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 原清军将领，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鄂军都督府都督冯国璋 北洋军皖系首领。清军第一军总统，指挥清军攻打汉阳10月下旬，革命军遇上了真正的狠角色——冯国璋。新兵占很大比例的革命军与训练有素的北洋军狭路相逢，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但汉口、汉阳相
黎元洪 原清军将领，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鄂军都督府都督
冯国璋 北洋军皖系首领。清军第一军总统，指挥清军攻打汉阳
10月下旬，革命军遇上了真正的狠角色——冯国璋。新兵占很大比例的革命军与训练有素的北洋军狭路相逢，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但汉口、汉阳相继失守，就连首义之地武昌也岌岌可危。可就在北洋军一路高歌猛进，打算一举攻克武汉三镇时，冯国璋却被袁世凯一纸调令叫回了京城。
没有革命军，无法逼清廷就范；没有连下武汉两镇的战绩，无法迫革命党和谈。战与和，都是袁世凯手中的棋子。他翻云覆雨，注定要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
革命军遭遇杀手锏
10月19日，革命军攻下汉口刘家庙，武汉全城沸腾，就连妇孺都手携茶水送至火线，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阵势。就在武汉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刚刚就任革命军都督的黎元洪却乐不起来。在会操中见识过北洋六镇风貌的黎元洪深知，革命军面临的挑战还远未到来。
果然，8天以后，冯国璋率领北洋军杀到刘家庙。冯国璋既不是未发一枪就钻狗洞逃跑的湖广总督瑞澂，也不是只会穿着行头在舞台上耍大刀的陆军大臣荫昌，他可是响当当的“北洋三杰”之一。
其实，最初起义的军队只有不到4000人，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军很快扩充到三四万人。可其中很多都是学生和市民，有的连枪都不会开。这样的军队跟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对阵，自然不是对手。刚一交手，革命军就被冯国璋的部队杀了个人仰马翻。随后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革命军被迫退守武昌。
11月底，代表同盟会指挥武昌起义的黄兴无奈出走；本就半推半就的黎元洪也为自己盘算着后路；武昌首义的发起人蒋翊武、吴兆麟实际掌控了革命军。
除了军事实力上相差悬殊外，革命阵营中派系林立，也使这个本就脆弱的联合体更加不堪一击。
吴兆麟 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
汤化龙 原湖北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曾任民政部长等职
榆木脑袋被“下课”
眼看武汉三镇指日可下，冯国璋志得意满地对人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还来个世袭罔替呢！”就在他一门心思想当匡复社稷的中兴之臣时，袁世凯突然一纸调令，把他从武汉前线调了回来。
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却是个榆木脑袋。他号称是“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还真有点忠犬护主的劲头儿。在战场上他只想着打胜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没领会东家袁世凯的政治意图。出发前袁世凯给他下达的六字方针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汉就一鼓作气连下两镇。
11月17日，就在他又一次大败黄兴时，袁世凯却把本来非他莫属的“湖广总督”一职授予了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冯国璋在前线拼死拼活，官却让没打过一仗的段祺瑞当了。冯国璋别说多窝火了。回到北京后，他来了个闭门谢客，谁也不见。
袁世凯的“小九九”
是战是和，袁世凯有自己的“小九九”。可以说，武昌战事一开，事态的发展就握在他的股掌之间。
武昌起义两天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清政府就发出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任命。可袁世凯却托起大来，坚辞不就。后来在反复劝说下，他抛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全权统领水陆各军等六项条件，才肯出山。
火烧眉毛之际，清政府当然一口答应下来。此时，前线疲弱的清军焕发了活力，来了个绝地大反攻。可死心眼儿的冯国璋没掌握好尺度，眼看就要把武汉的革命之火给扑灭了。没有革命军袁世凯也就失去了挟制清政府的砝码。于是他赶紧换上了“懂政治”的段祺瑞。
段祺瑞果然深得精要，一上任就按兵不动，积极联络革命军进行和谈。此时，进退维谷的革命军一把抓住伸来的橄榄枝。双方就此偃旗息鼓，坐到了谈判桌旁。
黄兴 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负责指挥阳夏保卫战
