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诚为何丢台湾省主席大位

蒋介石与陈诚

　　1949年1月初，受蒋介石重托，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对台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初步稳定住台湾局面，为蒋介石保住了最后的落脚地。12月初，国民党败退台湾，12月15日，蒋介石任命留美博士、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陈诚“省主席”一职由吴国桢取代一事，背后有各种力量的考量和博弈。

　　为争取美援，陈诚让位吴国桢

　　陈诚将“省主席”职务让出给吴国桢一事，起因于美国方面的一个动作。1949年11月初，曾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忽然电约时任台湾当局“国防部”次长的郑介民赴美一行，台湾方面对此邀请寄望甚殷，郑介民乃应约赴美。归时带回一份重要文件，即美国海军上将白吉尔与郑介民的谈话记录，时间为1949年11月17日下午三时半，担任记录与翻译的为国民党政府驻美武官皮宗敢。其中最重要之点为：台湾如果对“省政府”进行改组，让吴国桢出任“省主席”，则美国将承诺恢复对台湾国民党的援助。这件事情在《司徒雷登日记》中亦有蛛丝马迹：11月6日“郑介民到访，长谈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等问题。他并带来蒋介石给我的信。”11月8日，“邀请郑介民、皮宗敢和一位陈某吃晚饭，我很坦诚地跟他们交谈，一直谈到将近半夜。我们谈到美国援助台湾，及对中共承认的问题。(见备忘录)”其中甚为巧合的是，11月17日上午(白吉尔与郑介民谈话是当日下午)，司徒雷登十点钟访白宫，并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韦布，巴特华绥等，“大家提出各人对远东的意见。杜鲁门总统当初准备听取一些主要的提议，……可是末了却相信我们都说得对。韦布说这是他所曾见到的一次最令他满意的访问，历时一个钟头。”

　　以下为白吉尔对郑介民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

　　(一)希望中国做到者，为改革台湾政治，必须台湾人民拥护政府，对政府有信心，方能鼓舞民心士气，增加反共意志。希望台湾政府能代表各阶层各党派之利益，而非国民党一党专政，该政府务必为全体台民谋福利。吾人认为陈诚将军之行政尚未成功，吴国桢先生在渝市及沪市之成就甚佳，美方认为彼为主持台政之理想人选。……若吴氏主持台政，应给予彼完全之权力，以任用良好之干部。……

　　(二)以上建议若能获得委员长之批准及支持，则美政府可以进行以下各事：

　　甲、派遣经济顾问团来台，协助台湾当局，计划办理工业、财政、商务、农业、行政诸事务，人数以不超过三十人为限。

　　乙、派遣非现役之军官，每军别约二十人及三十人来台，协助台湾海陆空军，策划办理补给计划、军队行政与训练诸项业务。但彼等不参加第一线作战指挥。……

　　丙、物资方面

　　(A)陆军供给台湾孙立人部防卫军六个师之装备。

　　(B)海军供给海军巡逻舰十六艘。

　　(C)空军供给必要之零件材料及修理设备。

　　(D)供给少数之雷达站及军用通讯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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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时惶惶不可终日、且将美国视为唯一救命稻草的蒋政权而言，白吉尔开出的这个条件确实是很有诱惑力的。据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的日记，当时退台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对台湾到底能否守住十分关心，且大多抱悲观态度，1月2日，徐晚饭后访“行政院长”阎锡山，“询其对保守台湾有无把握，谓，毫无。余以为应提供一守台必须之办法请蒋先生执行，不行即辞职，毋恋栈，自败而败国。渠以为应先提辞呈，不准时再提计划。答以更好。”

　　12月初，郑介民返台，将文件上呈时在成都的蒋介石，蒋让王世杰先与陈诚先行商议，陈诚表示，就他个人及整个大局而言，他可以让出“省主席”一职，因为当前“财政上的负担确是很重，开源节流，均极困难，尤其是要完成反共抗俄大业，势非争取国际同情不可。如美国确能改变态度，对我援助，则凡美方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应加以考虑，而予以接受。绝不可为了我个人的进退，而关闭了中美合作之门”。

　　蒋自成都返台后，蒋陈二人商量，为不失去这一机会，又避免万一“上当”太失脸面，“省主席”还是陈诚，由吴国桢以省府“秘书长”的地位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负责处理省政。但次日蒋找王世杰、吴国桢谈话时，吴拒绝接受，蒋又再找陈诚谈，陈“坚决表示愿意将台省主席职务完全辞去，以便吴氏可以单独负责。但总统始终迟疑，又接着连说：‘太冒险，太冒险。’商谈至此，遂算大致达到决定阶段，即准我辞去台省主席，而由吴国桢接充。不过总统对于财政方面还是很不放心，对于财政厅长一职，不主张遽易新人，……但吴氏因为预谋已久，故即此亦不惜以去就力争。我也向总统建议，吴氏既不信任严家淦，以后恐难合作，不如由吴氏另找替人”。(《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第87-88页。)于是，1949年12月15日正式公布了这一改组方案，21日履行了新旧交接仪式。

