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远征军兵败缅北谁之过

　　导读：2014年9月3日，国家公布了首批抗日英烈名录，戴安澜将军名列其中，成为了中国远征军牺牲将士的代表。1942年上半年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是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人首次大规模、成建制地踏出国门，其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其中，第五军、第六军皆为蒋介石主力部队，可谓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却落得兵败野人山的结局。戴安澜将军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扼腕叹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这里仅就中国远征军指挥权之争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般认为，1942—1945年国民政府在缅甸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自甲午战争之后，承担国际道义的一项重大举措。为此国民革命军的众将士与我滇西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果。出于履行与美英等国的盟友义务，中国远征军得以组建和出征。同样，正因为各盟国之间的相互支持，远征缅甸才能成为八年抗战中，我军在战略进攻中获胜的唯一战例。然而，也正由于“盟军”之间的相互扯皮直接造成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在缅甸的全线败退，使得1943年底到1945年初，中国驻印军不得不花大力气反攻缅北，白白牺牲了许多将士。指挥系统的凌乱、权责界限的模糊，大大影响了“盟军”的军事部署。战争初期，“盟军”间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中英之间战略意图的分歧，不仅使我远征军失去了遏制日军进攻的时机，并被动地置于英军撤退中“挡箭牌”的角色。

　　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这标志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南岳军事会议称之为“中期抗战”)。对此形势，日本政府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在没有能力对中国实施全面占领的情况下，对蒋政权实施全面封锁，切断其获取外援的通道以瓦解其抵抗意志，甚至促成其内部崩溃，成为了日本大本营的不二选择。尽管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仍然没能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抗战前夕，我国石油、钢铁、机械、车船等几类重要战略物资的自给率仅分别为0.2%、5.0%、23.5%、16.5%，1936年关内各省石油总产量只有327吨，而仅钢铁一项每年即需进口646474吨。与如此贫弱的重工业生产相对应，中国的军需物品，尤其是武器装备长期依赖于国外进口。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并无弹药储积，至1936年才开始实行兵工建设与械弹储备的五年计划。国内的军工生产根本无法满足战争开支。据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所载中国海关统计报告，1929年到1931年共进口军械军火总值31413078关平两，年均超过1000万两；1932年到1934年，子弹进口净值达33662186关两，年均1122万两。这造成了国民政府抗战异常倚重外部支持的局面，同理，对外交通线也成为了日军攻击的重点。

　　抗战初期，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通道大概有五条：

　　一、海路经香港、广州，转粤汉铁路，这条补给线在武汉、广州失陷后，已完全被切断。至此，西南交通线之于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愈加重要。

　　二、连接越南北部与广西的越桂公路。1939年11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攻占南宁，切断桂越公路。

　　三、滇越铁路和滇越公路。1940年6月，法国败降于德国，日本便借机威逼维希政府，并于9月抢占越南北部，切断了滇越铁路。

　　四、经由甘肃、新疆前往苏联的西北交通线。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署中立条约。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这条交通线名存实亡。

　　五、滇缅公路。

　　从上可知，滇缅公路几乎就成为了中国获取外援的唯一通道，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在东南亚扩张，兵锋直指缅北，云南遂从大后方迅速变为前线。1941年12月10日，日军击沉英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英军在印度支那附近已缺乏海上力量的保护，缅北已危在旦夕。

　　缅北战场的归属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如何划分各同盟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就被摆上了台面。1941年12月22日到1942年1月14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即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其间，罗斯福就提议成立南太平洋战区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以协调对日作战。1941年12月29日，美英领导人便任命驻印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为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以蒋为最高统帅。两日后，即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自此南太平洋战区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筹建工作便告展开。

　　毋庸置疑，这两个战区的划分是由中英两国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而定的。但滇西缅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二者的中间地带，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英两国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敏感的地区又有谁来负责管辖？