外眼看辛亥
“总指挥官身材魁梧，一副典型的中国人模样……（谈到作战时他）脸色坚毅严厉，锐利的目光闪烁着战斗的火花。”
“看到这个中等身材的中国人毫无军人服饰，头发蓬松，面目污垢，双眼充血，我只有由衷地向他表示怜悯之情。”
——10月20日英国《大陆报》记者在先后采访了革命军都督黎元洪和湖北提督张彪后分别写道
“朝廷的军队冒着马克辛机枪的密集火力，沿着堑壕冲上来。他们的勇猛冲击形成了那一天战斗的显著特点。”
“他们（革命军）英勇无畏，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为自由解放而战。也许这些新兵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勇敢行为已经使西方许多军团都羡慕得涨红了脸。”
——在汉口观战后英国人丁格里在《中国革命记》中这样描述双方的表现
“中国街上整日大火熊熊，自新码头方向起直到中心部分更加猛烈，几乎成了一片火海。我有生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大火。清军为了达到战略上的目的，将无数亿元的财富化为乌有，未免太残酷了……”
——日本三菱株式会社驻汉口职员内田顾一看到北洋军火烧汉口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对袁世凯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袁世凯复出后英国外相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电报中说
报纸看出人心向背
自从10月12日报纸上登载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集中着《申报》、《时报》、《民立报》等报馆的上海望平街，就成为万众瞩目的消息中枢。
读报、议论、张口、脱帽、搔头……人们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报馆往往在大门和玻璃窗等显眼处张贴出有关当日战况的大字报。读者们的各种反映，也折射着人心向背。“闻革军胜，则无不欣欣然以为喜；有谓官军胜者，则必迁怒于此人。”
人们期盼革命军胜利的心情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当《申报》贴出冯国璋的部队攻陷汉阳的号外后，愤怒的人群竟然砸破了报馆的玻璃窗。
一方面为了声援革命，另一方面也为迎合读者心理，即便是在革命军被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之际，革命军胜利的消息仍在报纸上屡见不鲜。
多年后，郭沫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实际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年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
蒋翊武 文学社社长，首义元勋
立宪派倒向革命党
就在黎元洪嚷嚷着“莫害我”，不肯出任革命军都督时，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却大大方方地接受了革命军的邀请。
清末，主张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派并非主流，像汤化龙这样的立宪派在社会上占有绝对优势。可清廷并不领情，立宪时间一推再推，好不容易抛出个内阁，13名阁员中倒有9个是满洲贵族，换汤不换药。如果说，清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已经触怒了主张立宪的地方士绅，那么皇族内阁则彻底伤了“立宪派”们的心。
起义第二天，汤化龙就以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各省有识之士不要再当清廷炮灰。看到通电，满清大佬们大为震动，惊呼道：“文进士武统领都造反了!”
如果没有汤化龙等立宪派的参与，区区四千革命军，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武汉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起义的成功与立宪派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清政府后院起火
10月底，就在冯国璋率北洋军猛攻汉口的当口，清政府的后院起火了。新军第二十镇突然屯兵滦州（今河北省滦县），发动了一场兵谏。这次兵谏的主角是有“士官三杰”之称的新军将领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
对清政府而言，近在咫尺的“兵谏”比远在长江沿岸的武昌起义危险得多。为了化解危机，清政府甚至把更激进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也派去当说客。吴禄贞风风火火赶到滦州，一见面就跟张绍曾说，还搞什么兵谏呀，干脆起义得了。可谁料出师未捷身先死。直捣黄龙之事尚未商妥，吴禄贞就遇刺身亡了。
失去了主心骨的张绍曾，精神防线瞬间崩塌，交出兵权后，便无声无息地遁隐山林了。一场直捣京城的大起义就此偃旗息鼓。袁世凯也避免了腹背受敌的窘境，可以专心致志对付南方的革命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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