　　美国承诺援助落空

　　吴国桢上任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请美国兑现承诺，他会晤美国驻台总领事阿德格，托他转达美政府：台湾省政府已依照美方意旨改组，希望美方履行诺言，从速援助。阿德格转电美国务院请示，美国务院“不独没有正面答复，且于23日秘密通令驻外各使领馆人员不得过问台湾内政”。1950年1月5日，“美总统及国务卿相继发表声明，强调对华政策并无变更，……并没有考虑对台军援。”“一时外电纷传，人心惶恐，恍如大祸即将临头，岌岌不可终日。”(《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第90页。)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也记载，“顾大使电，十二日艾其逊发表政策演讲，关于对华援助，以为等于白费(按杜鲁门对我们论调最近亦坏)。美援大不乐观。闻王雪艇言，其不乐观有甚于艾杜所言者。”；“自顾大使电及艾其逊演讲间或露出后，此间社会大为恐慌。”

　　为探明真相，当局乃电驻美“大使”顾维钧，令其就近探明具复，以下是顾维钧的回复：

　　外交部叶部长并请转呈三八号电敬悉，遵即补叙，并将致国务卿之备忘录备文于昨日下午面交主管次长，告以我因台湾重要，正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努力从事改革，俾稳定民心，巩固防御，并举最近减税及改组省府人选等为证。但因情形紧张，同时需要美方适当援助甚急，故请国务卿从速考虑并转呈杜鲁门总统迅予决定。美外次未阅备忘录即答称，所云已办各项改革甚佳，皆贵国当局应作之事。昨闻新任吴省长告美副武官谓美政府所希望各项新政，均已照办云云，不无误会。美政府之关注，只在贵国自动改善一切，俾于保卫台湾，可去内顾之忧。并使成省治模范，足使大部分民众感戴归诚，并无其他意见云云。彼又询台湾军事方面有何改革，归谁统辖，闻海陆空司令各自行动，征用人民房屋物品，骚扰居民，省长无权过问，而孙立人将军拥虚名而无实权，故亦无法控制。长此以往，仍难望所办之改革发生效验。吴省长前任极困难之上海市长，成绩甚佳，但亦因受军事当局之牵制，不能尽量发挥其能力。此次当予以宽大职权，当经职略为解释。彼又谓：台湾资源丰富，尽够自给。现闻不特大陆难民，纷纷至台湾，且大量撤退之军队，亦运往该岛，问我是否欲以台湾一岛之财力供给中央政府。又问：所请援助，是否欲以补台湾此项经费之不敷，抑为巩固台岛俾成为对大陆继续抗共之根据地。职答：仍是后者，彼较慰。并请职将其所表意见电我政府注意。

　　按照顾维钧的回忆，顾维钧见美外次、即“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是在12月23日下午，那顾这份给台湾回电的时间是24日，回忆录的内容比电报详细，但意思基本相同，其中关键的一段是：“吴国桢在同美国驻台湾助理武官谈话时曾说，美国政府期待中国进行的一切改革都已经办了。他(巴特沃思)不理解这一点，因为美国政府从未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步骤。它所感到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应该为台湾人民谋幸福，以保证他们的忠诚，从而巩固台湾抵御共产党入侵的防务。”见国务院的人这样说，12月27日，顾维钧又让皮宗敢去找白吉尔，白吉尔反问他，为什么孙立人将军没有充分的实权，并且还有其他比他职位高的人干预他的工作。也即台湾的政治调整并没有真正到位。1950年1月1日，美国各报登载了一条“显然来自”国务院方面的电讯，大意是杜鲁门总统不会改变其对中国和对台湾的政策；他已裁决不派美国军队占领台湾；在向台湾提供一些政治和经济援助的同时，将不给予军事援助，但不会反对中国政府雇用非官方顾问来帮助台湾。1月4日下午，在皮宗敢为白吉尔夫妇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白吉尔说，他在提出援华问题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决定不再介入，以免在同政府的关系中陷于尴尬地位。他暗示障碍在于国务院的反对。

