情。不管愁人听。”这是元人张可久的一曲“秋夜”,它写出古代闺妇日夜萦绕之离愁,不堪其听。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理由也简单,白崇禧与白先勇虽为父子,实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生命,这个图册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叙述的是一个动乱的故事。对诠释者来说,第一需要的是诚实,最后需要的也是诚实。明明是流血,你说是流泪;明明是崩溃,你说在撤退——别人能这么干,白先勇不会,不会。我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他的诚实。很多年了,一个晚上,我把电视频道转到香港凤凰中文台,正巧是在播出采访白先勇的一个专题节目——

  漂亮的女记者说:“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抗日的。”

  白先勇摇摇头,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他首先是反共的。”

  女记者又问及“四一二事变”。

  白先勇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是父亲动手的。”

  事实就是如此。后来,上海举行大游行。据说,在“反对白色恐怖”横标下面,还注明了“白”就是白崇禧。正是具备了惊人的坦承,白先勇才能比较准确地阐释那些图片所呈现的具体化场景。他告诉我:这本书里的很多图注只有短短几句,可自己花了几天时间才写成。我信!因为他对每张照片的诠释,无不是调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因为惟有准确,才有可能感人,也才可能进入别人的内心。在昆曲《牡丹亭》“幽媾”一折里,杜丽娘是鬼,柳梦梅是人,敷演的是人鬼之间的恋情。舞台上有一盏小小红纱灯,靠它照亮了空荡荡的舞台,真实就是一盏灯,它照亮了厚厚的《父亲与民国》。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人,回族,伊斯兰教。因用兵机巧、谋略超人,素有“小诸葛”之称。李宗仁与他并称“李白”,属国民党桂系核心。

  白崇禧14岁考入陆军小学,在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时年23岁。后进入广西陆军模范营。在模范营里,白崇禧崭露头角,如“刀刃之新发于硎,意气豪迈”。他成名在北伐,以副参谋总长名义,实际负参谋总长全责。自1926年始,运筹帷幄,指挥督战,历经两年的辗转周折。“从广州打到山海关”,堪称“完成北伐第一人”。唐山官民举的横标上写“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的照片,就是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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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1日,白崇禧游故宫,忽见宫里居然有座“崇禧门”,在门前留影。

  1929年的蒋桂大战,是一场最不该发生的战争,蒋桂战争引发中原大战(1930年),国民党失去北伐后统一的机会,中国形成四分五裂局面,遂让日本有可乘之机。——白崇禧败走麦城,他与李宗仁一度流亡安南河内。当我看到那张流亡安南入境证件的头像,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骑在“回头望月”战马上的勃勃英姿哪儿去了?我说:“你父亲怎么看都像个逃犯啊!”白先勇答:“是逃犯,蒋桂大战打完,他就受到通缉。”原来一个人由胜转败,不需要走多久,也无需等多久。白崇禧一生数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倒蒋是发生在1936年。李、白二人联合广东的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出兵,史称“两广事变”。他们6月1日起事,很快失败,李、白二人致电冯玉祥,愿听命中央。9月,蒋介石亲笔函到达南宁,终于使他们放弃了倒蒋的政治意图。

  在广西,白崇禧是个受人崇敬的人物。崇敬的原因除了武功,还有文治。1930年冬至1937年7月的七年间,他回广西主持建设。在黄旭初辅助下,以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励精图治的精神,按照制定的实业计划领导广西各界积极苦干,终于获得了“模范省”的荣誉。这个荣誉称号绝非虚名,广西确实在矿产、交通、农林、垦荒、市政、航政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成就。这也是当时去过广西的人士所发出的较为一致的好评。其中,以胡适的《广西印象》为代表。另一位美国人(艾迪博士)还这样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能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8月4日,蒋介石派专机至桂林,将白崇禧接往南京。北伐期间,他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如今再度出任蒋介石委员长最高军事幕僚长,“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蒋桂战争的恩怨,因对外抗日而暂时勾销。

  抗战期间的重要战役,白崇禧策马扬鞭,无不参与,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蒋介石携白崇禧飞抵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视察陇海前线。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明天就是恶战!在镜头面前,三人站到了一起。蒋介石当天离开,留下白崇禧,令其协助李宗仁。白先勇久久望着这张相片,慨然道:“多有历史意义啊,三个国军领导人一齐站在中日战史的转捩点上。”

  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为国共名家所看重,不仅是战功,还有他的头脑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到老还能整段整段地背《史记》、《汉书》。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中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这个建议,立即被军事委员会最高领袖蒋介石所采纳,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对抗战全盘策略影响至深、至广。时间过去了七十余载,当我重读白崇禧这段讲话,仍为其军事才干与远见卓识而折服。