　　缅北地区久沐华风，胡康盆地喀钦、那家、撒族等民族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诸葛亮《出师表》中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泸水”即怒江，有人甚至考证，“不毛”并非形容土地贫瘠，其实是“八莫”音转。据孙克刚将军遗著《缅甸荡寇志》中所载：部队在距八莫七十多里的庙堤发现了明万历十二年三月所刻的碑碣，上载明代征西将军刘綖与当地土司誓众的誓词。时任200师师长的戴安澜将军在1942年3月4日的日记中附诗两首，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并注曰：“武侯南征北返，缅人留之，武侯慰之云：我还重来。缅人询以重来之期，武侯指缅中不开花之草云：此草开花，余重来矣。自武侯回国后迄今，所指之草并未开花，去岁忽然开花，而缅人亦早知王师应到达矣”。全诗豪气干云，足见戴将军但求一战的期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缅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的联系。

　　然而，其时缅甸尚处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缅北人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无疑会造成英方顾虑。伦敦方面深忧华军入缅作战可能激发缅甸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维护其在缅甸的殖民统治。罗斯福派到印度的特使约翰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守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或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让步”，他们“想既收复缅甸又不对将来的政府形式承担任何义务”。丘吉尔在劝说魏菲尔同意中国军队入缅支援英军时，也不无担心地表示：“在这一切(华军入缅打通滇缅公路)后面，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这又会使我们必须排除的种种灾难和挫折更严重起来了”。对英国人而言，允许中国军队赴缅参加对日作战，不啻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缅战初期中英双方就在战略意图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伦敦宁可放弃缅甸，以收缩兵力保卫印度，并将中国远征军作为阻击部队，掩护英军撤退，以图尽量避免中国军队在缅甸造成过大影响；重庆则试图全力保卫缅甸，以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

　　这让作为中间人的美国政府十分犯难。一方面美国人意识到对日作战中不能不倚重于中国军队，以牵制日本大部分有生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两天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便满怀憧憬地说，美国“决不是孤立的”：

　　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加之，罗斯福总统考虑到战后，“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将随之消失，而强大的英、荷、法帝国也将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为期不远”，届时，填补这一权力真空的，除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外便是苏联。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美国势必要积极扶持国民政府，以便未来“在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国民党中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另一方面，欧洲战场更牵动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战略中，英国的地位是不能有丝毫折扣的。两难的处境使美国在战争伊始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力图在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前提下协调中英关系。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华盛顿时(指‘阿卡迪亚’会议期间)，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

　　这样的国际关系直接地反映在缅北战场的归属上。马歇尔上将在其最初起草的备忘录中，建议中国战区的范围“应包括缅甸的东北部，以及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凡是合作国部队可能到达的地方”，而罗斯福总统在审批时，却删去了“缅甸东北部”。很显然，马歇尔此举更多地是基于军事层面的考虑：缅东北对于重庆的特殊的军事意义，以及国民革命军将在缅北担负起主要责任。而罗斯福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意过分地刺激英国，故将“缅甸东北部”划给南太平洋战区，这等于在外交上重申了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地位。在“缅东北”的归属问题上，军事现实与政治考虑全然背离，正是这种背离预示了盟国之间在缅北战场指挥问题上的矛盾。

　　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蒋介石在复电罗斯福，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两日后，即1942年1月4日，就电示远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着手组建参谋部。对于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人选，蒋大体有两个要求：“1.其军衔必须是中将以上，因为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所派代表均为中上将级；2.此人不一定非要熟悉东方故实，只要其有品行与热心即可”。据此，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提议“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毋庸置疑，对中国情况了解越少，则越有利于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当然“希望接受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蒋介石邀请美国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并负责组建参谋部的真实用意，不外是借美国人之手以提高自身在盟国中的地位，以便在与英方的博弈中占据优势。然而，精明的美国人却不可能不明不白地花冤枉钱。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蒋介石而言，史迪威远非合适的人选。

