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下命令父亲动手

1963年1月，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在松山机场的合影，父子一别，竟成永诀。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

　　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故而，在海那边，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笔，是以小说为开端的。翻开《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献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馆，但其灵魂和情感或储存、或消失在了从前。继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说《孽子》里，对台湾新生代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细心人则可发现，14篇文章的篇首，均写有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为什么要重复引用？这不属于个人偏好，应该说，这首古诗承载着白先勇心灵的重负。七百年前，西晋王朝从洛阳东迁至建康；几十年前，民国政府从金陵（即南京）东迁至台北，世代交替，历史轮回，思之，怎不令人伤怀？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若问：这种心情是什么？我答：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当你已经或即将进入“老，病，死”的人生阶段，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这是很残酷的一问，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样乐呵呵打发余生。早已跨过中年的白先勇，觉得这不仅仅是性命或寿命的问题。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适。送医院及时手术，才捡回一条性命。白先勇觉得是上苍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业需他完成。其志有二，一是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写白崇禧传记。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一曲歌，一出戏，于他都会生出莫名的感动和许多思绪来。“美到极致，都有些凄凉。”这是他的一句名言。正是这种天生的性灵，使白先勇从水利系的高材生转到了文学、戏剧和电影。“二三更，千万声，捣碎离情。不管愁人听。”这是元人张可久的一曲“秋夜”，它写出古代闺妇日夜萦绕之离愁，不堪其听。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理由也简单，白崇禧与白先勇虽为父子，实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生命，这个图册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叙述的是一个动乱的故事。对诠释者来说，第一需要的是诚实，最后需要的也是诚实。明明是流血，你说是流泪；明明是崩溃，你说在撤退——别人能这么干，白先勇不会，不会。我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他的诚实。很多年了，一个晚上，我把电视频道转到香港凤凰中文台，正巧是在播出采访白先勇的一个专题节目——

　　漂亮的女记者说：“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抗日的。”

　　白先勇摇摇头，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他首先是反共的。”

　　女记者又问及“四一二事变”。

　　白先勇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是父亲动手的。”

　　事实就是如此。后来，上海举行大游行。据说，在“反对白色恐怖”横标下面，还注明了“白”就是白崇禧。正是具备了惊人的坦承，白先勇才能比较准确地阐释那些图片所呈现的具体化场景。他告诉我：这本书里的很多图注只有短短几句，可自己花了几天时间才写成。我信！因为他对每张照片的诠释，无不是调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因为惟有准确，才有可能感人，也才可能进入别人的内心。在昆曲《牡丹亭》“幽媾”一折里，杜丽娘是鬼，柳梦梅是人，敷演的是人鬼之间的恋情。舞台上有一盏小小红纱灯，靠它照亮了空荡荡的舞台，真实就是一盏灯，它照亮了厚厚的《父亲与民国》。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人，回族，伊斯兰教。因用兵机巧、谋略超人，素有“小诸葛”之称。李宗仁与他并称“李白”，属国民党桂系核心。

　　白崇禧14岁考入陆军小学，在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时年23岁。后进入广西陆军模范营。在模范营里，白崇禧崭露头角，如“刀刃之新发于硎，意气豪迈”。他成名在北伐，以副参谋总长名义，实际负参谋总长全责。自1926年始，运筹帷幄，指挥督战，历经两年的辗转周折。“从广州打到山海关”，堪称“完成北伐第一人”。唐山官民举的横标上写“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的照片，就是证明了。

1928年8月1日，白崇禧游故宫，忽见宫里居然有座“崇禧门”，在门前留影。

　　1929年的蒋桂大战，是一场最不该发生的战争，蒋桂战争引发中原大战（1930年），国民党失去北伐后统一的机会，中国形成四分五裂局面，遂让日本有可乘之机。——白崇禧败走麦城，他与李宗仁一度流亡安南河内。当我看到那张流亡安南入境证件的头像，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骑在“回头望月”战马上的勃勃英姿哪儿去了？我说：“你父亲怎么看都像个逃犯啊！”白先勇答：“是逃犯，蒋桂大战打完，他就受到通缉。”原来一个人由胜转败，不需要走多久，也无需等多久。白崇禧一生数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倒蒋是发生在1936年。李、白二人联合广东的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出兵，史称“两广事变”。他们6月1日起事，很快失败，李、白二人致电冯玉祥，愿听命中央。9月，蒋介石亲笔函到达南宁，终于使他们放弃了倒蒋的政治意图。

　　在广西，白崇禧是个受人崇敬的人物。崇敬的原因除了武功，还有文治。1930年冬至1937年7月的七年间，他回广西主持建设。在黄旭初辅助下，以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励精图治的精神，按照制定的实业计划领导广西各界积极苦干，终于获得了“模范省”的荣誉。这个荣誉称号绝非虚名，广西确实在矿产、交通、农林、垦荒、市政、航政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成就。这也是当时去过广西的人士所发出的较为一致的好评。其中，以胡适的《广西印象》为代表。另一位美国人（艾迪博士）还这样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能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8月4日，蒋介石派专机至桂林，将白崇禧接往南京。北伐期间，他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如今再度出任蒋介石委员长最高军事幕僚长，“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蒋桂战争的恩怨，因对外抗日而暂时勾销。