  进入国共内战,白崇禧和林彪成了生死冤家。先有白崇禧于东北四平街视察,力主追杀林彪余部,后有林彪用数倍兵力包围,在广西彻底击溃白崇禧,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图谋“划江而治”的失败和新桂系兵力的溃散,如寒风扑面,悲凉入骨。有限风光,无端消息,白崇禧独自漫步在海口的沙滩,做出最后一次的人生抉择——登上了赴台的飞机。“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

  合上图册,我只问白先勇一句:“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客房里,柔和的灯光照着白先勇略显疲惫的面容。听了我的问,他激动起来,正色道:“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夜深了。灯下,我俯身端详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骁勇之将。想来,白崇禧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因为忠于最初的选择,才能说是完成了最后的命运。何况他深信自己戎马一生,功在党国,地位不可撼动。尽管心底清楚到了台湾,会受到蒋介石什么样“待遇”,他还是只身去了。“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这是白崇禧于1947年在台南手书郑成功的楹联,它很能表达一员武将的心志。其实,不止是白崇禧需要选择,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去从,也是需要掂量和选择的。陈寅恪为什么会写《柳如是别传》?无非是在败亡下,内心难以抑制的吊古伤今之情。然而,事情的结尾和爱情的结局又极其相似,最后都是无可奈何的徒然。即使徒然,也让后人获得珍贵的感悟:因为我们看到了曾经付出的沉重力量和深厚感情。

  到了台湾,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恩怨开始了总清算,白崇禧则开始了孤寂落寞的日子。原来,手下百万雄兵,而今,听他讲话的只有孩子了,仔细打量30盆素心兰,成为他的安慰与快乐。从前,白先勇与父亲离多聚少。来到台北,已是中学生的他,有了观察社会事物的能力。对父亲的政治处境及复杂心境,也有所体会。尽管宅前有警察监视,身后有便衣跟踪,但白崇禧举止坦然,安之若素。此时,儿子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者在逼仄窘困中的持守与从容。白先勇觉得父亲像历史上的李广——一个落难英雄。

  1962年12月,白夫人马佩璋去世。69岁的白崇禧在40天内,每日必躬率子女准时亲往墓场念经(回教之规),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仿佛心缺一块,天塌一方,此后人们发现他一下子老了,精神也大不如前,常常是寻寻觅觅的神情,茫然若有所失。不久,白先勇赴美留学。父亲身穿双排扣棉衣,头戴毛线帽,亲自到松山机场送行。秉性刚毅、不轻易流露情感的白崇禧在寒风中,立于舷梯下,老泪纵横。

  1965年7月,即在李宗仁夫妇投奔大陆后,满腹心事的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长函,托人交给旅居香港的黄旭初。原来,大陆失败一直是他痛中之痛,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反攻大陆与恢复民国之事。信中,无一字谈及私谊,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这是白崇禧!儿子如实地在“序”里写了出来。

  不承想父子一别,竟成永诀。如一部传记所言,母亲的离去,留给儿子的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和世俗性记忆;父亲的去世,带给白先勇的是有关尊严的历史记忆。新亭泣罢又兰亭,觞咏流传草尚馨。年复一年,父亲的严格、自尊、智慧,母亲的开朗、乐观、仁爱,都成为思想感情的丰富养分和力量,积淀并内化为白先勇的人格品质。

  “回报时代,回报父母,为父母那个时代谱一曲挽歌。”这话是白先勇说的,他兑现了承诺。白崇禧一向要求子女“做事一定要做到底”。白先勇从1960年创办《现代文学》刊物,到写小说散文,到搬演青春版《牡丹亭》,再到《父亲与民国》、《仰不愧天——白崇禧传》,五十年来,他把每一件事都做成了,也都做到了底。为此,自己付出了一切。比如,《现代文学》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援助,当初办这份刊物需要的创办资金,完全是由白先勇向家中友人筹募而来,后来则是靠他的薪水,还把父亲留下的一栋房子全部贴了进去。为此,即使自己挨骂,也无怨无悔。

  作家应具备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在《父亲与民国》图册里,我觉得白先勇还有一种能力,即诠释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几乎是无法模仿的。他的图注有一个特点是不做过多诠释,把每一行字,都视为步步危棋,下笔克制谨慎。这个时代,算来已有百年,但其中的许多事的对与错,至今也难判定。时间是个极其强大又极其可怕的力量。即使很大的事件,从更高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并非现在判定是对的,以后就永远对下去。

  “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这是台静农在《龙坡杂文》序言里的一句话。它让我们感受到读书人经历飞扬与挫折后的伤感。没有阅尽兴衰,没有人生体验,这话是说不出来的。我想,白先勇也是这样,否则我们不会看到《父亲与民国》。

  为了记忆,需要我们站出来陈述,陈述真实,陈述经历。历史和爱情一样,只有凝固成记忆,才能持久。

  《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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