　　1942年1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告知美英双方赋予史迪威的职责，其中有一条显得十分巧妙：“在蒋委员长统筹之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自愿交与指挥之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总计划应受魏佛尔(魏菲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史迪威来华伊始，蒋便顺水推舟，于3月8日正式任命其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授命其指挥入缅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6军。无疑，蒋介石此一举动，就是要假史氏之手掌控缅甸盟军的实际指挥权。做出这一任命的次日，即3月9日，他去电宋子文，曰：

　　据敌广播，仰光昨午已被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效。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则在缅英军，宜亦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

　　他训令宋子文就此事与罗斯福总统接洽并转商丘吉尔首相。蒋委员长通过史迪威来掌握缅甸中英联军实际指挥权，将缅甸战场纳入其战略之下的意图不言而喻。然而，精明的罗斯福对此洞若观火，他不愿因缅甸问题而开罪英方，故以“史迪威权限甫得英方之同意”为由婉拒了蒋介石。可是，美方看似中立的姿态却无异于确认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混乱的局面，即缅甸战场上的盟军存在着两个互不统属的指挥机构。

　　史迪威当然不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他曾一度为能得到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兴奋不已，认为自己遂能大展拳脚。在3月10日的日记里，史迪威写道：“用冷静的眼光来看这件事，中国人把军队交给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的，尽管他们加给我种种限制，但他们应该给予本应得到的称赞”。蒋介石把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实际上是将皮球踢给史迪威，让他直接与英方交涉，折冲樽俎以助蒋自己争取缅甸战场的指挥权。故而，当史迪威与蒋介石会晤时，蒋便要史迪威“管好自己指挥的部队，不要与英国人打交道”。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蒋介石要史迪威与英方讨价还价的目的算是基本达到。

　　事实上，史迪威一到缅甸，英方代表就在3月12日的中英联合报告会上提出，史迪威指挥中国第5、6两军，这与时任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正因如此，史迪威第一次会见亚历山大时就闹得颇不愉快，史迪威“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而亚历山大则“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当谈到指挥权问题时，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亚历山大之所以会说“从他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预判：缅甸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驻缅一切军队自因归属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节制，既然最高统帅部授权亚历山大指挥缅甸战事，则中国军队理应受亚历山大指挥。况且蒋介石于2月27日在昆明部署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相关事宜时，规定“第5、6两军暂归杜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司令指挥”，既然亚历山大是胡敦的继任者，则他对远征军的指挥是得到重庆授权的，突然从“石头缝里钻出个史迪威”，自然感到掣肘。

　　3月24日，亚历山大飞往重庆会见蒋介石，重申其对入缅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这时蒋再次玩弄政治手腕。他对亚历山大许诺“全部缅甸战局，应仍由将军指挥之，史蒂威尔(史迪威)部下之中国军队自亦包括在内”。同时让夫人宋美龄出面送给史迪威一张便条，告之“在华盛顿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前，缅甸最高指挥权将交给亚历山大”。3月28日，志得意满的亚历山大在眉苗面告中国远征军参谋团长林蔚：“已在渝决定，以本人为在缅作战之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指挥。”然而，亚历山大对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却只是蒋介石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驻缅中国军队参谋团和各部队始终没有正式接到这一命令。

　　蒋介石假美国人之手以对抗英国的做法虽然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这远没有为其争来对缅北战场的实际控制权，却进一步造成了缅甸战场指挥系统的紊乱。当3月19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蒋介石大元帅接受了我方的要求，亚历山大对于实际上在缅甸境内的全部军队应有最高的指挥权”时，罗斯福则坚持“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权”。次日，罗斯福又给丘吉尔回电，以“指挥权问题尚未澄清时，他(蒋介石大元帅)不容许他们(第5军、第6军)全部调到缅甸”为由，建议“指挥权问题在此告一段落”，以搁置指挥权的争端。自此，北战场名义上隶属于南太平洋战区实际上中英两军分属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这个局面被当作既成事实为各方所接受。无疑，这种“双重指挥权”大大有害于中英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并直接影响了后来平满纳会战的实施。