　　抗战期间的重要战役，白崇禧策马扬鞭，无不参与，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蒋介石携白崇禧飞抵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视察陇海前线。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明天就是恶战！在镜头面前，三人站到了一起。蒋介石当天离开，留下白崇禧，令其协助李宗仁。白先勇久久望着这张相片，慨然道：“多有历史意义啊，三个国军领导人一齐站在中日战史的转捩点上。”

　　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为国共名家所看重，不仅是战功，还有他的头脑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到老还能整段整段地背《史记》、《汉书》。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中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这个建议，立即被军事委员会最高领袖蒋介石所采纳，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对抗战全盘策略影响至深、至广。时间过去了七十余载，当我重读白崇禧这段讲话，仍为其军事才干与远见卓识而折服。

　　进入国共内战，白崇禧和林彪成了生死冤家。先有白崇禧于东北四平街视察，力主追杀林彪余部，后有林彪用数倍兵力包围，在广西彻底击溃白崇禧，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图谋“划江而治”的失败和新桂系兵力的溃散，如寒风扑面，悲凉入骨。有限风光，无端消息，白崇禧独自漫步在海口的沙滩，做出最后一次的人生抉择——登上了赴台的飞机。“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

　　合上图册，我只问白先勇一句：“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客房里，柔和的灯光照着白先勇略显疲惫的面容。听了我的问，他激动起来，正色道：“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夜深了。灯下，我俯身端详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骁勇之将。想来，白崇禧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因为忠于最初的选择，才能说是完成了最后的命运。何况他深信自己戎马一生，功在党国，地位不可撼动。尽管心底清楚到了台湾，会受到蒋介石什么样“待遇”，他还是只身去了。“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这是白崇禧于1947年在台南手书郑成功的楹联，它很能表达一员武将的心志。其实，不止是白崇禧需要选择，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去从，也是需要掂量和选择的。陈寅恪为什么会写《柳如是别传》？无非是在败亡下，内心难以抑制的吊古伤今之情。然而，事情的结尾和爱情的结局又极其相似，最后都是无可奈何的徒然。即使徒然，也让后人获得珍贵的感悟：因为我们看到了曾经付出的沉重力量和深厚感情。

　　到了台湾，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恩怨开始了总清算，白崇禧则开始了孤寂落寞的日子。原来，手下百万雄兵，而今，听他讲话的只有孩子了，仔细打量30盆素心兰，成为他的安慰与快乐。从前，白先勇与父亲离多聚少。来到台北，已是中学生的他，有了观察社会事物的能力。对父亲的政治处境及复杂心境，也有所体会。尽管宅前有警察监视，身后有便衣跟踪，但白崇禧举止坦然，安之若素。此时，儿子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者在逼仄窘困中的持守与从容。白先勇觉得父亲像历史上的李广——一个落难英雄。

　　1962年12月，白夫人马佩璋去世。69岁的白崇禧在40天内，每日必躬率子女准时亲往墓场念经（回教之规），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仿佛心缺一块，天塌一方，此后人们发现他一下子老了，精神也大不如前，常常是寻寻觅觅的神情，茫然若有所失。不久，白先勇赴美留学。父亲身穿双排扣棉衣，头戴毛线帽，亲自到松山机场送行。秉性刚毅、不轻易流露情感的白崇禧在寒风中，立于舷梯下，老泪纵横。

　　1965年7月，即在李宗仁夫妇投奔大陆后，满腹心事的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长函，托人交给旅居香港的黄旭初。原来，大陆失败一直是他痛中之痛，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反攻大陆与恢复民国之事。信中，无一字谈及私谊，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这是白崇禧！儿子如实地在“序”里写了出来。

　　不承想父子一别，竟成永诀。如一部传记所言，母亲的离去，留给儿子的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和世俗性记忆；父亲的去世，带给白先勇的是有关尊严的历史记忆。新亭泣罢又兰亭，觞咏流传草尚馨。年复一年，父亲的严格、自尊、智慧，母亲的开朗、乐观、仁爱，都成为思想感情的丰富养分和力量，积淀并内化为白先勇的人格品质。

　　“回报时代，回报父母，为父母那个时代谱一曲挽歌。”这话是白先勇说的，他兑现了承诺。白崇禧一向要求子女“做事一定要做到底”。白先勇从1960年创办《现代文学》刊物，到写小说散文，到搬演青春版《牡丹亭》，再到《父亲与民国》、《仰不愧天——白崇禧传》，五十年来，他把每一件事都做成了，也都做到了底。为此，自己付出了一切。比如，《现代文学》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援助，当初办这份刊物需要的创办资金，完全是由白先勇向家中友人筹募而来，后来则是靠他的薪水，还把父亲留下的一栋房子全部贴了进去。为此，即使自己挨骂，也无怨无悔。

　　作家应具备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在《父亲与民国》图册里，我觉得白先勇还有一种能力，即诠释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几乎是无法模仿的。他的图注有一个特点是不做过多诠释，把每一行字，都视为步步危棋，下笔克制谨慎。这个时代，算来已有百年，但其中的许多事的对与错，至今也难判定。时间是个极其强大又极其可怕的力量。即使很大的事件，从更高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并非现在判定是对的，以后就永远对下去。

　　“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这是台静农在《龙坡杂文》序言里的一句话。它让我们感受到读书人经历飞扬与挫折后的伤感。没有阅尽兴衰，没有人生体验，这话是说不出来的。我想，白先勇也是这样，否则我们不会看到《父亲与民国》。

　　为了记忆，需要我们站出来陈述，陈述真实，陈述经历。历史和爱情一样，只有凝固成记忆，才能持久。

　　《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