　　实际上，白吉尔的建议仅代表军方部分人的意见，包括国防部长约翰逊等人，但军方的意见并不能左右政府，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及杜鲁门总统以及前国务卿马歇尔等人对蒋介石仍十分反感，并未改变不在军事上援助台湾的政策，他们乐于见到蒋介石、陈诚等强人将权力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优秀、开明、清廉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人手中，这一点与军方部分将领的意见接近，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并没有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恢复对国民党军援的考虑。而且，美国政府一是根本不承认有所谓承诺，二是包括军方在内对台湾当局政治调整的力度仍不满意，要求继续扩大他们所看好的吴国桢、孙立人的权限，极而言之，是最好能取代蒋介石的地位，以促使台湾政权进一步驶向符合美国人价值观的、也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轨道。这是一个如意算盘，但其实也是对中国独裁政治本质的认识终究还存在着隔膜的表现。

　　蒋介石用吴国桢乃权宜之计

　　据美国有关情报机构1949年9月间的判断，陈诚是效忠蒋的，孙立人并不盲目效忠：“福摩萨有大约50万人的军队，包括6万人的战斗部队。孙立人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并不盲目追随蒋介石，他现在是福摩萨战斗部队的总司令。毫无疑问忠于蒋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仍然控制着军事物资的供应，陈孙之间缺少合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孙立人也不能从福摩萨的贮备中获取足够的物资供应。”(《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519页)美国人制作了一份国民党残余武装情况表，其中“效忠对象”一栏，陈诚、胡宗南、张群是“蒋介石”，白崇禧是“李宗仁”，马步芳、马鸿逵是“自己”，卢汉、薛岳、余汉谋是“不确定”。建立于这种判断之上的、明确说陈不合适、让陈下来，要吴、孙上去的美国人，意图究竟何在呢？他们对蒋的再生能力，对蒋在台改革、从而稳定台湾局势，以抵御共产党攻击的能力毫无信心，而急于要培植一种能制衡蒋、甚至是取代蒋的力量，以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并被苏联所利用，对他们在远东以致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

　　陈诚让出“省主席”一职，及蒋介石同意此事，并不是因为吴国桢比陈诚更合适，而仅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让美国愿意向台湾提供援助，这种安排，本来就说明吴国桢缺乏像陈诚一样的权力基础，在实力、权位、资望等许多方面都逊于陈诚，虽然在外有美国人撑腰，但在内应当算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省主席”，但吴却做得非常强势和张扬。不久，在1950年3月初蒋拟任用陈诚出任“行政院长”的问题上，吴国桢竟以辞职来要挟，“吴国桢以辞修出掌行政院，其心不安，坚求辞职”。在陈“组阁”过程中，吴国桢坚持不合作态度，蒋介石再三规劝，有意让其担任“副院长”兼“省主席”，吴仍“坚执不允”。蒋又邀吴国桢夫妇聚餐，宋美龄也出面调解“劝告其强勉忍耐，与陈合作”。3月11日，蒋陈最后确定名单后，吴国桢又突然“以财政部长不能与其省府合作，要求其自兼部长相胁”。“余以名单已定，而且已提常会，不能改动告之，而彼仍要求不置，美使馆也间接表示支持国桢，心滋不怿，最后仍照原定名单提案通过，不管美国之态度如何也。”(《蒋介石后半生》，第29—32页。引号中内容为蒋介石1950年2月22日、3月4日、3月11日日记。)

　　这样，蒋吴决裂是迟早的事。果然，半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虽然还不是国民党人所迫切期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已经足够刺激美国人的神经，原来似乎遥不可及的美援乃应声而至，蒋介石不必再为乞求美援而必须用谁、不用谁了，这样一来，本来蒋也很欣赏但经过美国人这样一闹变得好像是美国人硬塞给蒋、甚至要以之来压蒋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人，在台湾政坛还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吗？

　　据吴国桢回忆，在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之前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上，就“公开指责我用欺诈手段猎取省主席一职。按他的说法，我在美国掀起了对我的个人宣传，并骗使中央政府任命我为省主席，借口说任命之后美援就来。他这么说，我当然怒不可遏”。“从那以后，尽管他是行政院长，但由于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省政府，所以不管我制定什么计划，我就自行其是，不同他商量。”(《吴国桢口述回忆》，第131页。)

　　1949年12月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台湾最关键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蒋介石能够接受一个并非正式的美方的提议，不惜将精心策划的退守台湾最为重要的人事布局之一加以更改，反映出其对美援寄望与依赖之殷，也凸显了吴国桢出任此职所肩负的重任，如果美援因吴的出任如期而至，自然皆大欢喜，然而美援并未因此而来，吴却与当时台湾的主流政治游戏规则背道而驰，与当时台湾政坛最核心的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均有纷歧，当利用他以钓来美援的作用基本失去时，吴的政治行情必然会低于他获得“省主席”职位以前，甚至糟糕得多，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