　　事实上，即便是在中国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仍然是模糊不定的。把士兵和装备看作“固定资产，必须保存下来，用以支援对其……同胞的战斗，去谋求经济和政治的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决不可能放心把作为其嫡系的第5军、第6军交给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外国人”。早在1月，蒋介石收到宋子文通报“美国拟派史迪威中将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电文后，便于1月21日、22日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特别提请宋子文注意与美方接洽：“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又必须接受统帅的命令而行事”，并特别叮嘱宋子文，此乃“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3月4日蒋介石在腊戍视察缅甸战局时，便指示杜聿明：“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当杜聿明问及“如果史迪威将军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时，蒋介石就回答：“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卫立煌、杜聿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长官，正司令长官在卫立煌未到任之前由杜聿明代理。其统帅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66军(军长张轸)三个军，共辖9个师，总兵力约10万人。然而，第一路军正副司令长官与史迪威之间为何种地位关系却未作任何规定。当史迪威抵达缅甸之后，曾以驻缅中国军队总指挥的名义对英国总督多尔曼-史密斯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不久之后，杜聿明又以同样的身份拜访多尔曼-史密斯，总督不解地问杜聿明，为何他与史迪威会担任同一职务？杜聿明诡秘地笑答：“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史迪威抵达缅甸前线后，计划主动出击，以第5军主力协同驻扎在同古的200师，夹击来犯的日第55师团，而远征军第一路军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则认为现实形势下，攻击部队已不可能按计划达到预定位置(叶达西)，故应放弃同古。二人争吵不休，最终杜聿明越级上报蒋介石，由蒋拍板命令200师于3月29日撤离同古。史迪威对蒋介石频繁地直接干预指挥极为不满。他曾在日记中对此事抱怨道：“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蒋介石)说‘做好进据仰光的一切部署’；他在接到一份悲观的报告后，又下令在彬马那(平满纳)就地驻扎”。对于重庆的直接干预，史迪威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然前方华军将领则不免于奉若圭臬：

　　他们(杜聿明、甘丽初等人)感到最紧迫的需要就是讨好大元帅，如果我的建议或命令与他们所认为的他的意图相左，他们就会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当我毫不客气地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后，他们就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例如停止某一个团的调动，等到再想调动它时已为时太晚了——或者是干脆不下达命令，或者是下达命令，但在命令中加上许多“如果”和“以及”，或者是在受到敦促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下级军官不理不睬，不去执行，或者是伪装采取行动，然后报告说敌人太强大。……我不能枪毙他们，我不能撤他们的职，仅仅同他们谈话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最终结果就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承担起不利后果的责任。

　　史迪威的怨言更毋宁说是对中国远征军指挥权责不明的写照。这种权责不明导致了驻缅中英联军有着两套不同的指挥系统，相互扯皮，贻误战机。并且，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内部的指挥权责也十分地不明确，经常出现史迪威、杜聿明以及后来的罗卓英之间各行其是的现象。所有这些都直接造成了平满纳会战的夭折，以及远征军在东线的溃败。

　　更为重要的是，一心想指挥一支军队在战场上大展拳脚的史迪威，不得不在缅北战事结束后转而通过其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与中共和八路军秘密接洽，这几乎导致了美蒋关系濒临破裂。史迪威曾说过，只要政治清明、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是不可以战胜的。后来的朝鲜战争证明了他的洞见，历史的反讽则在于，那时中国军队的对手恰恰是美军。时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开始了就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入的反省，诸如赫尔利、魏德迈等“挺蒋派”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一般认为，美国国内的冷战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传统派，该派盛行于冷战初期，基本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服务，认为冷战的爆发是苏联对外扩张的结果，代表人物为乔治·凯南；二、修正派，随着部分档案的解密和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左翼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的风生水起，该派达到鼎盛，其力主批判美国对苏对华政策，认为其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后修正派，主张对冷战进行更客观的研究，代表人物为约翰·加迪斯)，关于这点，可参看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